七十年代香港基督教出版業綜覽
作者：梁冠霆
一、華文市場的調整：基督教刊物的新陳代謝
東南亞的政治因素
傳統雜誌的停辦與革新
基督教的新銳雜誌
大專界出版的動向
異軍突起的《抉擇》月刊
二、自養、合作與本色化的道路：基督教出版界的檢討
自養的道路
合作的道路
本色化的道路
三、轉型、創新與協作：基督教出版界的演進
華人接棒的趨勢
證主的事工型轉向
繼往開來的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開創先河的道聲出版社
浸信會出版部的教會出版
宣道書局的穩步發展
其他出版社的發展
聖經出版的演進
天道書樓的誕生
神學教育與文字事工的深化
合作的起點：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
一、華文市場的調整：基督教刊物的新陳代謝
東南亞的政治因素
中共建國前後，香港逐漸取代上海成為基督教華文出版的重鎮。在短短二十年間，除書籍出版外，基督教雜誌的出版亦如雨後春筍，產生一片蓬勃的現象，這些兼具培靈和某種通訊作用的定期刊物，對東南亞以至北美華僑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尤其東南亞國家向來是華文刊物的重要出口，以《燈塔》為例，該刊發行未滿一年，即刊行超過萬份，但在港、台的銷路其實並不算多，本港訂戶不足一千；反觀對華文讀物需求殷切的印尼，傳聞要用黑市價格方能買到即期月刊，兩者之落差頗大。[1]進入六、七十年代，隨著政治及經濟民生趨穩，教育水平日漸提高，中文通俗刊物的出版甚為蓬勃，雜誌市場的競爭尤為激烈，教會出版物在本地的銷數更進一步下滑。從基督教華文市場的角度來看，維持海外訂戶的基本穩定性，是十分重要的一環。[2]
直至六十年代末，這種市場供求的格局開始有重大轉變。東南亞華僑所居留的國家，主要為戰後的新興獨立國家，這些國家為維護其尊嚴及自主，紛紛限制他國語文的學習與使用，這種政治氣候上的轉變，意味著中文刊物在東南亞的銷場日益收窄。1970年12月，發行十四年的《燈塔》正式停刊，這是一件具標誌性的事件。當時證道出版社主任衞理生牧師（Rev. G. A.Williamson）刊登啟事，指由於亞洲各地情形的轉變，以致月刊的銷情大受影響，海外基督使團經全面檢討後決定停刊。[3]在《燈塔》最後一期，主編吳懷珍進一步闡述了相關細節，當中提到《燈塔》遭受的主要打擊，一是印尼於1968年4月起，不准華文刊物進口，使該刊每月失去五千至七千份銷數；二是東南亞因種族問題，各地華僑學校逐漸不讀華文，對該刊銷路不無影響。吳氏還透露，出版社當局本來許他組織一個團體，在完全脫離證道出版社的原則下接辦下去，但最終因資源不足作罷。[4]
如果說《燈塔》是基督教進入非基督教市場的代表，宣道書局的《聖經報》則可說是教內最具地位的傳統屬靈刊物，歷史悠久，先後由王峙及陳終道牧師任主編，維持了基督教寫作甚高的水準，前者擅於著書介紹信徒生活，後者則多寫宣道及解經資料或評論。[5]1973年3月，在未有諮詢主編及顧問團的情況下，[6]書局經理韋德仁牧師（Rev. Clifford Westergren）宣布《聖經報》及《青年良友》兩刊停辦的消息，主要是基於經濟考慮，因過去三年，兩刊每年平均虧蝕港幣四萬元。同樣地，由於若干國家禁止中文書刊入口，或對外滙管制，兩刊在印尼各失去了一千多個訂戶，加上印刷成本、雜費及郵費日益高漲，令情況雪上加霜。韋德仁還進一步指出，隨著老一輩海外華僑讀者老去，華僑青年似乎喜歡閱讀英文書刊比中文書刊更多；他又以美國的《星期六郵報》、《展望》及《生活》先後停辦為例，指出大眾傳播工具日益發達，雜誌的流行程度已顯著下降。有關最後兩點，相信削弱了美國宣道總會對未來前途的信心。[7]
因著東南亞地區的去殖化趨勢，新生代的閱讀習慣自然受到影響，他們許多只會閱讀英文、泰文、印尼文、馬來文，只餘香港、台灣及新加坡三地有相對穩健的華文市場，在銷場窄少的不利環境之下，部分出版社的虧蝕已超出負荷，西差會也不禁要作出果斷的決定。[8]《燈塔》、《聖經報》及《青年良友》的停刊也非孤立例子，不少原來由差會或其他補貼下勉力維持的刊物，於七十年代相繼停刊。1972年，道聲出版社即停止出版虧累甚多的《佳音月報》，改而推出雅俗咸宜的「百合文庫」；[9]浸信會出版部歷年編印的各級助道會季刊，以及《信徒之聲》、《青年之道》、《少年之光》、《基督旌旗》等四種季刊，亦於1975全面停刊，擬改編輔導性的參考書籍。[10]翌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辦的《靈修日知》[11]和中華傳道會辦的《晨光報》也先後停辦，後者與主編人才短缺有關。[12]
不過，韋德仁論到雜誌的流行程度下降一點，卻未必完全中肯。海天書樓創辦人余也魯在其經典著作《雜誌編輯學》的新版序中提到，七十年代雜誌世界產生了重大變化，在美銷數過百萬的綜合性的刊物確有不斷倒下之勢，卻只反映了雜誌走向專門化的趨勢。反觀諸如《時代週刊》、《讀者文摘》，以及婦女雜誌、專為男性而辦的刊物，以及大眾化科技、旅遊之類的定期刊物，無不銷數日升。[13]因此，東南亞的政治因素，固然影響基督教華文刊物的銷情，但就著刊物內容是否切合時代需要，同樣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傳統雜誌的停辦與革新
面對七十年代基督教刊物的「倒風」，資深文字工作者何曉東[14]認為，是由於基督教定期刊物的內容過於重複，且流於一般教科書式的解經、專題。久而久之，信徒的屬靈生命難以從中得著滋養，繼而失去閱讀興趣。他又指，今後基督教雜誌應多注重人物傳記、見證、小說和科學證道一類的題材。[15]何氏的評論，反映了過去二十年出版界急速發展的結果。在理想的狀態下，各出版社應選定自身的讀者群，抑有進者，合力出版專門性刊物，節省經費之餘，又能提升內容質素。可是，在草創階段，各機構一般各自為政，按著自己的目標策劃出版，宗派成見亦甚深，以致浪費了不少出版資源。[16]有許多刊物的撰稿人，更由一個圈子的人包辦，難以推陳出新。[17]為照顧東南亞以至北美華人讀者的需要，大部分機構均選擇出版綜合類期刊，出版路線模糊，專業性和青年雜誌則甚為稀少。[18]
《聖經報》的停刊無疑敲響了警號，喚醒了部分人士對興革報刊的意識。自停刊消息發出，陸續收到續訂和奉獻信件。1973年10月，一班熱心支持者以「聖經報社」名義續辦刊物，並希望讀者就著刊物的內容、編排、服務及應興革之事，提供意見。[19]在人事方面，陳終道牧師退下火線，由程遠任該報編輯，滕近輝任編輯顧問，而陳終道與包忠傑則轉任顧問。除此之外，報社有七個委員，分別為滕近輝、鄭德音、何時鑑、都乾初、胡慕德、金新宇及吳廼恭，相信他們就是支持續刊的關鍵人物。[20]由於許多讀者建議分類目錄，所以《聖經報》的內容表達形成上已略有調整，擬定了「解經」、「靈修」、「信息」、「青年園地」、「經筵小品」及「生活證主」等欄目，鼓勵讀者隨興趣投稿。[21]自《聖經報》續刊以來，陸續收到讀者來信，主要就內容定位及解經進路兩方面提出意見，卻沒有十分一致的看法。[22]
直至1977年4月，《聖經報》由當時新成立的天道書樓接辦（聖經報社的辦事處亦由宣道書局遷往天道書樓），以配合其鼓勵信徒研經的出版路線，[23]該報的內容隨之有重大調整。是年，天道書樓總幹事容保羅加入聖經報社委員會，由吳廼恭任義務主編，並先後由黃漢森及陳惠榮任編輯，內容轉向學術類研經；新增專題式中英文書目、書評，開闊讀者視野，又設「舉目望田」欄目，介紹和報道普世及華人教會近況。在作者方面，報社引入陳玉棠、鄺炳釗、甘汝誠、張修齊、楊牧谷、馮蔭坤、曾立華等新晉作者，[24]增強文章的前沿性，後來他們都成為神學教育界的中堅分子。1978年，聖經報社主辦亞洲神學生徵文比賽，希望在神學院中發掘更多寫作人才。[25]
在容保羅等人主理之下，《聖經報》一方面堅定其原有出版路線，即「站在聖經信仰的立場，正確的解釋和傳達聖經的信息」，穩固其作為一份解經雜誌的定位；另一方面，又著力提升解經深度，增加刊物的收藏價值，藉此鼓勵更多個人訂戶。[26]綜觀《聖經報》的停刊、續刊及革新的歷程，基督教屬靈刊物正緩緩進入一個必要的調整期。隨著讀者教育水平提升，信徒的眼光漸漸闊大，各出版社需要重新釐定出版路線，發掘新晉作者，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
基於相同理由，中華傳道會於1975年毅然停辦《晨光報》，卻於同年9月另編一本雜誌，名為《分享月刊》。新刊物著重基督徒的生命及日常生活的交流分享，用散文式的手法表達，盡量採納以合乎分享性質的文章為主體，又嘗試避免過去《晨光報》的雜亂，[27]不欲與其他宗教刊物內容重複。《分享月刊》主編桑安柱牧師特別指出最後一點的重要性：「我希望教會刊物各自有一個清楚的路線；因為目前在香港基督教出版的刊物中，有些好像小型百貨公司，裏面甚麼貨式都有，沒有一個清楚的中心路線。假如每一份刊物各自有其中心路線，大家分工合作，才避免和其他的刊物內容重覆。」[28]
《分享月刊》注重生命、靈性、工作、生活體驗的交流，[29]有「觀海樓隨筆」、「沙崙草原」、「牧者之聲」及「四方八面集」等專欄，除了「觀海樓隨筆」由鄭宗瀚主筆，其餘均由不同作者執筆，園地公開，後來又設「分享信箱」，解答有關婚姻、戀愛、工作、生活、事奉及聖經難題等，由周李玉珍主答。[30]主編桑安柱牧師屬暫代性質，[31]直至1976年間，終聘請梁榮生任執行編輯；[32]梁氏為《青年良友》前任主編，經驗相當豐富，[33]1979年8月離任。[34]直至1981年1月，始由王之友接任。[35]《分享月刊》是一國際性的基督教雜誌，行銷三十餘國，但仍入不敷支。直至1977年底，每月不敷之數在港幣三、四千元。[36]
聖道出版社（前中國佈道會出版部）的《生命雜誌》，是另一份較具歷史的綜合性屬靈刊物，有專題、教會問題及通訊、解經、青年歸主及見證、福音信息及靈修，1971年起改為月刊。[37]《青年良友》停刊後，「滌然姐姐信箱」及李婉玲女士的「誘惑者」皆轉移陣地，由《生命雜誌》刊登，歸入新設的青年版，令刊物增添了活潑氣息。[38]《生命雜誌》的訂戶遍及四十五個國家地區，其中以僑居美加的信徒及大學生團契為主要讀者群，港澳地區的銷量向來較海外遜色。面對七十年代的停刊潮，該雜誌仍能勉力維持，除了因為有北美市場支撐，讀者捐款也十分關鍵。1975年，該社籌得的「文字基金」有港幣十萬元，其定期存款利息的收入，用作補貼《生命雜誌》的虧損。由於經費僅可維持，出版社也無力開拓其他工作。[39]
值得一提的是，五、六十年代大部分中文教會刊物皆由差會所辦，《生命雜誌》從一開始就是由華人自辦及自養，深得讀者、作者及編者的愛護和支持，這是該刊靈魂人物李啟榮牧師堅持下去的信念。[40]直至1975年，《生命雜誌》的銷量雖逾六千，但有些地區幣值低微，每月仍須虧本。據出版社估計，銷量要增加至一萬份，方能收支平衡。是年，聖道出版社致力擴大徵求新訂戶，凡新訂一份，贈送英文聖經一冊，看來是針對海外訂戶的策略。[41]翌年，雜誌銷量達七千三百份，與目標距離拉近，而李啟榮牧師則繼續專注於海外市場，爭取在短期內達標。[42]《生命雜誌》能逃過六十年代停辦的命運、並於七十年代繼續刊行，李牧師居功厥偉，但香港市場滯銷的格局基本上沒變。
基督教的新銳雜誌
七十年代華文基督教刊物的「倒風」，與東南亞的政治形勢不無關係，同時台灣的出版界卻有百家爭鳴之勢，由劉翼凌催生的《宇宙光》雜誌，成為當時廣泛流行的福音性刊物，加上在台先後登場的《校園》、《今日校園》、《佳音》、《新生命》、《新新生命》、《曠野》、《方向》、《協力車》及《聖經與信仰》等，都不乏忠心讀者。在香港，《突破》雜誌和《少年突破》可說是新銳雜誌的代表，主事者是一群從海外歸來的畢業生，他們都曾經歷過校園福音運動的洗禮，後來進入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的圈子，推動學生福音運動。可以說，「突破」不僅僅是一個報社，更是一個運動，是香港基督徒羣體回應時代需要而生發的運動。[43]
「突破」的誕生，首先是從蘇恩佩的個人異象開始，繼而轉化成群體的異象，他們希望「在能力範圍之內肩負起『先知使命』」，透過辦一份有水準的刊物，向社會上發出吶喊。[44]「突破」草創之時，只有蔡元雲醫生及蘇恩佩二人，起初是兼任性質，另有還一名全職同工朱國志先生。[45]1974年1月，《突破》雜誌正式面世，發行人為蔡元雲，由蘇恩佩擔任總編輯。《突破》的策劃和執行，主要由學生福音團契突破雜誌出版委員會負責，成員有陳喜謙、錢北斗、馬鴻昌、詹維明、王誌信、梁永泰、吳灝垣、周子森、簡悅明及林煒楓。[46]《突破》不是一份教內刊物，而是面向普羅大眾，如《燈塔》那樣被書報攤接受而在報攤上公開發售。但《突破》不是一份綜合性、跨地域的益智刊物，而是一份向本土發聲的雜誌，也立足於香港。
《突破》雜誌選定的讀者對象，是在時代裏迷失方向的青年人，編者在創刊號裏清楚指出，新刊物之所以能夠在市面與其他報刊競爭，因他們相信「青年人心靈裏有個很深的洞，在他們嚐膩了其他各種口味之後，他們的心靈仍飢渴，這個洞仍需要填滿」。而且，這本雜誌是專為十五至二十五歲的華僑青年而辦的，主要對象不是大學生，或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而是具中學水平的讀者；據他們估計，這類讀者在香港有三、四十萬人之多。[47]《突破》的基督教色彩是較為含蓄的，卻希望深入青年人的內心掙扎，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他們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突破』成立的一個目標就是要突破所有把人隔離的牆」，他們「唯一的武器就是『愛』」。[48]
創刊號初出，市場反應十分熱烈，共銷出萬餘份，其後每期發行兩萬份，聲勢浩大。[49]因著這股朝氣，《突破》雜誌很快引來一些社會人士注意，如廣播電台青年節目主持人、社區青年中心負責人等，[50]後來更獲得文化界的關注，甚至有報紙副刊專欄多次撰文為「突破」打氣。[51]「明心信箱」本為雜誌的一個欄目，編者希望藉著這個平台，與青年人談信仰、兩代的鴻溝、人際關係、擇業，以至婚姻等問題。[52]自出版以來，讀者反應熱烈，來信不絕。後來，這種以書信回答問題的形式，發展成以電話及個人面談的方式，更直接地為這些徬徨、困惑的青年提供輔導，獲得基督徒社會工作人員團契及基督徒教師團契大力支持。隨後，「突破青年輔導中心」應運而生，自1975年5月起每晚提供電話輔導及個人面談輔導。[53]同年，「突破」又應香港商業電台邀請，每週主持一項節目，名為「空中突破」，內容有特輯、音樂、專欄、科學、康樂、影評等，且為聽眾提供個別輔導。節目中也有機會傳福音，「突破」與青年人的接觸面日益拉闊。[54]
1978年，「突破」又醞釀創辦《突破少年》，並於翌年1月1日創刊，目的就是抗衡當時的電視文化，以及社會上色情暴力的風氣。蘇恩佩指出，在那個時候創辦一份針對高小至初中的少年刊物，意義深長。因其時所有小學畢業生都有機會獲得政府資助的中學學位，隨著教育水平提高，對閱讀的要求自然提升。《突破少年》是一種文化上的福音預工，嘗試先以敏感、同情的態度了解少年人，並努力投入他們的世界。最終的目標，在於塑造少年人的人格發展，啟發他們對人、對事、對世界產生愛心。在整個過程中，《突破少年》的最大使命是「鬆土、除草、施肥、澆灌」。[55]踏入八十年代，兒童讀物在各類新書銷量比例中佔有較高比例，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在兒童書籍的坊間市場中，《突破少年》深得各界肯定，資深兒童文藝工作者阿濃對這份雜誌亦讚譽有加，指「這份雜誌辦得生動活潑，生活氣息濃厚，很受少年人的歡迎」。[56]
「突破運動」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反照出一群新銳編者和作者的精神面貌，他們來自不同專業界別，不乏教師和社工的支持，強調個人的心理、健康、價值觀的建立，重視「文化預工」多於說教，更不會硬銷福音。「突破運動」的參與者也深受學生運動影響，是一群不甘於社會和教會現況的理想主義追尋者，也不忍看見人在罪性中被捆綁。在文字事奉的本質上，蘇恩佩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說法，她相信文字有「救贖」的作用，隱含抗衡文化、創造另類文化的意味。根據她自己的說法：「在這末世的時代，我們肯定復興文字工作有種『救贖』作用，能使人們那些漸漸麻木的官能甦醒過來，對自己的思想情感有更敏銳的反應，對神的啟示也能夠更清楚理解。」[57]
大專出版的動向
《突破》與《突破少年》是以高小至中學生為對象的新銳雜誌，此外要關注的是大專的出版動向。香港大專學生的福音工作，早於五、六十年代開始，那時大專信徒的信仰掙扎，主要來自自由派與基要派這個對立面上。踏入六十年代中旬，受中國大陸的文革及香港六七暴動的激發，學運步入「火紅年代」，校園內學運份子對信徒的挑戰詰問，令不少大專信徒陷入信仰與身分的危機。[58]在大專出版方面，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於1960年創辦的《橄欖》可說最具代表性，惟初期以消息報道為主，作為團訊之用。直至1973至1974年度，《橄欖》銳意革新，希望能成為一份屬於大專界、神學生與教會領袖的先鋒雜誌，[59]「試圖在福音界知識圈子中建立一個直言，敢言，獨立，勇於去探討難題的媒介」，成為跨越福音派和知識圈子的言論平台。[60]
七十年代《橄欖》雜誌的轉型，正值學運的高峯期，「關中認社」氣氛濃烈，校園充斥著意識形態，大專信徒需要面對來自非基督徒同儕的衝擊。[61]事任總編輯李思敬期盼能聯結大專界的力量，讓《橄欖》成為一份大專知識界的《突破》雜誌。1975年，該刊在內容及形式上都有所轉變，又增設長期性的資料小組，探索可供研討的題目，並邀請各方讀者加入，直接介入研討問題的過程，教會和預科生信徒也成為他們邀請的對象。[62]上述措施，在在反映《橄欖》希望突破港大校園的界限，成為一份跨學界、跨宗派的處境性雜誌。同時，因物價飛漲，《橄欖》正式改為訂閱雜誌。[63]
《橄欖》探討的課題甚具前沿性，包括信仰的理性基礎、社會參與、海外差傳、勞工福音、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替那個時代的教會承擔了先鋒角色。可是，由於華人教會向來保守和內向，相關課題不但較難引起共鳴，當話題涉及中國大陸，更容易引來他們非議；七十年代《橄欖》有關中國與共產主義的討論，就曾經惹來「港大團契遭滲透」的猜疑。由於《橄欖》對信仰以至教會的叩問不無顛覆性，部分教牧甚至視之為禁書，它終究只是一份小眾讀物，實際銷量最高時也只有千餘份。但作為一個容納多元意見的平台，《橄欖》卻很具代表性，因不少當年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的同工，以至一些幾乎水火不容的教牧領袖，都曾在《橄欖》參與討論。這裏也是一個孕育人才的搖籃，當年曾經出現過的名字，有很多已成為今天為人熟悉的領袖，對教會和神學教育貢獻良多。[64]
需要補充的是，當時並非所有大專信徒都是關社分子，他們的信仰關懷本來就不一而足，甚至彼此對立。在個別福音機構的引領下，有些學生比較看重直接佈道和靈命栽培工作。1972年成立的香港學園傳道會，就是活躍於中大校園的國際性及地方性福音機構，強調佈道工作，出版《挑戰》雙月刊，以及查經資料《基督徒靈命長進十階段》、培靈材料《可傳遞的信息》、佈道小冊《四個屬靈的定律》及《好消息》等，對大專福音工作具相當影響力。[65]
除了《橄欖》以外，當時亦有個別院校嘗試出版福音性刊物，值得一提的有中大團契的《大學站》。1977年，一個附屬於中大團契的「文字小組」正式成立，希望在校園裏藉文字傳揚福音，且在眾多流行的反教思潮下為信仰爭辯。這小組的短期目標，就是創辦一份福音報，即後來出版的《大學站》。該報始於1977年3月，創立成員共16人，對編輯工作相當認真。當時唸研究院最後一年的梁燕城在小組內教導護教方法，任編輯的古樂人與黃港生教編輯技巧，時任《抉擇》美術設計的許朝英則指引基本的設計概念。《大學站》維持了五年時間，至少對參與其中的人來說有一定影響力。[66]
異軍突起的《抉擇》月刊
七十年代中旬，香港大型福音佈道會此起彼落，尤為引人矚目的首推1975年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67]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發動組織，[68]動員人力超過三萬人，決志者超過二萬人，是香港教會合作事工中十分盛大的一次。[69]早於葛培理佈道大會落實之前，佈道團的文字工作已緩緩地展開。《抉擇》月刊是由葛培理佈道團主理的屬靈雜誌，每期均有葛培理文章及佈道團消息，先後發行西班牙、德、法、日及英文版，中文版於1973年8月正式面世，並發行至東南亞及美加華人之處，台灣方面由中國福音聯誼會總代理，可說是當時異軍突起的華文基督教雜誌。[70]
《抉擇》月刊是一份在美很有影響力的雜誌，曾是七十年代全美最暢銷的宗教刊物，1975年的銷數達三百五十萬份，一向深受歡迎的《靈修日程》（The Upper Room）只緊隨其後。[71]由於葛培理牧師的威望，《抉擇》月刊中文版的同工陣容相當鼎盛，主編為滕近輝牧師，屬兼任性質，直至1977年7月滕牧師往印尼宣教為止，[72]其後改任名譽主編；[73]執行編輯為古樂人，福音版編輯（後名為特約編輯）則由余達心和吳宗文先後擔任；在《突破》雜誌參與義務設計工作的許朝英，於1976年正式加入；另顧問團成員包括鮑會園、唐佑之、桑安柱、吳明節及寇世遠等神學界領袖。《抉擇》月刊在美、加等地每年均舉辦「基督徒寫作學校」，在香港葛培理佈道會期內，香港分會也曾舉辦「寫作講習班」，由滕近輝牧師任班主任，激勵信徒以文字服事教會的心志。[74]
在編輯方向上，滕近輝指《抉擇》月刊的任務就是培養初信者，[75]而由於這份月刊的特殊背景，其內容夾雜外國翻譯文章及本地作品，此編輯方針也有助擷取西方基督教作品的精華，擴闊香港信徒的世界視野。七十年代後期曾任福音版編輯的吳宗文牧師指出，環顧當時並無同類型刊物，這可算是它的獨特之處。但該刊同時招來了一些批評，認為它是葛培理的喉舌刊物，而且不夠本色化。[76]可是，與其他同時代的基督教刊物相比，雖然《抉擇》月刊不純是一份本土刊物，但華人作者陣容絕不遜色，不但有港、台的新晉作者，也有著名教牧坐鎮，例如唐佑之、陳終道、顏路裔、余達心、吳宗文、楊牧谷、溫偉耀、張曉風、林治平、杏林子、蘇恩佩等皆有為月刊執筆，屢出佳作，令人耳目一新。
1978年8月，《抉擇》月刊有較重大的人事變動，唐佑之、吳明節離問顧問團，陳溪圳、周聯華牧師、薛孔奇及王一平等先後加入，而楊牧谷、余達心及司徒焯正則任特約撰稿。[77]及至1982年4月，駐港九年的鍾斯（V. Samuel Jones）離港赴歐履新，香港分會事務暫交由歐陽佐翔牧師、容保羅牧師及譚國治博士組成的董事局籌備委員會處理。至於月刊的出版事宜，則由容保羅、吳宗文、李錦洪及譚國治博士共同負責。[78]自1982年10月開始，《抉擇》以全新面貌出現，編輯方針也有明顯轉變。
三、自養、合作與本色化的道路：基督教出版界的檢討
七十年代並非一刀切的歷史階段，而是承繼戰後復員到迅速發展後的一個調整階段。綜觀香港華文基督教雜誌的演進，大概可反映出一種破舊立新的趨勢。七十年代也是西差會撤退聲不絕的年代，輿論多強調發揚本色教會精神，[79]帶動了神學教育、差傳事工、宗教教育等各個領域的發展。在這個建立自我身分的年代之中，部分出版人或編輯也開始針對現況提出許多檢討，他們的觀點或多或少勾勒出基督教出版界的現狀。道聲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顏路裔是位文壇健將，閱歷甚豐，[80]他觀察到七十年代許多文字工作者都有共同的領受，總括來說，就是「文字工作要走上自養的道路、合作的道路和本色的道路」。[81]
自養的道路
殷穎牧師是道聲出版社首任華人社長，影響力深入港、台兩地，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出版人之一。他最早提倡基督教出版機構要邁向企業化，對自養問題的剖析鞭辟入裏。簡而言之，殷氏針對的是出版思維的調整，他說：「教會出版社要圖自給自足，應當出版85%人喜歡讀的書，而不一定是人人應當讀的書，人應當讀的只能佔15%。」[82]殷氏的說法甚具顛覆性和爭議性，因這種出版策略隱含「教會文字」並非優先的意味。然而，殷穎實質並非主張基督教出版業的世俗化，他認為只要基督教的出版者能做到出版專業化，在一般圖書市場中建立良好信譽，基督教書刊自然也會取得認受性，最終達到傳福音的目的。[83]在他看來，基督教出版企業化的真正意思，就是要讓教會出版社走出廉價書刊的死角，更要讓基督教出版物走出教會書店的窄巷。[84]
殷穎對廣學會的出版工作推崇備至，因那時代廣學會出版的書籍，不僅是培養造就信徒的靈性，更是進入社會，向廣大讀者傳福音，反映了一代出版人的視野。殷穎直言，文字事工由盛轉衰，不是完全因為信徒中沒有編寫之人才，而是教會裏沒有具有眼光和付託的出版家：
作為一個現代的教會出版家，單具一種條件是不夠的，他需要有神學的基本訓練與知識，但並不需要一位神學家；他需要對中英文有深湛的造詣，但並不需要一位作家或語言學家；他需要對企業管理有相當的研究與了解，但並不需要一位企業家；作為一個現代教會的出版家，他需要具備這三種專家的知識才能勝任，而且除了這些基本的知識與能力以外，他要能對今天的中國教會，中國社會，中國的出版界與國際的出版界都有相當的了解，對國內外出版物的市場有相當的研究，才能夠為中國教會與社會提供優良的出版物，才能使教會的出版社步上自養的坦途，才能對教會與社會有所貢獻，進而達到廣傳福音的目的。[85]
有關自養這議題，殷穎的分析很具前瞻性。不過，有些文字工作者對於出版社盲目追求利潤的心態，顯得憂心忡忡。曾任證道出版社編輯的陳錫麟指出，教會出版工作已陷入某種危機之中，因部分出版機構的發行人已走上了「迎合」讀者趣味的路，例如只顧在年曆記事薄這類印刷品上各出奇招，又或爭相出版強制性的教科書，確保銷量。他坦言自養固然重要，但怎樣達成使命更是重要，並希望各出版機構「不僅業務的經營與推動要專業化與企業化，還希望做到聖化，即不僅在賬面上有盈餘，出品精美，還要是為榮神益人而經營，而獻身」。[86]
由於自養離不開營銷和發行，故此部分文字工作者特別關注營銷和推廣方面的現況。曾擔任《青年良友》及《分享月刊》主編的梁榮生指出，宣傳工作是基督教出版社最薄弱的一環，而且基督教出版社常給人一種作風古舊與保守的感覺，在書籍設計方面也十分落伍，追不上那些非教會出版社。他認為這與基督教出版社缺乏藝術家、畫家、出版家、編輯人、發行人之類的專門人才有關。[87]針對書籍推廣方面，建道神學院的胡問憲亦指出，雖然書籍雜誌的出版多得汗牛充棟，但基督教文字出版卻顯得相當落後，主因不是一般人的購買力低，也不是書刊內容不夠良好，而是出版物與讀者的距離太遠，除了出版者自身作些簡單的廣告，又或幾家書局能將書籍陳列出來，也許再加上神學院對學生的介紹，其他介紹渠道則十分稀少。[88]
合作的道路
第二個業界關注的議題，就是如何走上合作的道路。面對基督教出版資源分散，七十年代初榮休的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編輯陳舉[89]指出，如果要使文字事工前途美好，就要考慮建立統一的出版和銷售機構，統籌出版計劃與銷售，打破宗派之間的成見，這樣便可避免出版物的重複，而且能增強文字佈道工作的效能。[90]陳舉的獻議或許過於理想化，且如宣道書局的韋德仁所言，各宗派出版社根據自己的目標策劃出版，讓書籍內容各有見地，其實也是有好的一面。不過，就著專門性刊物的出版，他認同尚有偌大的合作空間。[91]
針對合作形式，陳錫麟曾提議基督教出版社應從速編製聯合目錄或構建新書推介的有效途徑，因過往書籍推介文章稀少，致使文字佈道工作效率不佳。反觀教外的「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早已編制聯合目錄，甚至包括代理的台灣出版物，基督教的合作事業顯然滯後。[92]又曾有讀者於《基督教週報》投稿獻議，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的會員教會中，有幾家頗具規模的出版機構，應聯合組成一個文字廣告互惠工作組，將所有出版的宗教書刊，分目標式介紹或三百字介紹方式，製定各種紙型或電版。[93]
除此以外，主流言論均認為，基督教出版機構應與教會及神學院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讓彼此的事工相得益彰。有關教會與出版社的合作，浸信會出版部總幹事徐松石的獻議，大概代表了這方面的典型觀點，即鼓勵每間教會設立圖書部，購備和介紹基督教的各類書刊；鼓勵教友每月或每季購閱屬靈書刊；教會應籌集一筆款項，專供贈送聖經和贈送書刊之用；諸如此類。[94]至於出版社與神學院的合作，大致上是指到人才提供及聯合出版方面。新晉文字工作者林來慰[95]指出，出版社與神學院應算是天衣無縫的組合，前者有豐富的出版、編輯及發行經驗，後者則強於著述或翻譯計劃，雙方理應有不少合作空間。[96]
本色化的道路
第三個備受關注的領域自然是本色化問題，可概分為「基督教文字本色化」和「本色化神學建構」兩個層面。在基督教文字的本色化方面，主要針對教會出版界翻譯作品太多、華人創作稀少的問題，增加華人原創著作比例，向來都是業界的基本共識。[97]華人創作的數量稀少是一個問題，華人創作的意識狹隘又是另一個問題。華人教會的文字工作，往往止於宣傳性或功用性，只有少數傳記及靈修作品有文藝價值。蘇恩佩直言，其實不少著作只能算是「倣文藝」，而非「真文藝」。[98]另外，基督教文字的本色化，不必然是指創作，也可指到翻譯方面。顏路裔指出，倘若翻譯工作要符合本色化的理想，翻譯作品必須適應本土處境，應要「由國人中有眼光的專家選材，決定何者應選譯、節譯、意譯、或直譯」。[99]
在神學思想發展的層面上，雖然有不少教會領袖提出本色化的重要性，但本色神學的著作一向甚為稀少，遠不及民國時期般豐富和多元，這與華人教會神學人才不足有關。[100]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一直關注本色神學的發展，首位華籍主任李景雄牧師於1974年正式上任。他坦言，《景風》季刊的中文版顯然並未到位，內容多集中於中國傳統思想，容易忽略近代的文化問題，以致與社會實況脫節。[101]據李牧師後來憶述，當時他和其他同工正尋找新的學術方法，因舊的一套本色神學或約化的文化類型都是過於簡約的。[102]因是之故，無論從基督教文字本色化或本色化神學建構兩方面看，教會出版尚有很大的缺口尚待填補，兩者皆與神學教育的發展步伐息息相關。
四、轉型、創新與協作：基督教出版界的演進
華人接棒的趨勢
六十至七十年代，本港教會與教會機構未能擺脫洋教的形象，因為有許多教會仍是由外籍人士領導。華人基督教聯會總幹事劉治平牧師曾呼籲，教會及其機構，應該從速自我檢討，如有不合港情或與本地教會脫節，要馬上改正。他指現在就是華人接棒的適當時候，並以基督教出版社的新近發展為佐證：「其實本地人有能力主管機構的，大不乏人。本港某基督教出版社自從換了華人作社長後，事工突飛猛進，可為實例。各機構不妨以華人為主腦，外籍同工為輔。如果一時不能實現，也應及早培養華人，等外國主持人離職或退休時便去承繼。」[103]
自六十年代末，本色化的呼聲催促了由差會主導的教會出版工作，移交華人主理，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分會是最早由華人接手的機構之一。1967年，分會負責人費恩華教士（Miss Grace S. Jephson）準備退休，在總會總幹事吳揚道牧師（Rev. David Woodward）引薦下，決定交棒給薛孔奇先生。同年夏季，「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區會」正式成立，在行政及經濟方面屬獨立機構，並且由中國信徒負起全責。[104]薛孔奇早年留學美國，回港後加入靈光書室，這裏是當時售賣英文書最多的地方。他一方面負責書室的營銷和推廣工作，同時又在書室所屬的靈光堂擔任少年團契導師，組織鄉村布道工作。他是位年青的接班人，上任時未及三十，且交接前未有經歷過渡階段，於是每年都會前往台北參加中國主日學協會的年會，學習有關組織、編輯、印刷、發行等工作，開拓出版視野。[105]
1971年4月，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區會與海外基督使團的證道出版社，合併組成「福音證主協會」（以下簡稱「證主」），下設香港營業部主理書室、出版部主理「證道出版社」、教育部主理「基督教教育中心」，以及海外營業部。[106]當中教育部轄下的基督教教育中心，早於1968年成立，本屬中國主日學協會的新辦事工，由黃繼榮任中心負責人，協助教會發展主日學工作。中心每年舉辦一次全港主日學教員進修會，成為機構與教會之間的橋樑；又為教會辦專修科，讓信徒得到適當訓練和進修機會。[107]
證主成立後，所設的董事會由原日之證道出版社及中國主日學協會各推薦四位董事組成，負責監督和策劃協會的工作，由薛孔奇任總幹事，負責協會實際行政。[108]薛孔奇指出，這兩個機構的合併，與當時整個亞洲形勢不無關係。六十年代是亞洲地區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各地教會有感是時候讓當地人接棒，當時他也在自己有份參與的「亞洲基督教文字事工團契」（Asia Evangelical Literature Fellowship）中，呼籲交棒和接捧的時機經已來到，獲與會者熱烈支持，證主就是在這個亞洲處境下催生的聯合組織。早於合併之前，薛孔奇與海外基督使團已有緊密聯繫，曾獲邀擔任香港委員會成員，日後更成為主席，因而較易得到兩個機構的信任和接納。[109]是次合併也不排除是海外基督使團的資源調配考慮，其時只有港、台兩地的事工併入其他機構，反觀在菲律賓、星馬、日本、泰國、印尼的工作都正在擴展。[110]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是另一個最早交棒的機構，其時該社在組織上已逐漸成為一個純粹香港本地的機構。1967年，有鑑於蘇佩禮牧師（Rev. H. W. Spillett）退休返英，執行委員會議決新主持人應由華人擔任，[111]於是彭紹賢博士[112]等親自到紐約邀請黃永熙博士回港主持社務。[113]黃永熙博士在美擔任高級工程師，且兼攻音樂課程，曾獲音樂碩士及博士，在美國及香港音樂界極負時譽。在美期間，曾任「中國基督徒團契」主席，該團契是由旅美的中國基督徒學人所組成，他們均離國二十年以上，卻以中國教會的福祉為念，因此曾互相約定，每人至少要在遠東地區工作兩年以上，黃博士就是其中一人。來港前，他曾前往加拿大、美國及日本各教會機構參觀，以作日後出版工作的借鏡。[114]
1975年，黃永熙博士卸任社長一職，轉任聖經公會總幹事，卻一直被推選為執委會主席，與該社保持密切關係。[115]在另覓繼任人期間，由沈冠堯牧師署理社長一職。直至1977年，何世明牧師獲邀接任社長。何牧師乃聖公會資深牧師，在教育界德高望重，早年受聘於聖公會聖保羅男女中學，1956至1965年間，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委派他到諸聖堂協助堂務。其後，何牧師接長青年會中學及聖路加堂，曾任會考委員會執行委員兼宗教科主席，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考試委員。[116]何世明與出版社淵源甚深，1954年寫成的首本著作《基督教十二講》，就是在前身的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印行。在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易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後，一直獲邀參與出版委員會的工作。當何世明在青年會中學退下來時，旋即肩負起出版社的領導工作。[117]
除了聘任華人社長，社方又促請身處台灣的許牧世先生返港主持編務，據說當時他要求社方務必邀請黃永熙來港主持一切，方肯答應。[118]許牧世與出版社的淵源甚深，早於五十年代初，許牧世協助章文新（Francis Jones）著手「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的翻譯工作，三十二部巨著皆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負責出版及發行。及至蘇佩禮年代，他曾獲邀擔任編輯幹事，到任後不久，卻因不滿後者把持出版路線，拂袖而去。[119]是次來港之前，他曾出席美國基督教世界文字事工總部多個會議，草擬東南亞發展文字工作的計劃，為日後的工作做好準備。[120]許牧世在文藝工作四年，任總編輯一職，多次在港舉辦寫作講習班，又主持過東亞基督教出版人與編輯人會議，又曾協助馬來西亞華僑教會組織寫作團契，是位備受尊敬的文字工作者。1971年，許牧世離開文藝，回美後擔任翻譯《現代中文譯本》聖經的職務，直到完成為止。[121]
踏進七十年代，浸信會出版部和道聲出版社亦先後交棒，讓華人充當領導角色，全面展開華人為主、西人為輔的自理年代。1970年4月，在浸信會出版部任職近二十載的李約翰（John Raborn）辭去總幹事一職，改任司庫及事務主任，總幹事由徐松石牧師擔任。[122]徐牧師一生致力於傳道、教學與研究史地，[123]更早於1922年在滬推動浸信會的文字事業。[124]自1957年起，擔任出版部的副總幹事兼總編輯[125]，又於1962年應聘就任尖沙咀浸信會會牧，[126]轉任總幹事時已年屆七十，是華人浸信會舉足輕重的人物。徐松石牧師是一位多產作家，單單在六十年代，由浸信會出版部出版的著作已超過十本，浸信會出版部的興盛，徐牧師功不可沒。[127]
在任總幹事兼總編輯期間，徐松石牧師的著作仍陸續出版，並編成《華人浸信會史錄》共五輯，為華人浸信會留下極珍貴的歷史記錄。1975年，徐牧師在港退休，同年11月移居美國，期間有一段時間總幹事職位懸空。1976年7月起，由張有光牧師擔任義務總幹事，同時聘請謝禮明牧師為副總幹事。[128]在1978至1979年間，美南浸信會教士富偉賢牧師（R. H. Falwell）曾暫代總幹事一職。直至1979年7月，董事會正式委社張之信博士為第二任華人總幹事。張博士早年畢業於台灣浸信會神學院，1956年按立為牧師，於台南浸信會任牧職。[129]1961年，張之信應香港九龍城浸信會之聘，襄助歐陽慶翔牧師；同年12月，歐陽牧師辭職轉赴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張牧師則繼任主任牧師一職。[130]1965年，張之信赴美深造，專研宗教教育，獲美國西南神學院教牧學博士。上任後的一年，他便延攬歐陽慶翔牧師任出版部總編輯，兩大重要崗位終於確定下來。[131]
殷穎牧師是道聲出版社首任華人社長，1971年7月正式上任，前任總幹事韓安德牧師（Rev. Anders Hanson）則轉任公共關係主任，以及信義宗港台聯合文字部顧問。[132]由於兼長港、台道聲出版社，殷穎每隔三個月便需往返港台主理出版事務，副社長兼總編輯由顏路裔擔任，負責襄助社長，並管理及分配編輯部工作。[133]殷穎原是一位熱中文字工作的牧者，1962年於台灣信義會信義堂任牧職，期間曾為道聲編輯《青年靈程》一書，希望給教會青年提供適切的活動及反思材料。[134]後來，加入新創辦的《基督教論壇報》任副刊編輯，開始全職文字事奉，經常於中央日報副刊發表散文作品，《歸回田園》就是那段時期的作品。[135]
1968年6月，殷穎獲信義宗支持赴美深造，到費城信義神學院、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等學府進修神學及新聞學。[136]在美學成歸國途中，曾訪問考察費城信義宗城堡出版社、賓州的門諾會出版社及芝加哥慕迪出版社等出版機關，又在東京參加基督教出版研習會議，汲取出版管理經驗。[137]殷穎曾前往亞洲的主要圖書市場，作過一次圖書營銷的考察，學習出版業的運作，他尤其欣賞日本銷售書刊的出版產業結構，更希望日後能將經驗引進基督教出版業。[138]在出任社長之前，殷穎已有豐富的編輯及寫作經驗，兼具神學及牧養視野，曾遊歷多國考察出版事業，可謂具備出版人的基本條件。七十年代，殷穎經常呼籲業界求變，且自己付諸實行，是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
從上述的發展可見，除宣道書局外，其他較具影響力的宗派出版社，先後步入華人自理階段，首任華人社長或總幹事多由牧者或學者擔任，部分更加是資深文字工作者。基督教出版機構是華人自理的實驗場所，如何走出西差會的陰影、建立富本土特色的出版事工，繼而邁向自養，對任何一位華人社長來說，都絕非簡單的任務。
證主的事工型轉向
薛孔奇是當時最年輕的接班人，自兩個機構合併以後，他的工作重點首先落在鞏固原機構的主日學事工。其時，教會的主日學正面臨一連串危機：教會與主日學各自為政；教師不清楚「教導」的托負；教師師資缺乏，沒經過良好訓練；主日學缺乏吸引力，學生受外界引誘大；缺乏良好的課程，教學法也守舊。[139]七十年代初，基督教教育中心出版《教與學》定期刊物，正是提供一個園地，檢視教會主日學的現況，是富有新意的專門刊物。有別於其他出版機構，證主一向重視教會事奉人員的培訓，基督教教育中心每年舉辦的主日學研討，也完全是訓練性質的研討，主要給主日學教員有較長時間的訓練。
隨後，基督教教育中心的工作範圍日益擴大，除了主日學事工，還包括全教會的基督教教育工作，如青少年團契活動、教牧人員退修、長執如何處理教會事務等，一個原本只是針對主日學事工的研討會，後發展成「教會教育事工研討會」。從本地教會的參與程度可見，證主的培訓事工深得教牧及信徒認可。以1974年為例，參加研討會人數逾千人，包括來自一百五十間不同宗派的教會人士。[140]是年，該中心又舉辦「港九分區主日學事工研討促進會」，分十一區進行，目的都是為了拉近證主與教會之間的距離，深化教會的主日學工作。[141]自1979年3月開始，基督教教育中心更開始舉辦基督教教育證書課程，回應教會教導工作的需求及事奉人才短缺的問題。[142]及至八十年代初，該中心開始針對主日學及團契的發展撰寫研究報告書，為教會的增長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參考。[143]
由於證主是從合併而來的，薛孔奇也特別重視推動合作性的組織及事工，1976年更與「香港福音廣播協會」及「海外基督使團」共組策略性伙伴，發揮協同效應。[144]在香港教會的發展過程中，證主經常扮演促進者角色，最矚目的一次應為1978年的「香港教牧研討大會」。是次教牧研討會孕育於1974年的洛桑世界福音會議，當時香港教會的出席者滕近輝牧師、張有光牧師及薛孔奇等，曾與世界宣明會主席慕靈漢博士（Dr. Walter Stanley Mooneyham）談及香港教牧人員研討之需要。從那時起，薛孔奇一方面繼續與世界宣明會聯絡，另外又與香港之教牧同工聯絡，最後於1976年初組織成立「香港教牧研討大會」委員會，由滕近輝牧師任主席。是次教牧研討會在香港可謂史無前例，如滕牧師所言，這是一個不分宗派、不分會別而聯合性的教牧研討會，在在表現出合一的精神。[145]
除了以主日學培訓事工為主軸，證主另一個核心關懷是「守望中華」，主要是傳遞異象，為處於文革時期的中國教會禱告。[146]1973年7月，在海外基督使團的支持下，證主成立了「中國研究中心」，目的是為了做好調查研究和資料整理工作，一方面幫助海外信徒認識和了解中國大陸的現況，為中國同胞代禱；另方面亦可幫助文字工作者，預備中國大陸同胞所需的福音單張和小冊子。[147]翌年4月，該中心出版中國代禱通訊《守望中華》中英文雙月刊，報告中國大陸的現況及擬定代禱事項，其涉獵範圍包括中共宗教觀、宗教政策，報導三自的發展、言論及工作，以及呈現家庭的現況。該中心成立初期，只有研究幹事羅志傑及助理員梁少華二人，另有還有三位海外基督使團的團員協助諮詢、研究及各項活動的工作。[148]
在出版方面，為配合主日學培訓事工的發展，《教與學》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此外，證道出版社的一系列教會實務手冊，也很具代表性，當中有鄺慧娟的《主日學教學錦囊》（1977）、張潘碧梧的《主日學校長手冊》（1978）、范昭華與劉童澍瑩的《青年工作者手冊》（1978）及黃繼榮的《主日學教職員手冊》（1979）等，全由富實踐經驗的華人作者執筆。在翻譯方面，最矚目的肯定是1979年面世的《證主聖經手冊》（Lion Handbook to the Bible），由范約翰花兩年多時間編譯，全書近七百頁篇幅，乃出版大部頭神學及聖經工具書的先行者之一。[149]
「鐘樓文庫」是證道出版社的另一重要策劃，由楊牧谷及黃漢森主編，第一批書在1973年面世，計有：盧家馼牧師的《青年人》，唐佑之牧師的《牧野的蘆笛：聖經舊約文學研究》、楊牧谷編譯的《新約知多少》，以及三部暢銷書《以愛相繫》、《曲終人散》及《了解自己》等。後來陸續出版的有《幫助自己》、《光明的挑戰》、《永恆的開始》、《麥田的稗子》等。「鐘樓文庫」的命名，並非取意高高在上，而是希望以低廉的售價，薈集西方暢銷名著和華人教會領袖和學者的創作，發暮鼓晨鐘之音，以期喚醒人心。[150]
唐佑之牧師是「鐘樓文庫」的作者之一，他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首任華人院長，也是證道出版社的代表作家，七十年代著有《深夜的心聲：約伯記的研究》（1976）、《生之探索：傳道書》（1977）、《愛的讚歌：雅歌》（1977）、《時代哭泣：耶利米哀歌》（1977）、《田園之戀：路德記》（1978）、《民族史詩：以斯帖記》（1978）等一系列舊約文學研究，皆為文筆優美的本色化作品。[151]
值得一提的是，「鐘樓文庫」的主編楊牧谷也是當時的新晉作者和編者，才情洋溢，早年稿件多投往《燈塔》和《聖經報》。在《燈塔》主編吳懷珍的引薦下，於1968年加入證道出版社，其時剛畢業於海外神學院，翌年即晉升總編輯。七十年代初，除了負責策劃「鐘樓文庫」，也曾建議翻譯《致偉立書》及《致嘉蘭書》等至今仍暢銷的書籍，可謂眼光獨到。1973年，楊牧谷辭去總編輯一職，計劃往海外進修。其後，楊牧谷成為影響一個時代的神學家及全職作家。[152]
繼往開來的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是甚具規模的綜合型出版社，編輯部歸分一般書籍編輯、雜誌編輯、兒童讀物編輯、聖經課本編輯，以及專責重編《普天頌讚》文字組編輯室，圖書總目錄共分三十一類，意味著該社的常年經費十分龐大，[153]早年約有百分之八十的經費，需由「美國基督教協進會」屬下文字機構「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輔助。[154]黃永熙博士就任社長之際，出版社的經濟完全靠英、美、加三國的基督教文字部門支持，帶領機構走上自養之路，自然是他的核心關懷。1968年，他首先發動東南亞中文閱讀調查，調查的對象包括了一百四十二個機構，香港一萬多人、台灣五千多人、星馬地區三千多人，總人數達一萬八千六十三人，調查發現當時教會尚無充分的讀物，應付兒童及高中畢業後的青年；[155]翌年出版調查報告，為出版界的發展路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156]
「基文青年叢書」是總編輯許牧世重要的出版策劃，台灣作家張曉風的《給你，瑩瑩》（1969）為首部推出作品，是他在台灣任報館時收到的投稿，[157]書中道出現代人的孤單、憂鬱及知識青年的迷茫，也顯示作者心中充滿信心、盼望和愛心，深受港台讀者喜愛；且因「基文青年叢書」的印刷和紙張，比台灣商務印書館的版本為佳，讀者每每樂意選購定價較高的基文版本。[158]出版社跟著發行日本女作家三浦綾子的得獎作品《冰點》（1970）[159]及《尋道記》（1971）等名著，前者更拍成連續劇及舞台劇，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三浦綾子乃享譽國際的日本基督徒作家，堅持以小說間接傳福音，認為福音必須經過文學的詮釋，以間接的方式被人了解和接受。[160]陸續出版的有《雁狩嶺》（1970）、《冰點續集》（1972）及《綿羊山》（1973），都是由朱佩蘭負責翻譯。[161]朱佩蘭是翻譯三浦綾子小說的權威，每每能將原作中基督教的思想和情感，忠實地傳達出來，於1977年在台獲得日文翻譯五四文藝獎章。[162]
許牧世指出，「基文青年叢書」的範圍不擬局限於神學或信仰問題，其對象也不僅在於教內信徒，他希望替青年們準備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好讓他們在靈性上學問上有更好的準備。[163]許牧世又意圖藉「基文青年叢書」開創基督教文藝創作之風，他認為三浦綾子的《雁狩嶺》，正正是基督教文藝創作的最佳示範之一，這部作品感動了很多讀者，「信、望、愛的高潔情緒被普遍傳達了」，華人作者應要急起直追。[164]
「基文青年叢書」很快便建立起年青一輩的讀者群。七十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學曾向大專學院作出調查，發現大學生的課外閱讀，喜歡「基文青年叢書」的比其他課外書更多，可見有份量的基督教作品，是深受讀者歡迎的。[165]1973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走過華人自理的第一個五年，由於黃永熙善於作市場調查，加上「基文青年叢書」的成功，而出版社又陸續出版有關宗教、體育等方面的課本，供應香港各教會學校；因這等課本發行量大，有了可觀的收益，出版社的經濟形勢有所好轉，於第一個五年已達成自養的目標。[166]
除了帶領機構走上自養之路，黃永熙於任內又發動《普天頌讚》的重編工作。自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海外學人常有發表修訂《普天頌讚》的意見，因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繼承了廣學會的出版工作，重編普天頌讚的責任，自然落在出版社主持人的身上。[167]1969年，出版社首先向採用這本詩集的各宗派徵求意見，得各教會支持後便敲定重編工作。翌年，黃永熙組織諮詢委員會，聘請韋瀚章先生協助修訂工作，[168]以及開始徵求詩歌。[169]諮詢委員會是由五個宗派：中華基督教會、聖公會港澳教區、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衞理公會及潮語浸信會，各派兩個代表組織而成。其中四分之一的經費，是英國基督教文字機構資助，其餘四分之三希望由香港教會，以及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教會捐助。[170]經嚴格的編選過程，《普天頌讚》修正本於1977年12月正式面世。[171]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向關注神學書籍的出版，這時期也有承先啟後的發展。發靭於五十年代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於1975年完成全套三十二卷出版，是華文基督教出版的一次創舉。由東南亞神學院協會主辦的「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自六十年代初開始在港、台兩地印行，交由前身基督教輔僑出版社、道聲出版社及台南神學院分別印行出版。該叢書為東南亞各神學院提供中文神學課本及神學與聖經研究的工具書，由普世教會協會宣道部神學教育基金會及東南亞神學教育基金提供經費。除翻譯西方著作外，更選印中文創作，鼓勵華人的神學研究。[172]該叢書全套共六十七卷，其中三十四卷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印行出版，至七、八十年代仍陸續推出新著。[173]
在「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出版十年後，由華人學者自己編寫中文聖經註釋也提上議程，是聖經研究本色化的一個里程碑。1974年1月，來自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的十位神學教育工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中文神學教育叢書諮商會議的時候，推舉新加坡的黃馬丁博士、台灣的周聯華博士、蕭清芬，以及香港的黃永熙博士和丘恩處博士，組成計劃委員會，研討出版中文聖經註釋的各項問題。同年6月，計劃委員會決定在「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之外，組成獨立的「中文聖經註釋編輯委員會」，因恐怕委員會人事變遷太大，於是把這計劃委託給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來推動主持。[174]
1975年，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簡稱W.A.C.C.）決定撥出專款支持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一套四十二卷的中文聖經註釋，由黃永熙、周聯華、潘應求等三位博士發起籌組寫作及出版事宜。這套中文聖經註釋的最大特色，就是全由華人學者執筆，且廣邀各宗派學者參與，用平易的中文編寫，務求適應具備高中以上中文程度之知識分子閱讀；此套叢書的封面，由當時年青設計師許朝英負責。[175]是年，委員會正式聘定周聯華博士為總編輯，張德香博士（後由周天和博士接替）為新約編輯，丘恩處博士為舊約編輯，潘應求博士為執行編輯（後潘博士移居加拿大後，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編輯黃耘蔚牧師接替），出版計劃正式啟動。[176]
1979年，「中文聖經註釋」首部著作《加拉太書．以弗所書》終於面世，在全書中列為第三十六冊，由總編輯周聯華親自撰寫，他希望這套註釋書「能作為供應教會中知識分子研經之參考，以及社會人士有心對聖經作深入研究者之用」。[177]除了負責策動「中文聖經註釋」，自1969年起亦開始出版「每日研經叢書」，新約各卷作者為新約及希臘文教授巴克萊（William Barclay），舊約各卷則翻譯自十一位學者的作品，直至八十年代末完成全套四十一冊的出版，為香港基督教出版界首套齊全的中文聖經註釋譯叢，意義不凡。
開創先河的道聲出版社
六十年代道聲出版社最矚目的出版，應為蕭克諧設計及主編的「佳音主日學教材」，全部兒童主日學教材於1965年完成出版，是華人教會第一套純本色教材，每季出版三萬份，供應港、台及東南亞教會的需要。[178]1969年，信義宗東南亞七個教會成員，一致贊成發展一種合乎本宗信仰與教義的課程，於是通過以「佳音主日學教材」為藍本，輔以路德會主日學課程的精華，並吸取崇真會、禮賢會等姊妹教會的意見修訂，出版「新生命主日學課程」，分為初、中、高童三個級別。[179]為了表示誠意合作，道聲出版社於1970年將佳音教材停止出版，並轉讓相關版權，甚至將庫存教材全部廢棄。[180]
「新生命主日學課程」初、中、高童各級第一年第一冊教材於1970年6月正式出版，由道聲出版社同時在港、台發行，[181]第一季課本在三個月內便售出一萬六千餘冊，[182]首年共售出五萬八千餘冊，發行地域除港、澳、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外，亦伸延至婆羅洲、美加等華人教會。[183]同時，信義宗東南亞基督教教育事工委員會又出版《新生命通訊》，報道該委員會的工作概況及「新生命」課程的進度，以收宣傳及推廣之效。[184]1971年，該委員會決定開始「新生命青年課程」的編寫工作，自1973年起先後出版「我」、「人上人」、「生命之主」、「真神與偶像」、「自由佳音」共五冊，均有教師本及學生本，有中英文兩種版本，於1977年全部完成。[185]可惜的是，「新生命主日學課程」最終慘淡收場，由於新課程的內容貧乏，再加上委員會人事動盪等因素，新教材未能被信義宗各教會普遍使用，七年來累積虧損接近四十萬。[186]可以說，這個聯合出版計劃也斷送了「佳音主日學教材」的前途，實屬另一重大缺失。
六十年代尾至七十年代初，即殷穎社長上任前後，顏路裔為道聲策劃的「人人叢書」可算是書系上的一個突破。「人人叢書」的出版，是為了向非信徒介紹基督教和耶穌的救恩，每本之篇幅約五萬字，起初暫定二十本，分三年出版；在文學領域上採取不同形式，包括傳記、遊記、散文、雜文、小說、故事、科學小品等，強調要從生活的各方面取材，以中文創作為主。[187]「人人叢書」的經費由美國信義會文字援華會（Luther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支持，第一年出版的六本幾乎都是顏氏的作品，後來史祁生夫人滌然女士[188]的短篇小說《柳岸琴聲》（1969）、《青草地上》（1970）及《昨天的夢》（1970）的相繼出版，令叢書生色不少。由始至終，顏路裔的編輯方針就是希望保持叢書的「短小、輕鬆、有趣」，而不是呆呆的說教。[189]
「人人叢書」的選書反映了顏路裔對文宣的理解，認為「輕鬆的東西不一定膚淺，『人人叢書』是想用輕鬆的題材與筆調去述說崇高的人生，美妙的真理與深邃的信仰」。他直言，單刀直入介紹商品已是太笨拙太幼稚的方式，基督教的佈道性文字不應犯上這種錯誤。[190]在葛培理佈道大會寫作講習班中，他又進一步闡釋了佈道性文字應有的「人情味」：「人情味的處理是作文的訣竅之一，今日用文字傳福音的人必須明白如何運用，以贏得較多迷惘的靈魂」，而「人人叢書」正正就是強調「人情味」的使用，即如「話語要用鹽調和」，這套叢書就是強調「用人情味調味」。[191]
由於「人人叢書」定位大眾市場，出版社也將定價竭力減低，大約在半年間售清初版共一萬八千本（每本印量三千本）。及至1969年尾，叢書十四種已印行了十萬本，而銷數有六萬以上；第一階段的最後六本在1970年4月底也全數出版。因著「人人叢書」的成功，顏路裔的信念就更加堅定，認為只要有好的作品，就必然會有好銷路。[192]在完成了首個三年計劃後，道聲出版社在「人人叢書」名義下陸續推出新作，至1978年為止，有六十本之多，作者包括紫雲、章力生、凝川、吳明節、陸頌熙、楊遠、陳詠、周聯華、高潔、黃懿文、屈武圻、胡簪雲、蔡元雲、范約翰、謝扶雅及楊其耀等人。
殷穎正式上任時，「人人叢書」剛完成第一個三年計劃。雖然新書銷情甚佳，但出版社的常年經費半數尚仰賴差會津貼，半數來自售書的收益。[193]如何在營業上轉虧為盈，不擬再接受差會津貼，是他極為關心的事情。殷穎的出版方針與顏路裔十分接近，但他更為強調開拓大眾市場的重要性，把基督教書籍推進一般圖書市場，不願走低價路線，甚至希望帶領大眾圖書市場的潮流。1972年，他毅然停止出版虧累甚多的《佳音月報》，改而推出「百合文庫」，由他親任主編，其發行的對象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194]
「百合文庫」多半是文藝性的，從日常生活到人生真理，目的是希望為出版界開拓一片新天地，意圖打破出版界的悶局。這文庫以「百合花」命名及作為標誌，理由之一是因為這套書萌芽於復活節；百合花的造型也像一支喇叭，寓意要向這個世界說一些話。[195]內容題材分布方面，「百合文庫」有三分之一為文藝作品；三分之一為福音預工的書，即內含福音信息的各類文學體裁；另三分之一就是包括神學、靈修與釋經方面的作品。[196]
「百合文庫」推出未夠一年，在台的銷量已十分驚人，其中杜華德（Walter Trobisch）的《我愛上了一個女孩》（I Loved a Girl）、《我嫁給你》（I Marries You），以及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的《車輪下》（Beneath the Wheel），銷量特佳，《我愛上了一個女孩》半年內更銷行六版，尤為轟動，更因市面一度缺書而出現黑市。[197]「百合文庫」之所以令人眼前一亮，與其印製精美不無關係，推出的首三本新書皆用全頁彩色做封面，且用當時最好的紙張與線、膠裝，取代鐵釘的釘裝，創造業界新風尚，大部分書店也將之平擺在第一排的書檯上，後來甚至連街上的臨時書報攤也進道聲的書籍。[198]
道聲出版社的驕人成績，不獨在基督教出版界內稱得上傳奇，而且因為「百合文庫」的暢銷，也引來整個出版界的關注。[199]1977年，「百合文庫」的《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獲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頒贈優秀圖書雜誌「金鼎獎」，為基督教出版社獲得該獎之首次。[200]索忍尼辛（Aleksandr Isaevich 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島》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寫出了在史太林血腥恐怖統治下無數犧牲者的故事，反映鐵幕後人民的痛苦，其文學價值媲美《罪與罰》及《戰爭與和平》等經典名著，乃殷穎親自與蘇黎世版權代理公司極力爭取的作品。[201]
「百合文庫」的經典著作眾多，作品光譜遼闊，內容質素、裝訂與銷量俱佳，堪稱華文基督教出版界的傳奇，也是殷穎提倡企業化的具體實踐。他重視市場調查，了解讀者需要，卻又積極創造市場，回過頭來領導讀者；他以百合文庫為試點，結果能推展到領導業界的層次。[202]「百合文庫」的成功，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殷穎極之重視版權概念，特別尊重作家的版稅權益。1974年，殷穎牧師就曾親往東京，將《沉默》一書的版稅，交付作者遠藤周作手上；又往市郊向三蒲朱門和曾野綾子夫婦致送版稅；繼而遠赴北海道向三浦綾子問候並支付版稅。[203]這些表現，深得作家們的尊敬，為出版社建立了更好的信譽，也因而促成更多暢銷作家的翻譯計劃。[204]
道聲出版社的經費，一向接受信義會差會巨額津貼。1973年，道聲出版社已完全達成自養，[205]相信「百合文庫」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七十年代中旬，據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一次粗略調查顯示，本地最暢銷的書籍，還是以文藝作品為主，如「基文青年叢書」、「百合文庫」等，其次是以討論生活上切身問題為焦點的書，如《現代人的痛苦》（基督教文藝，1974）、《何必等到結婚》（道聲，1974）、《第一次約會》（道聲，1975）、《墮胎——一個大難題》（基督教文藝，1975）等。[206]雖然「百合文庫」在香港的銷情不及台灣，但相信仍是本地最暢銷的叢書之一。自1976年起，道聲出版社不再接受任何差會津貼，比預期提早達成自養。[207]
蕭克諧指出，道聲出版社在銷售上的佳績，不純是由於出版商業味重的書籍，也因殷穎以道聲名義在台發起或領導的大規模佈道和教育活動，這些活動均引起了教會及社會人士對基督教讀物的興趣。可惜的是，殷穎的企業化理念引來好些同業的批評，教會的人責怪他忽略了教會出版社當出的書，有人甚至誣告他指他賬目不清。1981年，殷穎決定引退。[208]
浸信會出版部的教會出版
一直以來，浸信會出版部的重心是「教會文字」，因此大部分出版物都是為了針對教會教友的訓練，又或教會事工的推展，其中尤以季本編印特別眾多。新任總幹事徐松石指出，自六十年代開始，出版部漸次擴充一般基督教書籍的出版，諸如神學書籍、宗教教育書籍、教會歷史書籍、培靈書籍、釋經書籍，以及青年閱讀書籍等，但因經費有限，而且銷路不廣，不能大量印行。[209]
踏入七十年代，雖然出版部沒有嶄新的出版項目，卻開始針對原有的各類課程進行重編，不失為一種進步現象。1971年，浸信會出版部課程委員會正成立，負責策劃修訂、編輯各項課程事宜，聘請了韋理信博士、宋織詩博士、徐松石牧師、李約瀚教士、范萬寶珍女士、唐佑之牧師、張之信牧師等為委員，由韋理信任主席，廣泛徵詢港、台及東南亞區的意見。[210]1974年，新編兒童主日學課程正式供各堂會主日學使用，兒童用的舊制一律改篇為新課程。隨著時代的演進，徐松石也宣布結束歷年編印的各級助道會季刊，於1975年一律停刊，改編為輔導性參考書籍。這等破舊立新的措施，對於出版物質素的提升不無貢獻。[211]八十年代初，本港浸信會教會採用出版部的教材及書刊比例很高，佔全港浸信會約88%，[212]反映了七十年代出版部課程重編的成效。
此外，華人浸信會向來十分重視讚美詩的彙編，曾印行的《福音聖詩》和《新頌主詩集》，深得各地信徒欣賞。[213]早於五十年代，華人浸信會已提出編纂及出版一本選集詩聖的急切性，可惜因各種原因被擱置下來。[214]1966年，浸信會出版部董事會決定重新整頓計劃，遂由台灣代表韓慕蘭教士、張真光教授；馬來西亞代表麥希真牧師（1969年遷港）、羅偉奇牧師（繼任），以及香港代表麥堅理教士、張有光牧師等，組成新聖詩委員會，進行各項工作，由麥堅理教士擔任主席兼執行編輯專職。1969年，紀哲生[215]加入編輯團隊，自此擔起所有新聖詩翻譯的重任，進行修訂及重譯。1970年，聖詩集委員會開始公開徵求新詩集名稱，[216]卒於1973年完成新聖詩集，取名《頌主新歌》，共六百三十九首，[217]初版一萬冊轉瞬售罄。[218]
《頌主新歌》是七十年代浸信會出版部的重要貢獻之一，也是跨地域合作的成果。[219]自編輯部增設聖樂組後，一直由紀哲生帶領，顯得非常活躍。1979年，紀哲生策劃多時的《聖樂季刊》正式面世，有本港及海外聖樂專家負責撰稿。[220]在〈發刊詞〉中，紀哲生指出：「教會實在是需要一些受過專門訓練的聖樂人才，來協助牧師去領導會眾的歌唱。因為音樂事奉，無論是在教會事工上，或信徒靈命上，都是不可缺少的。要教會復興，要教會增長，若能重視和善用聖樂，就像兩翼齊飛，可收事半功倍之效。」[221]《聖樂季刊》是華人教會首本聖樂刊物，是一份專業性雜誌，自刊行後深受東南亞及美加等地的聖樂家、教會詩班的重視，東南亞聖樂促進會（後易名「世界華人聖樂促進會」）總幹事葉志明也稱之為「對眾教會的一大貢獻」，並向各地區音樂領袖推薦。[222]
由徐松石離任後到新總幹事上任期間，浸信會出版部仍維持可觀的增長。1977年出版的書刊，銷售數量方面，共二十萬零九千多冊；1978年，增加至三十五萬零七百多冊，增長率達百分之六十，其中以聖經為大宗，佔總銷量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他書籍，包括釋義、靈修、宗教教育，以及徐松石的著作等在內，佔百分之二十五；教會書刊，包括主日學、女光、天糧等佔百分之二十，聖詩佔百分之十五，其他則佔百分之十二。以銷量地區計，港澳佔百分之六十四，台灣佔百分之十四。[223]雖然如此，直至八十年代初，浸信會出版部仍未能達到自養，預算中有三分之一的經費，仍是由美南浸信會差會補貼。[224]
值得補充的是，在張有光及謝禮明牧師暫代正副總幹事期間，成立了出版設計部，希望能提高基督教美術創作的水準。[225]這個時候，設計師蔡啟仁用新穎的設計觀念，令這個部門在教會圈子中聲名大噪。他在1977年參加的香港設計師協會比賽中，一口氣奪得三個金獎、兩個銀獎、一個銅獎，此為香港基督教出版界首次得此殊榮，引來業界注目。[226]當時他所設計的特色是中文字體創作，後來蔡啟仁成為這方面的表表者。[227]
1979年，張之信博士接任浸信會出版部總幹事，隨即進行全面革新，他提出了四大方向：一、從譯作轉變為創作；二、從單元化轉為多元化，擴大及放寬出版的範圍，例如解經與查經的書刊、神學的著作、教育與訓練的書籍、視聽教育與工具等發展；三、從地區性轉變為世界性的服務，意即在文字和內容上考慮切合各地華人教會的情況；四、從補助方式轉變為中西合作方式。[228]除了上述四點，張之信也特別關注大陸福音事工的發展，因其時國內政治形勢正在轉變之中，他認為出版社的眼光不應局限於港、台、新、馬、澳等地區，也要轉移到大陸的教會去。於是發起「真光之友」組織，從事大陸傳福音的工作，並計劃出版《曙光》通訊，報道大陸的福音事工。[229]
宣道書局的穩步發展
宣道書局在福音派圈子甚具影響力，在港復刊和創辦的《聖經報》及《青年良友》，皆為書局的代表性刊物，影響層面廣闊。自宣道書局南遷香港，先後租用九龍城獅子石道、加連威老道及漆咸道的地方作為辦公室，一直未有基址。1965年，美國宣道會總會計劃擴展香港宣道書局，委派包忠傑牧師出任經理，並兼理《聖經報》，韋德仁牧師則任副經理。上任後，斥資購買尖沙嘴漆咸道南三十一號溫莎大廈六樓作為總辦事處，而尖沙嘴門市部則設於大廈樓下七號鋪位，奠定書局的發展基礎。同年，又出版代禱通訊Reporter，定期向外報道書局之消息，與讀者建立良好關係。[230]1966年，包忠傑與楊濬哲牧師等發起「香港基督教文字工作促進會」，目的為了加強基督教文字機構的聯繫，他倆就任首屆執委會正副主席，帶領業界興旺文字工作。[231]1970年，包忠傑退休返美，宣道會西差會未有將文字事工交由華人主理，而決定委派韋德仁牧師接任宣道書局經理。
韋德仁牧師於1933年生於美國芝加哥，少年時在陶恕博士（A. W. Tozer）牧養的教會中成長。1955年，韋德仁牧師於美國奈亞大學（Nyack College）榮獲文學士學位，主修人類學和聖經，也接受過語言學、寫作和印刷發行等訓練。韋德仁牧師能書寫、閱讀並操流利的柬埔寨文，亦能閱讀中文和操流利的廣東話。1956年，他與夫人往柬埔寨從事文字工作，任職柬埔寨福音出版社的社長。1965年，因著政局的轉變，韋德仁牧師離開了柬埔寨來到香港，並投身宣道書局的工作，後來就任總經理一職。[232]
七十年代初，宣道書局總收入平均超過美金十二萬，這些收入來自批發及零售，批發對象以台灣、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越南、巴西、印尼、泰國、澳洲、加拿大及英、美等地為主，由當地書局及代理人經銷。宣道書局的門市有四間，所有宣道書局門市部的經費都是不需要補助的。[233]可是，由於《聖經報》與《青年良友》虧損甚多，西差會決定於1973年停辦兩份刊物，這對於宣道書局以至整個基督教出版界來說，都是某種損失。
雖然韋德仁牧師以西教士身分主理書局，卻十分重視華人創作，在接受《基督教週報》訪問時，曾表示「只有中國作者的優美筆觸，才能創作出適合於中國人思想和習慣的作品，使文字工作更能容易達到宣道的果效」。[234]這時期宣道書局的代表作者有二，其一是《聖經報》主編陳終道牧師，所撰寫的「新約書信講義」系列於六、七十年代陸續出版，深受信徒喜愛；其二是宣道會的滕近輝牧師，於1971年出版了《路標》及《寫給信仰的追尋者》，一直被奉為經典。值得一提的還有七十代末的「香柏文庫」，作品包括張慕皚的《成聖工夫與社會參與：基督教倫理學的探討》（1978）、《華人教會面對的兩個問題》（1979），以及周永新的《現代教會問題的探討》（1979），但這個系列似乎沒有延續下去。
在詩集出版方面，自宣道書局《青年聖詩》第一集於1951年面世以來，一直深受各地華人教會及信徒的歡迎，至1973年一共出版了十集，由劉福群及何統雄編纂和翻譯、滕近輝牧師校閱，並於1960及1970年出版了《青聖綜合本（一）》及《青聖綜合本（二）》。除了《青年聖詩》的出版，宣道書局於1969年亦計劃編印一本不分宗派的大型中英對照聖詩集，以供應華人教會使用。隨即於同年11月成立了聖詩出版委員會，著手籌劃並開始搜集聖詩。經過了一段時間，已搜集了六百多首，但因缺乏人手及其他原因，工作被迫停頓下來。直至1978年6月，何統雄移民美國，卸下了出版社印製部的職務，專心從事這六百多首歌詞的審閱及翻譯工作，用了兩年時間，終於把全部詩稿完成。1980年8月，何統雄返港，主持這新詩集的編輯、製作、出版等工作，工作始重新步入正軌。[235]
其他主要出版社的發展
1961年成立的聖公會出版社，原為了回應東南亞地區聖公會教友的需要而設，經濟來源是由東南亞地區議會負責籌募，主事者以議會的建議及決策行事，出版有關教會歷史、宗教教育、崇拜禮儀、公禱書、小學聖經讀本等，宗派色彩濃厚，最先由張榮岳會吏長與郭熹良牧師策劃推動，1974年由張綠薌法政牧師及吳繩武牧師接任領導工作。自七十年代中開始，聖公會出版社開始重修靈修材料，並編寫少年勵志圖書，也展開重訂聖經課本的工作，配合時代轉變的需要。聖公會出版社設有門市部，除代售教區的書籍外，也代售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書籍及雜誌。[236]
由於聖公會出版社服務於整個東南亞，其出版方向不一定能夠完全配合港澳教區的發展。直至七十年代末，為了發展一套適合本地宗教教育的材料，終於孕育出本土的出版事工。早於六十年代初，何明華主教（Bishop R. O. Hall）強調禮拜堂與學校共同擴展的策略，[237]1966年繼任的白約翰主教（Bishop John Gilbert Baker）也同樣重視中、小學的發展，為了加強發展教育工作，他更特別看重宗教教育事工的需要。1973年，白約翰主教委任楊鳳薇博士為教區宗教教育顧問，在後者的建議下，增設了宗教教育幹事，並開始為發展宗教教育籌集經費。1975年，美國俄亥俄州南部教區撥款三萬美元，支持教區這項工作。同年，白主教即委派陳衍昌牧師為教區宗教教育幹事。1978年，「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正式成立，出版了《完美的人生》（1981）小學宗教教育課本，以及《傳遞》季刊，為港澳教區的宗教教育及出版事工開拓了新領域。[238]
播道會文字部的工作早於五十年代開始，定期刊物有《播道月報》及《兒童之友》。《兒童之友》於1955年創刊，1960年以後獲「國際聖經文社」資助部分費用，由不同人士兼任編輯工作，直至1976年聘請許美儀為專任編輯，由許冰清女士任顧問，本地訂戶約一萬餘份，勉力維持運作。[239]播道會文字部出版的主日學課程，是由美國聖經出版社（Scripture Press）的課程翻譯而來的，自1965年起正式出版中學一二三年級的主日學課程。由於反應良好，1972年開始出版高小級主日學課程，1976年又出版初小級課程，並計劃於1979年當初小級課程完成之後，集中力量積極進行出版高中級及青年級與成年級的主日學課程，出版費用主要靠捐款維持。1974年，播道會在侯王道自置鋪位開辦播道書局，是該會的第二個銷售點。[240]
踏入七十年代，部分原專注於出版事工或福音事工的機構，紛紛開拓書室事工，以此作為機構的後盾。神召出版社曾於七十年代初停辦，直至1975年，該會在位於加多利山的神召會禮拜堂樓下，開辦「恩慈書室」，繼續文字佈道工作，並準備在不久將來出版屬靈書籍，以及再版神召出版社的書籍。恩慈書室直屬禮拜堂管理，由禮拜堂主任葉沛霖牧師兼任經理，售賣各類屬靈書籍，以及代訂各種中英文雜誌，服務對象為旺角區的教會和學校，也藉此向學生佈道。[241]
中華傳道會的晨光出版社一直不設門市，皆因過往出版部的辦公地點不適宜作門市的所在地。晨光出版社首先是位於彌敦道一層樓宇的七樓，後來又搬到九龍塘約道，地方偏僻。自從《晨光報》停刊之後，該會監督桑安柱牧師深感辦文字工作，絕不能缺少一個理想的地方作門市部，否則難以安穩發展文字工作。於是，中華傳道會東亞教區於1976年撥出四十萬元，購得九龍城獅子石道十號地舖，開辦「分享書室」，作為發展文字事工的基地，晨光出版社也因此計劃出版更多屬靈書籍，以及特別配合節期用的單張。[242]
亞洲歸主協會於1976年遷址，致力拓展事工，當中包括籌辦「亞協書舍」，設於糖街銅鑼灣大廈十六樓，專營精選之基督教中英文讀物及出版書評，介紹世界各地屬靈佳作，提升信徒的閱讀興趣。[243]雖然亞洲歸主協會並非專注於出版，但其出版的《可能！》（1977）一書卻風靡華人教會，多次再版。此書作者為水晶大教堂的主任牧師蕭律柏（Robert Harold Schuller），這是他的首部作品，後來更被稱為「可能思想之父」，是國際知名的牧師。除此以外，亞洲歸主協會於1977年出版的《和諧生活講座》，也榮獲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1976至77年度香港製作最佳圖書比賽中文成人圖書組冠軍。[244]
香港路德會文字部成立於1962年，出版工作不算活躍，由香港路德會總會主席丘恩處博士兼任文字部主任。香港路德會在港澳略有規模，於七十年代中旬教友約六千、學生一萬七千，以及有約五千人參加其青年中心的活動。[245]1977年，該會決定於又一村開辦「協同書局」，目的是為了方便附近教會的信徒及學生購買課外讀物，亦以此為媒界接觸青年人。在協同書局開幕當日，丘恩處正就任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院長一職。[246]書局開辦之前，文字部的主要出版有《協同書》（1971），其後的出版工作一直沉寂下去。自書局開辦後，文字部銳意出版一套「小學聖經課程」，由各校的宗教教師集體編撰，丘恩處博士則負責校訂工作。[247]
值得補充的是，除了出版機構陸續增設門市，不同地方教會也有開設書室的趨勢，先後有新生命堂之「新生命書室」、路德會永生堂之「青年書室」、香港基督徒福音廣播團在大埔基培堂開辦之「基培閱覽室」、銅鑼灣浸信會的「銅浸書局」、潮人生命堂開辦的「生命書樓」等，此為七十年代香港教會發展的一個特色。有些書室的誕生是基於地區上的需要，例如位於中區的新生命堂和大埔的基培堂，因鑑於附近未有具規模的教會書室，於是決定自行開辦，代售聖經和屬靈書刊。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教會主要視書室為傳福音的基地，有利於接觸附近學校的學生。[248]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的發展。中華基督徒送書會是一個獨特的出版事工，自1953年成立以來，出版不定期刊物《火柱》共七十期，專書超過三十種，印行達三十萬冊以上，1979年光榮結束，對基督教文字事工的貢獻不可說不大。[249]送書會一向以量入為出為原則，以義工為骨幹，所有書刊只送不賣，送完即止，有餘資才計劃新項目或再版；何世明牧師指該會是用「很新奇的構想，很大膽的嘗試，很實際的行動」，企圖克服從事基督教文字出版的困難。[250]結束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因為缺乏贊助人和義工作後援，加上曹新銘牧師年事已高，多年帶病工作，推進會務乏力，工作也無人承繼。[251]七十年代，中華基督徒送書會的重要出版首推周億孚所編的《中華基督教神學論集》（1974），另該會曾發動編印「港粵澳名牧生平」和徵求文稿，1975年出版的《港粵澳名牧生平（第一集）》是首項成果，期望陸續出版第二、三、四等集，[252]可惜事與願違，實屬華人教會的損失。直至2014年，曹新銘牧師的兒子曹敏敬牧師，通過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憂患餘生》的修訂版，並秉承先父的遺願，用免費送贈的方式，希望藉此重燃送書精神。[253]
聖經出版的演進
除了基督教書刊和詩歌集的出版，沉寂一時的中文聖經新譯工作，在七十年代也顯得異常蓬勃，率先面世的新舊約聖經譯本為《呂振中譯本》（1970），由香港聖經公會代印，新約早於1946年出版，舊約於1968年脫稿，是呂振中牧師窮一生之力的譯作，以近代考證結果為基礎，甚具學術價值。1973年，呂振中更獲香港大學頒贈名譽神學博士學位，是繼何明華主教於1965年獲此殊榮後的第二人。[254]在《呂振中譯本》面世之前，五、六十年代基督教界尚有幾項翻譯的嘗試，以聖經中一些單行本的形式發行，劉翼凌翻譯的《新譯約翰福音》（1964）就是一例，由宣道書局代表慕迪出版社印行。[255]
《呂振中譯本》由來久遠，真正屬於那時期的聖經翻譯計劃主要有四，各有其目的和特色：一為「中文聖經新譯會」的新譯本，準備將聖經由原文重譯成中文，由「樂可門基金會」（Lockman Foundation）支持；二為由國際新力出版社（Living Bible International）香港分社出版的意譯本，以簡明易讀為特色，目的在於普傳福音，以該社創辦人戴樂博士（Dr. Kenneth Taylor）於1962年譯成的英文意譯本「活潑真道」（Living Bible）為藍本，英譯本由美國天道書屋（Tyndale House）負責印行；三為亞洲歸主協會屬下「中國聖經出版社」的意譯本，對象是國內的信徒，也是嘗試把原文意思淺白地帶出的譯本。為了避免重複，新力出版社與亞洲歸主協會同意通力合作，在新約翻譯事工互相交換譯稿，由前者負責出版繁體字版本，後者負責出版簡體字版本。最後，就是由聯合聖經公會推動、許牧世及駱維仁在美主持的譯經計劃，主要以「現代英文譯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為藍本。[256]
上述幾個譯經計劃，由新力出版社編印的新約全書最早面世，於1974年12月正式出版，命名《當代福音》，強調「無意與各種標準的中文聖經譯本分庭抗禮，或作取代的打算」，只是希望扮演輔助角色，成為初讀聖經者的入門初諧；台灣版取名「今日佳音」，由中國主日學協會發行。[257]1975年12月，聯合聖經公會的現代中文譯本新約全書也正式出版，名為「給現代人的福音」。這譯本並非意譯本，初稿譯自銷行最廣的英譯本，並以聯合聖經公會編訂的希臘文新約第二版為根據，以現代文體按原意表達出來，期間經由聖經專家參照原文加以審訂。由於天主教的主教團曾指派兩位司鐸審核全部譯稿，故此這版本只將「上帝」改為「天主」、「聖靈」改為「聖神」，便成為天主教版的現代中文譯本，翌年6月由聖經公會出版。[258]至於由「中文聖經新譯會」主理的新譯本，也於1976年8月正式面世，取名《新約全書新譯本》，是首部由華人學者直接從希臘文原文翻譯的聖經，台灣版由校園團契代售。[259]1979年，香港聖經公會及新力出版社分別完成了整部聖經翻譯，取名《現代中文譯本》及《當代聖經》。[260]
關於聖經重譯，雖然翻譯路線不一，同樣引來各方的批評，這與不少信徒潛意識地把神聖的觀念加在《和合本》身上不無關係。[261]在幾個譯本當中，以「中文聖經新譯會」的新譯本最具爭議性，參與其中的華人學者最多，其後也關係到基督教出版界的新發展。「中文聖經新譯會」的成立，是由出版界人士穿針引線的。1971年9月，樂可門基金會亞洲區代表麥維惕博士（Dr. Kenneth McVety）最先與證主總幹事薛孔奇交流意見，並在薛氏的安排下，與唐佑之、滕近輝、陳喜謙、鮑會園、謝友王牧師等作初步洽商，他們一致贊同華人教會有這樣的需要。在籌備工作，因極需要有人負責行政與聯絡的工作，於是薛孔奇推薦容保羅擔當此任。其時，容氏是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的副主任，而麥維惕博士恰巧也是日本逐家文字佈道會的主任，於是後者負起與總會海外局長聯絡的責任，極力爭取將他借調，最終獲當局首肯。[262]還要補充的是，其時麥維惕博士亦擔任「活潑真道」意譯本的亞洲區負責人，在容保羅的協助下，香港的新力出版社才於1972年正式成立。[263]
容保羅牧師，1933年出生於天津，1949年來港後曾患上嚴重肺病，及至1970年才完全康復。[264]容牧師早年受訓於培靈學院，[265] 1965年畢業於建道神學院，一直熱心於文字工作。唸神學期間，曾主編該院學生佈道團文字部出版的《播種人》，畢業後仍繼續協助校友會文字部主編《友聲》及出版校友錄，鞏固校友之間的聯繫。[266]由於容保羅對文字工作熱誠，畢業之際，劉翼凌已邀請他參與《燈塔》的工作，同時香港逐家文字佈道會的主任傅心良牧師亦有意邀請他加入。最終，他決定出任逐家文字佈道會副總幹事，負責出版《代禱月刊》。後來，總會又鼓勵他另立「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目標是將佈道工作擴展到全球華人地區，兩個機構同屬世界文字佈道協會（World Literature Crusade）領導。[267]
容保羅加入後，他首先協助薛孔奇等發起人於1972年初召開「中文聖經翻譯座談會」及「新譯聖經研討會」，廣邀各地華人教會領袖和學者出席參與討論。在研討會期間，正式成立執行委員會，此乃中文聖經新譯會的決策機構，最後選出滕近輝牧師為主席，並委任容保羅出任總幹事。[268]在組織方面，新約翻譯組由鮑會園院長策劃與領導，舊約方面由唐佑之院長負責，修辭組的負責人為桑安柱監督；在次序上，先集中力量完成新約部分。[269]
1973年9月，《約翰福音新譯本》試驗版面世，強調其翻譯是信、達、雅三方面並重；翌年初修版完成面世，藉此讓外界提供意見。[270]其中文壇老將劉翼凌對新譯本的批評甚為嚴厲，主要從語文運用方面論其得失，尤其對「叠字」改為單字、[271]將白話改為文言、[272]四字詞使用方式、[273]語氣詞的隨意加減、短句化長、副聯詞的用法等各方面予以細緻的批評，且認為新譯本的譯者似乎有「為改譯而改譯」的態度，就文體而論，甚至「把好的都改壞了」。[274]在文章發表後，總幹事容保羅牧師旋即以個人名義發表一系列回應文章，與劉氏逐點商榷，認為他的主觀成分太重。這些批評和回應文章皆發表於聖道出版社的《生命雜誌》。[275]
《新約全書新譯本》問世不久，部分批評者即著書提出商榷甚至反擊，大致上認為《和合本》的地位不容動搖。為道堂的龍靈光牧師是其中一個早期回應者，他以一人之力出版《新約全書的正確譯法》（1977），針對每書卷逐章逐節提出修正，是最先就譯文作出的全面評論。[276]緊隨其後的有劉翼凌編著的《譯經論叢》（1979），由聖道出版社總代理，以議論性文章為主，當中又以劉氏的文章居多，筆戰味濃，部分選錄自他早前在《生命雜誌》發表過的批評文章，也收錄了羅香林、陳終道、徐松石、章力生及于中旻等名家的見解。在編者自序中，劉翼凌開宗明義指出：「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謗經運動，與由此激發的護經反擊，無疑是一場激戰。」[277]
值得補充的是，隨著七十年代聖經新譯運動的興起，廣受信徒喜愛的《每日讀經釋義》也作出了革新。《每日讀經釋義》最先是從英國讀經會出版的Daily Notes翻譯過來的，由證道出版社出版，是鼓勵信徒每日讀經的輔助性讀物。1963年，證道出版社將出版權交還讀經會澳紐東亞區會，並由成立不久的香港讀經會繼續出版。1965年，香港讀經會首次負責翻譯中文出版，其後更將《每日讀經釋義》的經文重新編排，帶領讀者於四年內讀遍全本聖經一次。為消除文化及文字運用上的距離，香港讀經會決定將《每日讀經釋義》的內容全面本色化，於1972年1月起改由華人撰寫，首年即由滕近輝牧師執筆，讀者超過一萬。[278]
天道書樓的誕生
七十年代初，麥維惕博士為華人教會帶來兩個譯經計劃，一為強調忠於原文的聖經新譯本，二為以廣傳福音為目標的「活潑真道」意譯本，容保羅是兩個譯經計劃的執行人，其中尤以前者的工作最為艱鉅，需四出奔跑穿針引線、籌募經費、羅致人才，而中文聖經新譯會和新力出版社，也先後在北角雲華大廈設辦事處。隨著《新約全書新譯本》於1976年8月面世，發行工作尚待發展，需要另覓地方創辦書室，其時北角鷓鴣菜大廈一間船公司要結束營業，有三千多呎地方待租出。同年11月，容保羅在那裏創辦了「天道書樓」，設總辦事處及門市，門市面積六百餘呎，而同一層樓宇尚有中文聖經新譯委員會及新力出版社。天道書樓不屬任何宗派，董事會成員包括歐陽佐翔牧師、張子華牧師、盧家駇牧師、陳玉棠牧師、薛磐基、黃賜貽、曾立華、李佳音及樓恩德。[279]
天道書樓是由兩個譯經計劃所「催生」的，《新約全書新譯本》的目標是造就教會，《當代福音》的目標則是傳揚福音，這亦成為天道的工作目標。[280]天道成立之初，麥維惕博士提供了四萬美元作開拔費和書樓裝修費，翻譯「活潑真道」的戴樂博士則從美國運來兩個貨櫃的英文宗教書籍，由此建立了出版社的雛型。[281]除了代理及推銷兩部新譯聖經，因鑑於當前香港基督教出版機構較少出版神學巨著、新舊約全書註釋等較有份量的宗教書籍，故此天道書樓將未來的出版重點放在這方面。除了出版及銷售工作，容保羅也將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的經驗和視野帶進新機構，設立福音推廣部，鼓勵同工親自個別到各家各戶，以《當代福音》作媒介傳福音，又到教會鼓勵信徒參與逐家佈道工作。[282]
至於「天道」的命名，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一，當時容保羅牧師等人與美國負責印行「活潑真道」的Tyndale House（時譯「美國天道書屋」）有密切的關係，Tyndale的英文讀音跟「天道」的讀音相近；恰巧地，歷史上丁道爾（William Tyndale；「丁道爾」乃後來「台灣校園書房」譯法）是一位譯經家，正好反映天道書樓也是由兩個譯經計劃所催生。其二，當時有許多傳道人，也喜歡用「天道」來代表「天」，所謂「天道，人道」的意思。因此，他們的標語「天降大任傳喜訊，道成肉身真理揚」正好表白了「天道」的意思。[283]
有別於其他新成立的基督教書室，天道書樓從一開始就肩負起促使信徒研經及傳福音的使命，尤其當《新約全書新譯本》推出後，批評者聲音不絕，而一般信徒又對聖經缺乏研究，因此書樓購置了大量英文研經書籍，以及盡量訂購各種不同的英文聖經譯本，鼓勵信徒深入研經，使他們易於接受新譯本。在出版方面，天道也配合同樣的構想，所以研經書就成了書樓主要的出版路向，書樓接辦《聖經報》並使之專業化，也是基於同樣考慮。自天道開辦以來，曾舉辦多次聖經專題講座，從不同的途徑鼓勵深入研經，從而欣賞及接受聖經新譯本。[284]在各種的努力之下，《新約全書新譯本》在不足一年間已售出兩萬餘冊，成績可算不俗。[285]
在《當代福音》的推廣方面，天道也採取了別具創意的方式。1977年，容保羅、張彬彬、薛磐基等聯絡了一班在職基督徒，希望由他們親自將《當代福音》推廣到社會去，期間黃廣惠、余炳光、羅家祥、王明理等各界人士，決定成立「寶劍社」，主要工作是贈送聖經，透過各教會及福音機構，送給初信主及傳福音的對象，一年多便送出接近七萬本《當代福音》。該社的經費由社員自行募集，或舉行音樂會進行籌款。[286]1979年，天道書樓慶祝成立三週年及《當代聖經》之出版，當時《當代福音》的銷售已超過二百萬本，是中文聖經發行史上前所未有的記錄。[287]此外，因著《當代福音》易讀易傳的特點，葛培理佈道團、學園傳道會的新生命運動等，皆樂於採用為輔助佈道的工具，這對於意譯本的推廣尤有幫助。[288]
天道書樓發展初期，其營運費有來自外界的奉獻支持，例如自1977年起，林氏基金會、國際人人讀經會、孔氏聖工發展基金、天恩會、愛主者及數位個人奉獻，負擔起各部門主任的薪金，早期被贊助者有容保羅牧師、賴顯光、陳惠榮及沈志超等。書樓早期的出版也得到多方的贊助支持，其中馬有藻博士的《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導論》（1979）及鮑會園博士的《歌羅西書註釋》（1980）就是由「史丹理基金」全資贊助。[289]天道書樓早年已著力翻譯入門級的研經類及神學類書籍，例如滕慕理（Merrill Tenney）的《加拉太書研經十法》（1979）、卜魯斯（F. F. Bruce）的《新約文件可靠嗎？》（1979）、柏路易（Louis Berkhof）的《基督教教義概要》（1978）、司徒德（John Stott）的《在基督裏新生》（1979）等；八十年代初，更取得美國Zondervan出版社「研經導讀叢書」的中文翻譯權，供信徒作個人研經或教會作主日學課本之用。[290]
在華人原創方面，天道書樓又與新成立的中國神學研究院推出「教會聖工叢書」及「神學與實踐論叢」，前者由張子華副院長任編輯顧問。該叢書主要希望為教會事奉人員提供理論與實用兼備的材料，[291]部分為著者在神學院授課的記錄，包括羅炳良的《聖樂綜論》（1978）、李金漢的《基督教機構行政管理》（1979）及譚天祐的《教會教育事工簡介》（1979）等。「神學與實踐論叢」由陳濟民及馮蔭坤主編，目的是為了針對華人教會的需要，從事聖經、神學與實踐的研究。1979年出版的《初熟之果——聖經與本色神學》，大部分文章來自該院老師之學位論文的研究成果。[292]
神學教育與文字事工的深化
神學教育與文字事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第一層關係自然就是神學院為出版社孕育編寫譯人才。以信義神學院為例，自1948年遷到香港以來，大部分畢業生在港九及新界的本宗教會服務，有些則服務於出版部或任教於神學院，直接或間接地促進文字事業的發展，[293]首批畢業生如吳明節（1950）、顏路裔（1950）、周天和（1951）、祖文銳（1952）、蕭克諧（1952）、龔天民（1952）及較後期的鄧肇明（1962）等，都對文字事工作出了莫大貢獻。[294]及至七十年代，神學教育與文字事工開始有更緊密的協作關係，這與福音派開始重視神學教育及神學出版有關。據滕近輝牧師的觀察，到了六十年代，美國福音派運動萌發，開始注重神學研究與論著，福音派神學開始紮根，至七十年代開花結果，亞洲的神學教育也受到影響。[295]
事實上，自七十年代開始，福音派不獨一改過去排斥神學教育的態度，反而積極參與並分擔領導中文神學教育的責任，這是中文神學教育最令人興奮的發展。[296]1972年，四十多位來自亞洲地區的華人福音派神學工作者，參與一場在香港舉行的「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籌備是次會議的委員會是滕近輝牧師、鮑會園牧師、唐佑之牧師、張修齊先生及趙天恩先生，並由證主負責起出版此會議報告書之責任。[297]這次會議的目的，乃是針對當時中文神學教育分支的現象，以及不切教會需要，進而檢討當時亞洲中文神學院的現況和中國教會的需要。這次會議促成了「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Promation of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的誕生，在出版方面，與會者更期望將來能「有系統地著作或翻譯神學書籍以便充實現有之中文神學教材」。[298]
是次研討會之後，在六十年代末醞釀成立的中國神學研究院，也在香港提上議程，[299]這不獨是華人神學教育的一件標誌性事件，對基督教出版界來說亦然。1972年12月，於研討會後成立的「中國神學研究院策進委員會」（CGST Hong Kong Council），[300]舉辦了一個公開的「神學教育座談會」，說明成立一所神學研究院的必要性，參加者有來自建道神學院、播道神學院、信義神學院、香港神學院、中華神學院等師生，也有來自各個宗派的信徒。座談會的其中一重點，就是神學院未來將著重研究、著作與出版。陳喜謙為大會主講者之一，他指出：「中國人在神學上的著作很少，未能充份供應神學院或聖經學院使用，這是由於傳道人工作過於忙碌，少有時間、精力、金錢、資料、工具和討論，無法結晶成書，中國神學院按此需要，能透過著作或繙譯，用中文向他們提供各國神學經驗的累績。」[301]
1975年，中國神學研究院正式成立，下設「福音傳播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為神學院與教會和機構之間的橋樑。該研究中心於神學院成立前一年已經開始運作，由馬鴻昌博士出任中心主任，主要是協助教會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有更深的認識及更有效的方法，亦應邀協助本港的福音機構進行研究工作，最早即協助遠東廣播電台研究向中國大陸廣播的福音節目內容如何編排，又曾協助宣道書局研究香港基督教書籍的需要。[302]及至1978年，因著大陸政治形勢的轉變，神學院又成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其任務就是是將中國大陸具體而真實的情況和需要呈現給海外華人教會，並「以屬靈的動機，學術的態度去研究中國」，而《中國與教會》就是這些研究成果的發表園地，將零碎的資料化為有論點的研究心得。[303]
《中國與教會》起初是雙月刊，由趙天恩任主編，溫偉耀及李柏雄任編輯，[304]他們主力負責撰寫相關的研究文章，內容包括對中國時局變化、社會現況的分析，以及中共宗教政策研究。初辦時已獲得教會極大回響，有超過一千名訂戶，當中包括三十五名贊助訂戶；初期的訂戶以來自浸信會、宣道會和福音堂的堂會最多。[305]直至1980年間，由於研究中心發展迅速，在中神董事會的建議下，決定獨立發展。[306]
在聯合出版計劃方面，中國神學研究院早年主要搭檔天道書樓出版神學及教會事工類書籍，於1977年又開始策劃出版一本集合串珠、經文註釋、逐卷簡介和查經指引於一身的聖經。1980年，院方決定了這本註釋本聖經的方向和形式，由鄺炳釗博士與吳羅瑜女士分別擔任舊約及新約的主編。[307]1985年，中國神學研究院與證主聯合出版的《聖經——串珠．註釋本》正式面世，是神學院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重要結晶，也是首本全由華人聖經學者編撰的註釋聖經，單是預售已超過一萬本，成績斐然。[308]
中國神學研究院的誕生，是神學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信義宗神學院」於1977年的組成，也是華人神學教育合作方面的另一重大發展。[309]改組前夕，信義神學院籌劃多年的《神學與生活》正式創刊，該刊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鼓勵本色神學之創作及中外神學思想之交流」。新刊物定名為「神學與生活」，因「唯有與實際的生活結合，神學才有真正的意義和價值；唯有建立在健全的神學基礎上，教會和信徒的生活才能真正豐富而真純」。[310]《神學與生活》是本港最早創刊的神學雜誌之一，是本地神學院出版學術期刊的先行者。
七十年代華人神學教育的發展是令人感到興奮的，例如1972、1973、1978及1980年先後在香港、菲律賓及台灣等地召開四次大規模的「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此外，香港各神學院圖書館之間也開始編訂聯合的期刊目錄，以供彼此交換借閱；[311]在文字事工的層面上，各界均意識到神學出版的優先性，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可是，對此有長期研究的蕭克諧指出，當時神學教育所面臨的困難亦不少，不宜過分樂觀，中文原創神學書籍實質仍十分缺乏，如何能使出版界有興趣和能力出版中文神學書刊，仍是一個有待解答的問題。直至七十年代中旬，具份量的神學參考讀物主要仍依賴「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及「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312]但無論如何，神學教育專業化的趨向，或多或少推動了文字工作要邁向專業化的需求。[313]
合作的起點：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
基督教出版界一直未有建制性的聯合組織，1966年成立的「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嚴格來說僅屬聯誼性或交換意見的平台。1969年，基督教機構曾於港島軒尼詩道「南天書局」設立聯合銷售處，目的是為了增進出版物銷售及促進文字佈道工作，但主要還是基於商業考慮。南天書局為東南亞規模最大之中文書局，該書局劃出四百英尺地方，設立宗教書刊部門，專售基督教出版物，參加聯合展銷的出版社有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道聲出版社、晨光出版社、聖道出版社，以及晨星書局。[314]在此之前，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曾就組織聯合書局一事，徵詢各出版社意見，雖然各出版社原則上贊成，卻主張經費由文藝出版社負全責，同業只給予代售書刊折扣，是以合作計劃告吹。[315]
踏進七十年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與道聲出版社的合作比較密切，相信與黃永熙、許牧世與殷穎三者對彼此的信任有關，當時「基文青年叢書」與「百合文庫」的出版路線也是比較接近的。1971年，殷穎應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之請，出任該社在台灣義務代表人。[316]同年9月，兩間出版機構更斥資在台合辦「聯合圖書供應中心」，主要業務為代理發行各基督教出版社之書刊，其發行網普及台灣各縣市的一般書店，為基督教書刊進入一般圖書市場作準備。[317]成立一年後，該中心已擴充全台發行網約二百餘家書店。[318]
及至1976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感存儲書籍的倉庫問題是未來發展的隱憂，於是與道聲出版社商量對策，希望聯合起來解決這長遠問題。因解決倉庫問題涉及龐大資金，遂決定聯同向普世基督教傳播協會申請協助，得到的回覆是，希望他們再將組織擴大，邀請更多同業參加這項聯合事業。隨後，浸信會出版部、宣道書局、證主、亞洲歸主協會、天道書樓及基督教文工團（晨星書局）獲邀加入，組織成「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United Christian Publishers Service Limited，簡稱U.C.P.S.），於1977年11月1日正式向政府註冊成為合法團體，並組成籌備委員會，選出薛孔奇為主席、韋德仁牧師為副主席、王一平先生為書記，共同去物色地方。直到1978年8月間，購得荃灣銓通大廈共二萬呎地方作聯合貨倉，樓價款項部分由海外機構通過普世基督教傳播協會支持，其餘由八個成員單位按照自身需用的面積比例分擔，又推舉容保羅牧師為聯合貨倉的管理委員會主席。[319]
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的成立，是業界走上合作道路的開始，先由購買聯合貨倉開始，繼而在物流工作等各方面尋求合作空間。從八十年代的發展可見，基督教出版界慢慢地建立起某種業界的身分意識，繼而轉化成有利於整體業界發展的聯合行動。例如1981年出版了一本《聯合圖書目錄》，向各界人士介紹基督教的出版事業；其後又深入探討如何正視版權問題，出版了一本《版權問題》，呼籲各界尊重創作權益。自1980年代初開始，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又陸續舉辦專題講座、寫作訓練營等活動，推廣閱讀風氣，培育文字工作人才。還有曾經設立小組，研究出版同業的批發折扣制度、聯合設置最新電腦植字排版系統、聯運送貨服務等實務性合作計劃。[320]上述這些發展，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出版業，開展出一個邁向合作化的局面。
[1] 參包忠傑：〈繼往開來的異象〉，收于中旻編：《文宣使命》（香港：福音文宣社，1983），頁119。
[2] 陳錫麟：〈教會中文出版事工的前途〉，《播種人》第23期，1971年1月，頁28-29。
[3] 〈本刊停刊啟事〉，《燈塔》，第170期，1970年8月號，封面裏。
[4] 〈編者告別並致歉的話〉，《燈塔》，第174期，1970年12月號，頁22。
[5] 何華新：〈宣道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20期，1972年9月10日，第3版。
[6] 據說，《聖經報》的三名顧問包忠傑、王峙及楊濬哲事前均不知情，主編陳終道牧師也沒有參與停刊的決定。參于中旻編著：《筆牧舌耕六十年——楊濬哲牧師事奉歷程》（香港：海天書樓，1993），頁41。
[7] 〈停刊通告〉，《聖經報》復刊第二十七卷三月號，1973年3月。
[8] 參劉治平：〈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新方案〉，《基督教週報》第522期，1974年8月25日，第1版。
[9]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道聲75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道聲出版社，1988），頁15。
[10] 徐松石：〈浸信會出版部〉，《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74）》（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75），頁39。
[11]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五十年大事記〉，《我們是祢的僕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五十週年紀念》（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17-18。
[12] 《晨光報》是一份著重靈修、研經的雜誌，五十年代由創辦人周志禹牧師任主編，後由桑安柱牧師、吳恩溥牧師及吳懷珍牧師亦曾負責編輯工作，最後聘得袁方揚先生為執行編輯。《晨光報》的停刊有多個原因，其中袁先生因患肺癌而又後繼無人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高潔：〈介紹一本新的基督教雜誌——「分享」月刊〉，《基督教週報》第579期，1975年9月28日，第3版。
[13] 余也魯：〈新版自序〉，收氏著：《雜誌編輯學》新訂版（香港：海天書樓，1980），頁xiii。
[14] 何曉東於1958年首次投稿《生命月刊》，即獲吳恩溥牧師採用，後來經常為港、台基督教刊物供稿，每個月都有文章發表。後來，聖道出版社為他出版了單行本的書《一把麵粉一點油》及《祈禱活見證》。李啟榮牧師曾邀請何曉東主編《生命月刊》，後因香港移民未能批准他的入境，事情才作罷。參何曉東：〈生神雜誌與我〉，《生命雜誌》總187期，1975年4月，頁10-11；何曉東：〈文藝與文字工作〉，《生命雜誌》總218期，1977年11月，頁39-41；何曉東：〈同工先要同心〉，《事主上算》（香港：聖道出版社，1963），頁49。
[15] 何曉東：〈從聖經報停刊說起〉，《晨光報》第184期，1973年4月號，頁13。
[16] 由於基督教出版機構之間缺乏協調，各出自己的書，往往同一內容的書重複刊印，如《李雲斯敦傳記》便有三個出版社翻譯成三種譯本。參何華新：〈道聲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19期，1972年9月3日，第3版。
[17] 阿摩司：〈教會刊物應注意的三件事〉，《基督教週報》第489期，1974年1月6日，第5版。
[18] 陳舉：〈二十年來基督教出版界──講於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聯誼會大會〉，《基督教週報》，第325期，1970年11月15日，第8版。
[19] 〈編後〉，《聖經報》復刊第二十七卷十月號，1973年10月。
[20] 參《聖經報》復刊第二十七卷10期，1973年10月。
[21] 〈小啟〉，《聖經報》復刊第二十七卷十一月號，1973年11月。
[22] 《聖經報》刊登了部分讀者的意見，其中有「聖經報不必拘泥於『刊名』的格調之中，應力求普遍化，以使多人獲益」；「……我們海外華僑們，所需要的是輕鬆的，簡易的文章……」；「……以後希望不要在天花板上發聲音，應當站在我們人中間來說話……刊物應當是讀者們的，不是作者，編者的……」；「……以經解經的方式固然重要，故事或喻道方式解經，我想得到幫助的人更多……」；「……既然名為「聖經報」，應當完全偏重解經……」；「……多多留心我們——廣大羣眾的現況與生活，才能給我們真正最需要東西……」；「……我們這些華僑青年，最需要具體的人生指標……」；「……文士講經，是不敢越過他們所定的小圈子，耶穌講經，連天空的飛鳥，野地裏的百合花，都講進去了，我想你們也應當改變一下方式……老生常談，是大眾所厭煩的……」。參〈謝啟〉，《聖經報》復刊第二十八卷五月號，1974年5月。
[23] 陳惠榮：〈八周年感言〉，《天道之聲》，1984年9-10月，頁1。
[24] 參《聖經報》復刊第三十一卷4月號，1977年4月；《聖經報》復刊第三十一卷6月號，1977年6月；《聖經報》復刊第三十一卷10月號，1977年10月；《聖經報》復刊第三十一卷11月號，1977年11月。
[25] 〈香港聖經報特主辦亞洲神學生徵文發掘華人文宣人才〉，《基督教論壇報》，1978年4月16日。
[26] 〈編者語〉，《聖經報》復刊第三十一卷十二月號，1977年12月。
[27] 停刊前的《晨光報》並不分欄，當時編者乃考慮到每期盡可能刊出各階層讀者的文字，讓此成為一本綜合性的教會刊物，使各人從中都得點幫助。參〈讀者—作者—編者〉，《晨光報》第191期，1973年11月號，封底裏。
[28] 高潔：〈介紹一本新的基督教雜誌——「分享」月刊〉，《基督教週報》第579期，1975年9月28日，第3版。
[29] 桑安柱：〈編者的話〉，《分享月刊》，1976年3月，頁24。
[30] 梁榮生：〈編者的話〉，《分享月刊》33期，1978年5月，封面裏。
[31] 桑安柱：〈編者的話〉，《分享月刊》，1976年3月，頁24。
[32] 桑安柱：〈編者的話〉，《分享月刊》，1976年5月，封面裏。
[33] 梁榮生：〈編者的話〉，《分享月刊》，1976年6月，頁1。
[34] 梁榮生：〈編者的話〉，《分享月刊》50期，1979年10月，封面裏。
[35] 桑安柱：〈介紹王之友先生〉，《分享月刊》63期，1980年11月，封面裏。
[36] 梁榮生：〈編者的話〉，《分享月刊》28期，1977年12月，封底裏。
[37] 李啟榮：〈予饑渴者以靈糧活水〉，《生命雜誌》總187期，1975年4月，頁6。
[38] 〈編者的話〉，《青年良友》第二十四卷第六期，1973年6月號，封面裏。
[39] 高潔：〈一間發展中的文字機構聖道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604期，1976年3月21日，第3版。
[40] 計志文：〈我們為何發行生命雜誌〉，《生命雜誌》總187期，1975年4月，頁4。
[41] 李崇明：〈本刊銀禧紀念擴大徵求新訂戶〉，《生命雜誌》總187期，1975年4月，頁62。
[42] 〈李啟榮牧師訪問美加〉，《生命雜誌》總201期，1976年6月，頁46。
[43] 〈突破運動十五年——突破總編談「突破」〉，《時代論壇》第65期，1988年11月27日，頁7。
[44] 蘇恩佩：〈這一代的先知在哪裡？〉，收氏著：《蘇恩佩文集》第1冊（香港：突破出版社，1987），頁167。
[45] 蘇恩佩：〈幽默大師——「朱仔」〉，《突破》第二卷第二期，1975年3月15日，頁47。
[46] 〈編後〉，《突破》第一卷第一期，1974年1月15日，頁48。
[47] 〈編後〉，《突破》第一卷第一期，1974年1月15日，頁48。
[48] 〈編後〉，《突破》第一卷第四期，1974年7月15日，頁48。
[49] 〈香港突破雜誌發行極為成功 創刊號銷出一萬餘份〉，《基督教論壇報》，1974年1月13日。
[50] 〈編後〉，《突破》第一卷第二期，1974年3月15日，頁48。
[51] 〈編後〉，《突破》第二卷第三期，1975年5月15日，頁48。
[52] 〈明心信箱〉，《突破》第一卷第一期，1974年1月15日，頁21。
[53] 〈突破青年輔導中心為香港青年提供個人輔導〉，《基督教週報》第560期，1975年5月18日，第6版。
[54] 〈突破雜誌應邀主持商台空中突破節目〉，《基督教週報》，第577期，1975年9月14日，第6版。
[55] 蘇恩佩：〈鬆土、除草、施肥、澆灌……「突破少年」傳福音的使命和方針〉，《今日華人教會》1979年2月號，頁26-27。
[56] 阿濃：〈香港兒童文學近況〉，《文藝雜誌季刊》第十七期，1986年3月，頁63。
[57] 蘇恩佩：〈鬆土、除草、施肥、澆灌……「突破少年」傳福音的使命和方針〉，頁27。
[58] 詳參羅民威、陳葳妍：〈承先啟後的校園團契〉，《時代論壇》323期，1993年11月7日，頁1。
[59]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度年報撮譯本〉，《橄欖》1974年8月，頁19-20。
[60] 〈最後的一篇編語〉，《橄欖》1974年8月，頁1。
[61] 〈編語——我們的讀者〉，《橄欖》1975年5月，頁1。
[62] 李思敬：〈編語——守成與創新〉，《橄欖》第十七卷第1期，1975年10月，頁2-3。
[63] 〈港大基督徒團契「橄欖」雜誌革新〉，《基督教週報》第584期，1975年11月2日，第6版。
[64] 詳參吳麗霞、羅民威、張玉雲：〈《橄欖》堪回味 猶憶《吶喊》時〉，《時代論壇》557期，1998年5月30日，頁1。
[65] 香港學園傳道會早於1971年在中文大學開展事工，先後由黃鐸牧師（1972-1976）、何培基牧師（1976-1979）及林龍生先生（1979-1981）主理。香港學園傳道會雖屬美國總會領導，但一切行政措施、工作方針、經濟處理等均獨立策劃，所以香港學園傳道會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同時也是地方性的福音機構。參高潔：〈傳福音的大使命軍——香港學園傳道會〉，《基督教週報》第584期，1975年11月2日，第3；《香港學園傳道會廿五週年紀念集》（香港：香港學園傳道會，1996），頁28。
[66] 梁家麟：〈文字小組與我〉，《時代論壇》370期，1994年10月2日，頁5。
[67] 除了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外，1977年由學園傳道會推進的「香港新生命」福音遍傳運動，以及由香港浸信聯會響應美南浸信會國外傳道部而發起的「香港歸主運動」，同是大規模的佈道運動，其中「香港新生命」福音遍傳運動共359間教會攜手合作，超過15,000人接受佈道訓練，共28,270人決定信主。參高潔：〈介紹「香港新生命」——福音遍運動〉，《基督教週報》第662期，1977年5月1日，第3版；高潔：〈浸會世界性佈道事工——香港歸主運動〉，《基督教週報》第644期，1976年12月26日，第3版；《香港學園傳道會廿五週年紀念集》，頁28。
[68] 1975年1月，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發動召開「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委員會」籌備會議，全港各教會各堂皆為成員，由聯會總幹事劉治平任該委員會總幹事。〈香港葛培理佈道會委員會已正式成立〉，《基督教週報》第544期，1975年1月26日，第1版。
[69] 劉治平：〈總幹事的話〉，《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紀念刊》（香港：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1976），頁2。
[70] 〈中文抉擇月刊創刊號運達臺北〉，《基督教論壇報》，1973年度10月21日。
[71] 〈美加基督教刊物銷量呈減縮現象 「抉擇」月刊最為暢銷〉，《基督教週報》第594期，1976年1月11日，第3版。
[72] 1977年7月，滕牧師認為他這種兼任身分會令刊物的發展受阻，加上其時正計劃前往印尼從事宣教工作一年，於是辭去主編一職。參滕近輝：〈臨別的話〉，《抉擇》1977年9月號，封底。
[73] 參《抉擇月刊》1978年1月號，封底。
[74] 參〈「抉擇」月刊中文版葛培理佈道會期內舉辦「寫作講習班」〉，《基督教週報》第584期，1975年11月2日，第6版；〈抉擇月刊決辦寫作講習班〉，《基督教論壇報》，1975年8月3日。
[75] 〈滕近輝盛讚宗教刊物 指出華人聖工四個方向 謂文字工作係一切工作之主力〉，《基督教論壇報》，1974年9月8日。
[76] 參吳麗霞、羅民威、張玉雲：〈《橄欖》堪回味 猶憶《吶喊》時〉，《時代論壇》557期，1998年5月30日，頁1。
[77] 參《抉擇月刊》1978年8月號，頁2；《抉擇》1979年6月號，頁2。
[78] 〈葛培理佈道會香港分會啟事〉，《抉擇》1982年6月號，封底。
[79] 參劉治平：〈差會撤退聲中華人教會的任務〉，《基督教週報》第363期，1971年8月8日，第1版。
[80] 顏路裔生於牧師家庭，他的父親在湖南做牧師達四十年之久。1950年畢業於信義神學院，是香港信義神學院早期畢業生，與吳明師牧師為同窗，經歷由灄口遷港的歷程。1958年，他在紐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唸新聞系，1960年往在挪威奧斯陸大學讀挪威文學史，1961年回港，後來一直參與道聲出版社的核心領導工作。1974年，顏路裔因從事文字工作的成就而獲封牧師。參顏路裔：〈灄口求學憶舊〉，《佳音》1963年3月號，頁10；顏路裔：《寫作與閱讀》（香港：宣道出版社，1987），頁245-246；〈台港信義宗聯合文字部本週慶祝創十五週年 分別在台港兩地舉行感恩禮拜〉，《基督教論壇報》，1974年5月5日。
[81] 顔路裔：〈漫談譯作〉，《生命雜誌》總207期，1976年12月，頁6。
[82]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道聲75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道聲出版社，1988），頁15。
[83] 殷穎：〈怎樣使基督教的文字工作進入世界〉，《基督教週報》第351期，1971年5月16日，第5版。
[84] 〈廉價書刊——基督教文字工作的致命傷〉，《基督教週報》第338期，1971年2月14日，第5版。
[85] 殷穎：〈我們需要有眼光有付託的出版家〉，《基督教週報》第494期，1974年2月10日，第5版。
[86] 陳錫麟：〈教會出版工作應有的警惕〉，《播種人》第25期，1972年1月，頁10。
[87] 梁榮生：〈基督教文字工作有前途嗎？〉，《基督教週報》第490期，1974年1月13日，第3版。
[88] 胡問憲：〈對七十年代基督教教育的展望〉，《播種人》22期，1970年6月，頁32。
[89] 陳舉年青時攻讀於協和神學院，就已經對基督教文字工作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做過「協和」院刊的編輯。在抗戰勝利，復員初期，便投身於文字佈道事工，與幾位同學辦理《盡言》雜誌的復刊，並任職於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負責文字工作，編輯《壇前》（後改稱《新壇》）其後則為《廣協通訊》之主編。五十年代初，陳舉服務於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前稱「輔僑出版社」）十九年之久，發起出版《展望》和《快樂家庭》，1970年5月榮休。參〈專訪：廿多年基督教文字工作經驗的——陳舉先生〉，《基督教週報》，第319期，1970年10月4日，第8版。
[90] 〈專訪：廿多年基督教文字工作經驗的——陳舉先生〉，《基督教週報》，第319期，1970年10月4日，第8版。
[91] 何華新：〈宣道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20期，1972年9月10日，第3版。
[92] 陳錫麟：〈教會中文出版事工的前途〉，《播種人》第23期，1971年1月，頁30。
[93] 霍森：〈文字佈道與書刊推銷〉，《基督教週報》第485期，1973年12月9日，第2版。
[94] 徐松石：〈展開閱讀屬靈書刊運動〉，《基督教週報》第480期，1973年11月4日，第1版。
[95] 林來慰於六十年代開始向報章的學生園地版投稿，後來為宣道書局的《青年良友》翻譯文稿，1971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1975年正式進入全職文字事奉，在中國信徒佈道會任職編輯，後被差派為「文字宣教士」，1978年於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任文字部主任。參〈華福中心消息〉，《今日華人教會》1979年1月號，頁39；林來慰：《紅筆生涯——文字事工面面觀》（香港：宣道出版社，1992），頁20，142。
[96] 林來慰：〈推進華人教會合作之實際方法——文字方面〉，《今日華人教會》1979年2月號，頁19。
[97] 參陳舉：〈二十年來基督教出版界──講於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聯誼會大會〉，《基督教週報》，期325（1970年11月15日）。
[98] 蘇恩佩：〈基督徒與文藝創作〉，收許牧世等著：《基督教文學論叢》（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頁15。
[99] 顔路裔：〈漫談譯作〉，《生命雜誌》，頁6。
[100] 參林榮洪：〈神學思潮（2）〉，《今日華人教會》十二月號，1979年12月，頁16。
[101] 高潔：〈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基督教週報》，期525（1974年9月15日），第3版。
[102] 李景雄：〈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第19-20期（2013年11月），頁5。
[103] 劉治平：〈本港教會與教會機構的本色化〉，《基督教週報》第274期，1969年11月23日，第1版。
[104]〈中國主日學協會在港成立廿週年〉，《基督教週報》，第292期，1970年3月29日，第2版。
[105] 參薜孔奇：《同顯主榮：一位機構事奉者的歷程》（香港：作者自印，2010），頁4-7。
[106] 〈福音證主協會舉行奉獻典禮〉，《基督教週報》，第345期，1971年4月4日，第1版。
[107] 參〈福音證主協會主辦主日學教員進修會分組研討圓滿結束〉，《基督教週報》，第368期，1971年9月12日，第8版；〈福音證主協會主辦基督教教育專修科決第五期開始改制〉，《基督教週報》，第388期，1972年1月13日，第8版；〈福證基督教教育中心今午六周年感恩〉，《基督教週報》，第522期，1974年8月25日，第1版。
[108] 何華新：〈福音證主協會〉，《基督教週報》，第422期，1972年9月24日，第3版。
[109] 參薜孔奇：《同顯主榮：一位機構事奉者的歷程》，頁8。
[110] 陳錫麟：〈教會中文出版事工的前途〉，《播種人》第23期，1971年1月，頁28。
[111] 黃永熙：〈角色的轉變與調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四十五周年特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6），頁3。
[112] 彭紹賢博士為該社創辦人之一，1951年1985年間任執行委員會委員，歷三十四年之久。1954至1959年、1966至1975年間，任執行委員會主席。1985年，彭氏舉家移民加拿大。參〈人事動態〉，《文藝通訊》，第七卷第一期，1986年1月，頁6。
[113] 參〈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黃永熙博士任滿董事會設讌歡送〉，《基督教週報》第566期，1975年6月29日，第1版；黃永熙：〈海外來鴻〉，《文藝通訊》，第十二卷第二期，1991年3月，頁6。
[114] 〈黃永熙博士二三事〉，《基督教週報》第146期，1967年6月11日，第8版。
[115] 〈社長室〉，《文藝通訊》，第七卷第四期，1986年7月，頁8。
[116] 〈何世明牧師被聘任為諸聖堂牧區聖品〉，《港澳教聲》，第二一五期，1971年8月31日，第三版。〈何世明牧師任滿榮任赴英美考察重膺新職〉，《港澳教聲》，第二八○期，1977年7月31日，第二版。
[117] 何世明：〈廣學會及其承繼者與我〉，《文藝通訊》，第八卷第五期，1987年9月，頁1。
[118] 黃永熙：〈走上自養之路〉，《我們是祢的僕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五十週年紀念》（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24。
[119] 事緣許牧世於1961年得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邀請，就任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的編輯幹事，蘇佩禮指定他負責編《展望月刊》。可是，輔僑的出版策劃仍由蘇佩禮主導，很少徵詢許氏的意見。許牧世於1963年正式請辭，並答應：無論何時，輔僑出版社的行政改由國人主持，他便願意再回來服務。1963至1967年間，他到台灣創辦了基督教第一份週報《基督教論壇報》。參許牧世：〈我跟「輔僑」及「文藝」的一段關係〉，《文藝通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四十五周年特輯》，第十七卷第6期，1996年11月，頁6。
[120] 〈許牧世下月返港正式就任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基督教論壇報》，1967年8月27日。
[121] 許牧世：〈我跟「輔僑」及「文藝」的一段關係〉，頁7。
[122] 宋織詩、黃日強：〈浸信會出版部簡報〉，《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70）》（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71），頁53。
[123] 參徐松石：〈序言〉，氏著：《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74），頁1。
[124] 〈中國浸會出版事工紀畧〉，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第一輯：大陸地區）》（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2），頁178。
[125] 〈香港浸會文字事工簡史〉，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第二輯：港澳地區）》（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1），頁149。
[126] 〈尖沙咀浸信會簡史〉，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第二輯：港澳地區）》，頁34。
[127] 張之信：〈浸會文字事工的回顧與展望〉，歐陽佐翔主編《浸信會文字事工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頁11。
[128] 高潔：〈浸信會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673期，1977年7月17日，第3版。
[129] 〈台南浸信會簡史〉，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第三輯：臺灣地區）》，（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1），頁154。
[130] 〈九龍城浸信會簡史〉，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第二輯：港澳地區）》，頁27。
[131] 張之信：〈浸信會出版部〉，《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79）》（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80），頁53。
[132] 〈道聲社長易人胡聯輝監交〉，《基督教論壇報》，1971年7月11日。
[133] 何華新：〈道聲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19期，1972年9月3日，第三版；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頁15。
[134] 參殷穎編：《青年靈程》（香港：道聲出版社，1964）。
[135] 殷穎：《歸回田園》（台中：光啟出版社，1968）。
[136]〈本報副刊編輯殷穎赴美進修〉，《基督教論壇報》，1968年6月23日。
[137] 〈殷穎牧師學成歸國〉，《基督教論壇報》，1970年9月27日。
[138] 參殷穎：《編輯鉤沉——談編、寫、譯的素養與實務》增訂版（台北：基督教中華文字差傳協會，2011），頁242-243。
[139] 〈失落、醒覺——迷惘、救援〉，《時代的教與學》（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78），頁70。
[140] 高潔：〈教會教育事工研討會〉，《基督教週報》，第573期，1975年8月17日，第3版。
[141] 此分區研討促進會的目標有三：一、促進主日學學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二、促進主日學教師接受訓練；三、鼓勵主日學教師達成標準。於此「分區研討促進會」，證主又同時舉辦「主日學學生人數增長運動」與及「良好主日學教師運動」。〈港九分區主日學事工研討促進會〉，《基督教週報》第490期，1974年1月13日，第2版。
[142] 〈基督教教育中心辦證書訓練課程〉，《基督教週報》，804期，1980年1月12日，第6版。
[143] 參《一九八○年主日學研究報告書》（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基督教教育中心，1980）；《香港教會團契研究報告書》（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基督教教育中心，1982）。
[144] 1976年，福音證主協會聘任香港福音廣播協會主任盧家馼牧師擔任該協會顧問，而薛孔奇則擔任香港福音廣播協會顧問，加強彼此關係。參《基督教週報》第604期，1976年3月21日，第2版；薜孔奇：《同顯主榮：一位機構事奉者的歷程》，頁10。
[145] 三位專題講員分別為殷思重博士（Dr. Ted W. Engstram）、甘美信博士（Dr. Samuel Kamalson）及呂保羅博士（Dr. Paul S. Rees）。參高潔：〈介紹香港教牧研討大會〉，《基督教週報》第722期，1978年6月25日，第3版。
[146] 鄧兆柏：〈總幹事的話〉，《福音證主協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1），頁4。
[147] 高潔：〈中國研究中心〉，《基督教週報》第536期，1974年12月1日，第3版。
[148] 由創刊至八十年代初的文稿選輯，可參閱福音證主協會「守望中華編輯委員會」編：《浩浩恩雨沛中華——「守望中華」文集》（香港：福音證主協會證道出版社，1983）。
[149] 范約翰：〈「證主聖經手冊」編譯後〉，《基督教週報》第812期，1980年3月16日，第3版。
[150]〈證道出版社計劃出版「鐘樓文庫」〉，《基督教週報》第488期，1973年12月13日，第8版。
[151] 有關唐佑之作品的評析，詳參潘賢：《聖經文學怎樣領畧——唐佑之著作的影響》（台北：中國信徒佈道會，1989）。
[152] 參楊伍秀嫻：《人去留影——楊牧谷牧師的故事》（香港：更新資源出版社，2011），40-42。
[153] 何華新：〈文藝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21期，1972年9月17日，第3版。
[154] 許牧世：〈我跟「輔僑」及「文藝」的一段關係〉，頁6。
[155] 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在台籌設分社〉，《基督教論壇報》，1968年7月7日；黃永熙：〈走上自養之路〉，《我們是祢的僕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五十週年紀念》（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24-25。
[156] 黃永熙：《東南亞中文閱讀調查報告書》（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9）。
[157] 陳淑芬：〈人物專訪——「本社活字典」沈冠堯牧師〉，《文藝通訊》，第三十二卷第四期，2011年7月，頁10?。
[158] 參〈訪道聲出版社殷社長談書價、版權及百合文庫〉，《基督教論壇報》，1972年7月2日。
[159] 1964年，「朝日新聞」為記念大阪版創刊八十五周年，以及東京版創刊七十五周年，舉辦全國徵文，三浦綾子的《冰點》獲首獎，從此展開她的創作生涯。參黎海華：〈從原罪到苦難的探索〉，《文藝通訊》，第十卷第四期，1989年7月，頁1。
[160] 三浦綾子強調：「施洗約翰是耶穌的先鋒，而我則是施洗約翰的先鋒。」詳參殷穎：〈悼三浦綾子〉，《基督教論壇報》，1999年11月14日。
[161] 〈三浦綾子的作品〉，《文藝通訊》，第五卷第二期，1984年3月，頁4-5。
[162] 〈名日文譯作家朱佩蘭受洗〉，《基督教論壇報》，1977年8月14日。
[163] 許牧世：〈出版「基文青年叢書序言」〉，收氏等著：《基督教文學論叢》，頁1-2。
[164] 許牧世：〈泛論基督教文學〉，收氏等著：《基督教文學論叢》，頁13。
[165] 何華新：〈文藝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21期，1972年9月17日，第3版。
[166] 黃永熙：〈走上自養之路〉，《我們是祢的僕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五十週年紀念》（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24-25。
[167] 黃永熙：〈普天頌讚出版五十週年歷史重溫與感想〉，《文藝通訊》，第七卷第四期，1986年7月，頁2。
[168]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進行重編普天頌讚決定設立諮詢委會定期舉行首次會議〉，《基督教週報》，第292期，1970年3月29日，第2版。
[169]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重編普天頌讚進行徵求聖詩〉，《基督教週報》，第325期，1970年11月15日，第8版。
[170] 〈專訪：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重編「普天頌讚」聖詩〉，《基督教週報》，第292期，1970年3月29日，第3版。
[171] 參〈新版序言〉，《普天頌讚》修正本（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7）。
[172] 參傅樂明：〈「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編譯旨趣〉，收東南亞神學院協會主編：《上帝家裏的人》（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5）。
[173] 吳思源：〈基督教文藝出版社50周年：尋根與創路〉，《我們是祢的僕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五十週年紀念》（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頁11-12。
[174] 詳參丘恩處博士：〈《中文聖經註釋》渴慕你的代求〉，《文藝通訊》，第五卷第三期，1984年5月，頁1-2；周聯華：〈中文聖經註釋出版原委〉，《文藝通訊》，第七卷第六期，1986年11月，頁1-3。
[175] 黃耘蔚牧師：〈《中文聖經註釋》簡介〉，《文藝通訊》，第四卷第四期，1983年7月，頁3。
[176] 丘恩處博士：〈《中文聖經註釋》渴慕你的代求〉，頁1-2。
[177] 參周聯華：〈「中文聖經註釋」編著緣起和旨趣〉，氏著《加拉太書．以弗所書》（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9）；〈文藝出版社一大計劃中文聖經註釋第一冊已出版〉，《基督教週報》，790期（1979年10月14日），第1版。
[178]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頁14。
[179] 沅芷：〈新生命主日學課程簡介〉，《新生命通訊》第二期，1970年9月15日，第4版。
[180] 參殷穎：〈中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遞繵與當前挑戰（下）——為紀念道聲出版社百週年有感而寫〉，《基督教論壇報》，2013年8月1日。
[181] 張建勳：〈出版消息〉，《新生命通訊》創刊號，1970年6月10日，第2版。
[182] 〈出版消息〉，《新生命通訊》第三期，1970年12月15日，第4版。
[183] 〈出版消息〉，《新生命通訊》第六期，1971年9月15日，第4版。
[184] 吳建增：〈發刊詞〉，《新生命通訊》創刊號，1970年6月10日，第1版。
[185] 吳建增：〈課程發展工作報告〉，《新生命通訊》第九期，1972年5月8日，第3版；〈課程發展工作報告〉，《新生命通訊》第二十五期，1977年9月，頁19。
[186] 詳參吳建增：〈總幹事工作報告〉，《新生命通訊》第二十七期，1978年4月1日，頁5-6。
[187] 參顏路裔：〈編輯道聲人人叢書旨趣〉，收氏著：《寫作漫談》（香港：道聲出版社，1970），頁1-2。
[188] 史祈生原籍福建泉州，生於1920年元月1日，1936年由宋尚節博士引領得救，1940年在香港伯特利神學院畢業後，留校服務。中日戰爭時，在軍隊中出任軍牧，並歷任華東基督教聯合中學宗教主任。1948年開始國外佈道工作，先在東南亞，後在美國和加拿大。1949年11月10日與歐陽仁女士（筆名「滌然」）結婚。1961年創辦紐約中華海外宣道會。史牧師在離世前，與太太成立「時雨基金會」，以推動文字聖工。參〈史祈生牧師〉，《讀書人》第三期，1985年1月，頁16。
[189] 參顏路裔：〈我怎樣主編人人叢書〉，收氏著：《寫作漫談》，頁3-5。
[190] 顏路裔：〈編完人人叢書以後（上）〉，《基督教週報》，第302期，1970年6月7日，第6版。
[191] 顏路裔：〈寫文章與人情味〉，《生命雜誌》總196期，1976年1月，頁8-11。
[192] 顏路裔：〈編完人人叢書以後（下）〉，《基督教週報》，第303期，1970年6月14日，第6版。
[193] 何華新：〈道聲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19期，1972年9月3日，第3版。
[194] 〈宗教文藝進入社會的初嘗〉，《基督教論壇報》，1972年5月7。
[195] 殷穎：〈「道聲百合文庫」序言〉，《基督教論壇報》，1972年6月25。
[196] 殷穎：《編輯鉤沉》，頁19。
[197] 〈「道聲百合文庫」出現黑市〉，《基督教論壇報》，1973年3月25。
[198] 參殷穎：《編輯鉤沉》，頁20-21；殷穎：〈中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遞繵與當前挑戰（下）〉，2013年8月1日。
[199] 〈出版消息〉，《基督教論壇報》，1975年10月31。
[200] 〈普世教會消息〉，《抉擇》1978年3月號，頁15。
[201] 殷穎：《編輯鉤沉》，頁98。
[202] 殷穎：〈如何藉一般出版物達成福音的使命〉，《基督教論壇報》，1974年3月10。
[203] 張哲：〈谷中的百合花〉，《基督教論壇報》，1974年6月30。
[204] 參殷穎：〈東京的早春〉，《基督教論壇報》，1974年4月28。
[205] 〈信義宗聯合文字部董事會年議會決定重要議案七件〉，《基督教論壇報》，1974年1月13。
[206] 〈香港基督教出版事業管窺〉，《信息》第4期，1976年12月，頁5。
[207] 〈道聲出版社自養將提早十年完成〉，《基督教週報》第554期，1975年4月6日，第6版。
[208]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頁15。
[209] 何華新：〈浸信會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423期，1972年10月1日，第3版。
[210] 宋織詩：〈浸信會出版部簡報〉，《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71）》（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72），頁44。
[211] 徐松石：〈浸信會出版部〉，《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74）》（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75），頁39。
[212] 張之信：〈浸信會出版部〉，《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81）》（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82），頁45。
[213] 徐松石：〈徐序〉，《頌主新歌》（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3），頁1。
[214] 詳參紀哲生：〈介紹行將出版之頌主新歌〉，《天糧月刊》，1971年7月，頁33；紀哲生：〈浸信會出版社聖樂事工的成長〉，歐陽佐翔主編《浸信會文字事工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頁33。另可參紀哲生：〈浸信會出版部音樂事工簡報〉，張之信編《中華浸信會出版事工捌拾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9），頁18-19。
[215] 紀哲生的生平，詳參陳葳妍：〈立志為華人譜奏聖樂的紀哲生〉，《時代論壇》第316期，1993年9月19日，頁3。
[216] 麥堅理著、紀哲生譯：〈浸會新詩集重要啟事〉，《天糧月刊》第八十六期，1970年2，頁33。
[217] 紀哲生：〈頌主新歌出版了〉，《聯會月刊》，1974年1月，頁2。
[218] 〈浸信會出版部簡報〉，《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73）》（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74），頁41-42。
[219] 有關這方面，詳參紀哲生、麥堅理：〈序文〉，《頌主新歌》，頁2-3。
[220] 〈聖樂季刊現已出版〉，《基督教週報》第755期，1979年2月11日，第6版。
[221] 紀哲生：〈發刊詞〉，《聖樂季刊》1979年1月，頁1。
[222] 〈編後語〉，《聖樂季刊》1979年7月，頁31。
[223] 〈香港浸信會出版部〉，《聯會四十週年特刊》，頁49。
[224] 張之信：〈浸信會出版社〉，《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81）》（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82），頁44。
[225] 高潔：〈浸信會出版部〉，《基督教週報》第673期，1977年7月17日，第3版。
[226] 〈恭賀蔡啟仁先生榮獲一九七七年香港設計師協會金獎三項銀獎兩項銅獎一項〉，《基督教週報》第693期，1977年12月4日，第6版。
[227] 〈基督徒設計師蔡啟仁〉，《時代論壇》第55期，1988年9月18日，頁6。
[228] 張之信：〈浸信會出版部〉，《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81）》（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82），頁45。
[229] 張之信：〈浸信會出版部〉，《香港浸信會聯會年刊（1979）》（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80），頁48。
[230] 參〈宣道書局簡史〉，《基督教週報》，第95期，1966年6月19日，第2版；〈包忠傑牧師生平年表〉，《一代基督忠僕：包忠傑牧師紀念文集》（香港：聖經報復刊委員會，2002），頁6；〈宣道出版社百年大事回顧〉，《百週年閱讀嘉年華》（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頁7-8。
[231] 高潔：〈基督教文字工作促進會〉，《基督教週報》，第456期，1977年3月6日，第3版。
[232] 〈懷念我們敬愛的韋德仁牧師〉，《宣道出版社通訊》，第二十六期，1998年7月，頁1-3。
[233] 何華新：〈宣道出版社〉，1972年9月10日，第3版。
[234] 何華新：〈宣道出版社〉，第3版。
[235] 何統雄：〈《生命聖詩》的誕生〉，《宣道出版社通訊》，第二期，1986年5月，頁1。
[236] 高潔：〈聖公會出版社〉，《基督教週報》，第652期，1977年2月12日，第三版。
[237] 何明華：〈我們的計劃（一九六一至六二年）〉，《港澳教聲》，第九十三期，1961年5月28日，第一版。
[238] 詳參〈八個年頭——宗教教育中心的昨日，今日〉，《教聲》，第五一六期，1986年1月26日，第三版。
[239] 高潔：〈一份純正的兒童刊物「兒童之友」〉，《基督教週報》第839期，1980年9月21日，第5版。
[240] 高潔：〈播道會文字部〉，《基督教週報》第670期，1977年6月26日，第3版。
[241] 高潔：〈一間新開辦的神召會恩慈書室〉，《基督教週報》第550期，1975年3月9日，第3版。
[242] 參〈中華傳道會主辦分享書室將開幕〉，《基督教週報》第633期，1976年10月10日，第6版；高潔：〈一間新開辦的中華傳道會分享書室〉，《基督教週報》第634期，1976年10月17日，第3版。
[243] 〈亞洲歸主協會創辦亞協書舍〉，《基督教週報》第621期，1976年7月18日，第1版。
[244] 〈普世教會動態〉，《抉擇》1978年5月號，頁14。
[245] 〈香港路德會組成 丘恩處當選主席〉，《基督教論壇報》，1976年6月13日。
[246] 〈路德會協同神學院丘恩處博士接任院長 該校書局上主日開幕〉，《基督教論壇報》，1977年10月2日。
[247] 高潔：〈路德會協同書局〉，《基督教週報》第684期，1977年10月2日，第3版。
[248] 參高潔：〈一間正在發展中的新生命書室〉，《基督教週報》第530期，1974年10月20日，第3版；高潔：〈香港潮人生命堂生命書樓〉，《基督教週報》第657期，1977年3月27日，第3版；高潔：〈一間新開辦的銅浸書局〉，《基督教週報》第658期，1977年4月3日，第3版；高潔：〈基培閱覽室〉，《基督教週報》第679期，1977年8月28日，第3版。
[249]〈基督徒送書會光榮結束感恩〉，《基督教週報》第773期，1979年6月17日，第2版。
[250] 何世明：〈為「中華基督徒送書會」說幾句話〉，《基督教週報》第74期，1979年6月24日，第2版。
[251] 參高潔：〈中華基督徒送書會光榮結束感恩會〉，《基督教週報》第776期，1979年7月8日，第5版；有關停辦的考慮過程，另參〈本會啟事〉，《火柱》第69期，1978年9月，頁1-2。
[252] 〈編者的話〉，《港粵澳名牧生平（一）》（香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75），頁3。
[253] 曹敏敬：〈重燃送書精神〉，《文藝通訊》第35期，2014年5月號，頁18-19。
[254] 〈港大以名譽學位頒贈呂振中牧師〉，《基督教論壇報》，1973年4月8日。
[255] 賈保羅：〈最近之中文聖經譯本〉，收氏編：《聖經漢譯論文集》（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5），頁36-37。
[256] 詳參〈最近進行的中文聖經新譯工作介紹〉，《基督教週報》，1973年12月9日；〈新譯中文聖經工作簡介〉，《基督教論壇報》，1972年12月17日；
[257] 參〈序〉，《當代聖經》（香港：新力出版社，1974）；〈中文新約新譯本聖經今日佳音定今面世此間教會歡迎戴樂博士〉，《基督教論壇報》，1975年6月1日。
[258] 參黃永熙：〈中文聖經繙譯的里程碑〉，《基督教週報》第590期，1975年12月14日，第2版；黃永熙：〈第一部與第一步〉，《基督教週報》第644期，1976年12月26日，第3版。
[259] 〈新約新譯本在香港出版〉，《基督教論壇報》，1976年8月29日。
[260] 參〈聖經工作在香港〉，《四十週年紀念特刊暨一九八九年年報》（香港：香港聖經公會，1989），頁7-8；〈華人教會消息〉，《今日華人教會》，1979年12月號，頁35。
[261] 另有關當時教內對這三個譯本的批評方式，詳參滕近輝：〈關於聖經重譯〉《基督教週報》第683期，1977年9月25日，第1版。有關這個現象的剖析，詳參莊柔玉：《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權威現象研究》（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
[262] 容保羅：〈重譯中文聖經的動機〉，《基督教論壇報》，1977年7月17。
[263] 〈中文意譯聖經今日佳音〉，《台灣教會公報》1214期，1975年6月8日，頁1。
[264] 容保羅：〈生於憂患的一代〉，《今日華人教會》第？期，1984年12月，頁10。
[265] 香港培靂學院於1949年9月間由中華傳道會創辦，1961年起由桑安柱牧師兼任院長一職，課程以聖經為主。有關香港培靈學院簡史，參高潔：〈香港培靈學院〉，《基督教週報》第562期，1975年6月1日，第3版。
[266] 參容保羅：〈編者話〉，《友聲》1970年4月，頁1。
[267] 參黃朱倫主編：《薪火相傳——容保羅牧師榮休紀念特刊》（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07），頁39；高潔：〈香港逐家文字佈道會、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基督教週報》630期，1976年9月19日，第3版。
[268] 容保羅：〈聖經新譯會的誕生〉，《基督教論壇報》，1977年7月24日。
[269] 容保羅：〈新譯新約的出版和推進中的工作〉，《基督教論壇報》，1977年7月31日。
[270] 趙維本：《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頁123。
[271] 劉翼凌：〈從中文的角度看約翰福音新譯本——兼論和合本聖經之優美〉，《生命雜誌》總191期，1975年8月，頁10-13。
[272] 劉翼凌：〈從中文的角度看約翰福音新譯本（二）〉，《生命雜誌》總192期，1975年9月，頁16-22。
[273] 劉翼凌：〈從中文的角度看約翰福音新譯本（三）〉，《生命雜誌》總193期，1975年10月，頁16-19。
[274] 劉翼凌：〈從中文的角度看約翰福音新譯本（四）〉，《生命雜誌》總194期，1975年11月，頁11-18。
[275] 參容保羅：〈跟劉翼凌先生談和合本的優劣〉，《生命雜誌》總195期，1975年12月，頁15-18；容保羅：〈再跟劉翼凌先生談和合本的四字文〉，《生命雜誌》總196期，1976年1月，頁16-19；容保羅：〈也談副連詞並向劉先生進一言（上）〉，《生命雜誌》總197期，1976年2月，頁16-18；容保羅：〈也談副連詞並向劉先生進一言（下）〉，《生命雜誌》總198期，1976年3月，頁14-15。
[276] 龍靈光：《新約全書的正確譯法》（香港：為道文字佈道社，1977）。
[277] 劉翼凌：〈編著者自序〉，氏編著：《譯經論叢》（加州：福音文宣社，1979），頁1。
[278] 參〈四十年大事紀要〉，《四十週年紀念特刊》，張楊淑儀編（香港：香港讀經會，2002），頁20-21；〈中文釋義簡史〉，《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5；有關香港讀經會簡史，另參高潔：〈香港讀經會〉，《基督教週報》第884期，1981年8月2日，第5版。
[279] 參〈天道異象的重申——專訪天道書樓總幹事容保羅牧師（一）〉，《天道傳真+書訊》12期，1994年9月，頁2；高潔：〈一間新開辦的天道書樓〉，《基督教週報》，期646（1977年1月9日），第3版。
[280] 〈再創新天地〉，《天道之聲》，1983年2月，頁1。
[281] 黃朱倫主編：《薪火相傳——容保羅牧師榮休紀念特刊》（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07），頁72。
[282] 高潔：〈一間新開辦的天道書樓〉，第3版。
[283] 〈天道異象的重申——專訪天道書樓總幹事容保羅牧師（一）〉，《天道傳真+書訊》12期，1994年9月，頁2。
[284] 陳惠榮：〈八周年感言〉，《天道之聲》，1984年9-10月，頁1。
[285] 〈中文聖經新譯會出版新譯本評述小冊〉，《基督教週報》，期664（1977年5月15日），第6版。
[286] 高潔：〈寶劍社〉，《基督教週報》，期791（1979年10月21日），第5版。
[287] 〈華人教會消息〉，《今日華人教會》，1979年12月號，頁35。
[288] 〈當代中文聖經意譯本當代聖經新舊約全書本年十月中旬可出版〉，《基督教週報》，期789（1979年10月7日），第6版。
[289] 〈我哋多謝您〉，《天道之聲》，1981年11月，頁1。
[290] 參《天道書樓圖書目錄1983》（香港：天道書樓，1983），頁7。
[291] 參張子華：〈教會聖工叢書序言〉，收李金漢：《基督教機構行政管理》（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天道書樓，1979）。
[292] 陳濟民、馮蔭坤：〈編者的話〉，收氏編：《初熟之果——聖經與本色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天道書樓，1979），頁6。
[293] 汪爕堯：〈信義神學院金禧慶典獻辭〉，《佳音》，1963年3月號，頁4。
[294] 〈歷屆畢業生名錄〉，《佳音》，1963年3月號，頁24-25。
[295] 陳孟賢、李錦洪：〈靈程深處自從容——專訪滕近輝牧師（上）〉，《時代論壇》第368期，1994年9月18日，頁1。
[296] 蕭克諧：《中文神學教育簡史》（香港，道聲出版社，2006），頁75。
[297] 是次會議動員了證主的薛孔奇與楊牧谷，加上容保羅和劉保羅，分別用中英文把報告及討論摘下。張胡怡倩：〈附錄二：幕後工作人員〉，收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編輯委員會編：《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證道出版社，1973），頁294；另參〈廿年大事記〉，收李秀芳編：《福音證主協會二十周年特刊》（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91），頁21。
[298] 參〈三次會議歸納〉，收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編輯委員會編：《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頁279。；另參陳惠榮：〈中文神學教育發展綜覽〉，《播種人》第26期，1972年6月，頁52-53。
[299] 1965年，美國西敏士學院的中國神學生周永健、高集樂、陳濟民及趙天恩有感創立一間有水準、專為大學畢業生或神學畢業生進修神學的研究院，是故於1967年成立「神學研究院委員會」，同年12月加入馬鴻昌。1969年4月，該委員會與華北神學院合併成為「中國神學研究院」，而他們五人則成為準教授團，1971及72年張修齊及馮蔭坤先後加入。參〈中國神學研究院簡介——「神學教育座談會」摘聞〉，《基督教週報》第435期，1972年12月24日，第3版。
[300] 該委員會為中國神學研究院在香港物色一些對中國神學教育有負擔的傳道人及平信徒，邀請他們共同負起日後督導及支持中國神學院研究院的責任，主席為滕近輝牧師，副主席為金新宇先生。參〈大事紀要〉，收《中國神學研究院二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5），頁61。
[301]〈中國神學研究院簡介——「神學教育座談會」摘聞〉，《基督教週報》第435期，1972年12月24日，第3版。
[302] 〈中國神學研究院——福音傳播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基督教週報》第545期，1975年2月2日，第3版。
[303] 趙天恩：〈創刊詞〉，《中國與教會》創刊號，1978年11月，頁2。
[304] 溫偉耀參與了創刊至第八期的編輯工作，李柏雄則參與了創刊至第九、十期合刊的編輯工作。
[305] 趙天恩：〈編者的話——我們是為了福音〉，《中國與教會》第3期，1979年3-4月，頁1。
[306] 〈編者的話〉，《中國與教會》第十一期，1980年7-8月，頁1。
[307] 參〈書訊：聖經串珠註釋本出版〉，《基督教論壇報》，1984年1月8日；陳蓮香：〈「新舊約全書串珠．註釋本」簡介〉，《基督教論壇報》，1987年11月29日。
[308] 〈廿年大事記〉，頁24
[309] 香港信義會、禮賢會、崇真會及台灣信義會，將原來屬於一個教會的信義神學院，改組成為聯合的「信義宗神學院」。參高潔：〈介紹一間新成立的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基督教週報》第669期，1977年6月19日，第3版。
[310] 蕭克諧：〈為甚麼要有「神學與生活」〉，《神學與生活》創刊號，1977年5月，頁1。
[311] 蕭克諧：〈神學生聯禱會〉，《禱告的事奉——香港神學生聯禱會特刊》（香港：香港神學生聯禱會，1991），頁7-8。
[312] 蕭克諧：〈中文神學教育的過去與現在〉，《神學與生活》第一期，1978年8月，頁16。
[313] 滕近輝：〈從華人教會的需要看神學教育的路線〉，《基督教週報》，期526（1974年9月22日），第1版。
[314] 〈基督教出版機構增設聯合銷售處〉，《基督教週報》第278期，1969年12月21日，第1版。
[315] 陳舉：〈二十年來基督教出版界──講於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聯誼會大會〉，《基督教週報》，期325（1970年11月15日），第8版。
[316]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聘殷穎為駐台代表〉，《基督教論壇報》，1971年4月25日。
[317] 〈聯合圖書供應中心正式成立對外營業〉，《基督教論壇報》，1971年9月5日。
[318] 〈道聲聯圖正式開幕 發行網遍及東南亞〉，《基督教論壇報》，1972年12月24日。
[319] 高潔：〈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聯合貨倉〉，《基督教週報》第752期，1979年1月21日，第3版。
[320] 許朝英：〈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工作介紹〉，《第一屆基督教文化節聯合書展特刊》（香港：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1985），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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