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戰前篇

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戰前篇

作者:邢福增教授

 

(一)戰前香港基督教的格局

 

文字出版工作在中國基督教事業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位置。當我們檢視香港開埠百年間的基督教歷史時,可發現文字出版工作的發展,深受整體教會歷史的宏觀因素制約。

 

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遠涉重洋來到廣州,揭開了近代歐美來華傳教運動的序幕。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逼打開國門,割讓香港島予英國。香港島既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英國佔領時人口也不過數千人,英國選擇香港,完全是為了配合進入中國的政策。1842年改寫了香港的歷史,新安縣邊陲一隅自此變成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前哨站。

 

如果香港這殖民地的存在是為了「中國」的話,那麼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擺脫這種「進入中國」的氛圍。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派(史稱「七大公會」),即倫敦會、公理會(兩宗後來合併成中華基督教會)、巴冕會(禮賢會)、浸信會、聖公會、巴色會(崇基會)及循道會,都是有關差會在進入中國傳教的大前提下,先後在港開基創會。香港是歐美差會進入中國或華南地區傳教的踏腳石及後勤基地,並逐漸發展成為差會華南教區下的一個基地(station)。香港「七大公會」的歷史,跟所屬宗派華南教區的發展,可謂息息相關。從1842年至1949年間,我們必須從「華南教區」的視野及脈絡來認識基督教在香港地區的發展。在廣大的「中國」禾場面前,各差會投放在香港的宣教資源,遠比華南其他地區遜色。[1]

 

(二)十九世紀的在港傳教士的文字工作

 

《遐邇貫珍》

 

戰前基督教文字出版的歷史,也得從上述的宏觀背景來考察。在19世紀最早在港開基布教的差會之中,倫敦傳道會在文字工作方面,可說最積極的推動者。早在19世紀初期,該會已扮演著先鋒角色。鴉片戰爭前,由於中國尚未對外開放,傳教士主編的中文報刊,如《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等,均在中國境外出版。[2]隨著香港島在1842年割讓為英國殖民地,傳教士的文字出版重心,便從馬六甲一帶移至香港。其中《遐邇貫珍》便是最早在港出版的中文報刊,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任主編,在1853年8月創刊,由香港英華書院印刷及發行。[3]

 

《遐邇貫珍》的創刊,旨在促進中西交流,內容大多集中介紹西方文明,以及報導中國、香港以至世界的新聞。它雖在香港出版,但亦在廣州、上海、廈門、寧波、福州等通商口岸流通。撰文者除了傳教士(除麥都思外,尚有理理雅各[James Legge]、合信[Benjamin Hobson]、艾約瑟[Joseph Edkins]、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等)外,亦有來自香港及上海墨海書館等地的中國文人基督徒(如黃勝、何進善及王韜等)。[4]從上述流通地及作者群背景可見,香港因素在整份刊物中,並沒有獨特的位置。其在中國基督教史上的意義,遠大於香港基督教歷史。此外,亦有評論指,《遐邇貫珍》雖為教會刊物,但其內容卻「首為政治,次為文化科學識識,最後才是宗教,這反映了外人所辦的中文期刊在鴉片戰爭後對華宣傳重心的轉移」。[5]

 

1856年5月,《遐邇貫珍》停刊。當時的主編理雅各在〈遐邇貫珍告止序〉中,指停刊原因是因為編者「事務紛繁,不暇旁及此舉耳」。[6]1857年1月,另一份由傳教士主編的《六合叢談》在上海出版。隨著上海成為中國基督教事業的重鎮,基督教文字出版事工的重心,亦北移至上海。[7]

 

1927年,中華基督教會會友尹文楷[8]在論及香港教會的文字工作時,有如下的慨嘆:

 

文字之事業,亦開風氣之先。蓋麻刺甲之倫敦傳教會,原備印刷活字版應用之中國鉛字,為帶厄先生所創。帶氏傳教士之一人也。印刷既便,當時即發刊中文之時事雜誌。及英華書院移港,印刷部與之俱遷。於是繼刊《六合叢談》、《遐邇貫珍》。窺其內容,有滿廷諭旨,臣工奏疏、時事新聞、各種論說。體例頗備,亦一時名貴之出版物也。……

 

自《六合叢談》、《遐邇貫珍》停刊而後,香港教會無文字事業者數十年矣。[9]

 

雖然尹氏誤將《六合叢談》視為香港文字工作的代表,但他指自《遐邇貫珍》停刊後,香港教會「無文字事業者數十年矣」,則或多或少反映了文字事業在香港的命運與實況。

 

中文傳教書刊

 

19世紀各差會的出版除了英文書籍外,傳教士撰寫的中文傳教書刊亦十分重要。[10]這些傳教書刊在1842年前以馬六甲、新加坡等地為出版基地,1842年後則集中在廣州及上海出版,香港、福州及寧波等地次之。這幾處均為五口對外開放的口岸及英國佔領的殖民地。

 

香港方面,值得留意的是,當時香港英華書院的印刷廠,已有印刷機、中文活字與鑄字設備,除了印刷及出版差會的刊物及傳教書刊外,也承印了香港出版的英文報的中文附刊。[11] 1856年《遐邇貫珍》停刊後,英華書院印刷廒仍維持承印業務,直至1873年,倫敦會總部始決定出售鑄印機器設備予中華印務總局。[12]

 

現從偉烈亞力(Alexander Wyile)整理的傳教士著作目錄,列選其中在香港出版者如下:

 

在華英書院印刷廠仍未出售印刷設置前,其出版物主要以倫敦會在港工作的傳教士著作為主:

 

合信 《約翰真經解釋》(1853)
慕維廉 《救靈先路》(1856)、《天人異同》(1856)
施敦力亞歷山大(Aexandar Stronach) 《總論耶穌之榮》(1863)
理雅各 《耶穌山上垂訓》(1844)、《英華通書》(1851)、《約瑟紀略》(1852)、《重修禮拜堂仁濟醫館祈禱上帝祝文》(1852)、《耶穌門徒信經》(1854)、《新約全書注釋》(1854)、《勸崇聖書略言》、《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856)、《聖書要說析義》、《亞伯拉罕紀略》(1857)、《往金山要訣》(1858)、《聖會準繩》(1860)、《新金山善待唐客論》(1862)、《落爐不燒》、《浪子悔改》
湛約翰(John Chalmers) 《設教求真》(1856)、《天鏡衡人》(1862)、《正名要論》(1863)、《紏幻首集》(1863)、《漢族起源》(1866)
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 《禱告文》(1855)、《禱告文》(1855)

 

除倫敦會外,其他最早來港傳教的差會,並曾在港出版中文傳教小書:

 

巴色會 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 《耶穌信徒受苦總論》(1855)
巴色會 黎力基(Rudolph Lechler) 《養心神詩》(1851)、《路加傳福音書》(客家方言本,1865)
禮賢會 葉納清(Ferdinand Genahr) 《聖經之史》(1850)、《聖會大學》(1851)、《金屋型儀》(1852)、《廟祝問答》(1856)、《堪輿問答》(1863)、《舊約四字經》(1863)、《新約四字經》(1863)、《真道衡平》(1863)
福漢會 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 《異端總論》、《福世津榮》(1854)、《妙齡雙美》(1856)
禮賢會 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 《千字文》(1857)、《麥氏三字經》(1857)、《幼學詩釋句》、《四書俚語啟蒙》(1860)、《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指迷編》
浸禮會 甸威廉(William Dean) 《奉勸真假人物論》(1849)、《使徒言行傳》(1849)、《創世傳注釋》(1851)、《出麥西傳注釋》(1851)
聖公會 施美符(George Smith) 《耶穌聖教洗禮洗禮規式》(1851)、《耶穌聖教禱告文》(1854)。

 

另有一點可以補充的是,1845及1855年聖公會在香港也以「聖保羅書院」名義出版了聖公會公禱書的早期中譯本,作者是Thomas Cranmer (1489-1556),分別取名《聖會禱咨》及《禱告文全書》(此即上表麥氏的《禱告文》),由郭實臘(Karl F. A. Gützlaff)及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中譯。聖保羅書院於1850年成立,以訓練華人傳道為目標。該禮文後來又有聖士提反堂在1872及1877年的版本,名稱改為《聖會禱文》及《聖日禱文》。

 

可見,就19世紀傳教士中文書刊的印刷及出版的情況而言,1850年代前後是香港的黃金時期,其後廣州逐漸取代其地位。到倫敦會出售英華印刷廠後,香港便不再承擔任何角色了。1873年後,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正式步入「空白」時期。

 

(三)二十世紀前期至戰前的基督教文字工作

 

踏進20世紀,香港的基督教文字事工開始呈現復蘇現象。究其原因,首先是各宗派華人教牧及信徒的重視程度加增,並孕育了一群熱心文宣工作的華人基督徒。其次是各類基督教機構因應不同訴求而漸次成立,也對本港文字出版工作起了推動作用。

 

以宗派為主的文字出版

 

我們可從宗派及機構兩方面來看有關情況:宗派方面,檢視在港歷史悠久的七大公會,現時可見最早出版宗派性華文報刊者,首推《德華朔望報》。

 

《德華朔望報》於1908年創刊,是一份由三個德國背景的差會(巴色會、禮賢會及巴陵會)合作出版的報刊,由香港禮賢會傳教士葉道勝(I. Genahr)負責主編,並以香港禮賢會為編輯所,每月出版兩冊。〈本報宗旨〉指出,該報的出版,主要希望「使三會有如聯絡之善帶,帶能漸合為一耳」,使「三會之人,知會名雖相異,而心則相印」。在內容方面,除經義的闡釋外,又有教務、小說、傳記、教會新聞等。[13]撰稿者方面,大多為三會的華人教牧(如麥梅生、王元深、張聲和等)。

 

巴色會、禮賢會及巴陵會均屬來華信義宗差會,並以廣東省為宣教區,其中巴色會及禮賢會均在香港傳教。故此,內容方面除一般教會及教義問題討論外,有較強烈的宗派色彩,對了解三會在華南地區的發展,裨益其大。不過,雖然該報有較強的宗派形象,但自1908年7月起,得到香港惠斯禮會陳祝南任代理人,數月後,再增加道濟會堂的張祝齡。從惠斯禮會堂及倫敦會道濟會堂願意擔任代理人可見,反映出該報雖仍具宗派形象,但又希望開拓宗派外的讀者。

 

不過,1911年12月底,《德華朔望報》在出版四年後宣告停刊。究其原因,除訂閱數目從高峰期的1200份降至不足千份外,更重要的是主編葉道勝將於1912年春回國,「接理無人,不得己停辦耳」。[14]

 

1911年後,巴色會進一步倡導華人自立,到1923年在港7所巴色會代表舉行會議,成立基督教巴色會香港總會,訂立總會章程。同年開始出版《年報》,每年出版一冊。內容方面粹純是各堂的會務簡報,以及人事及收支帳目等,並未見有論述性文章。[15]現時可見最後一期是在1937年出版。[16]

 

此外,浸信會、聖公會及循道公會也出版宗派性報刊。浸信會方面,早於1919年起,便由堅道浸信自理會刊行《香港浸信會季報》,其宗旨一方面是藉文字佈道,另方面則報告會務。《季報》自刊行以來,均為免費贈閱。[17]1928年起,由季報改為月報,出版《香港浸會月刊》 。[18]

 

《季報》及《月刊》,均由堅道浸信自理會出版,報導該堂及分堂消息。隨著香港浸信會聯會於1938年3月成立,原有的《月刊》遂改組為《香港浸信會聯會月刊》,由伍福民主編。[19]到1940年4月起,《月刊》委辦因應時局發展,特別是國內受日軍侵略的威脅,香港相對而言是「安全地帶」,大量內地信徒南下香港。為進一步肩負文字佈道之責,服事國內各地信徒以至華外華僑教會,決定將《月刊》改為《晨星季刊》,以文字佈道為主而會務報告為副,而王文光為總編輯,內容分言論、經筵、講壇、會史、傳記、藝林、會聞等。自1941年起,又改為《晨星月刊》。[20]隨著香港在1941年12月淪陷,《月刊》亦告停刊。

 

聖公會方面,先是聖士提反堂於1922年發行週刊,後來各堂認為可以合作出版,一則互通消息,二則讓教友藉文字表達意見,遂於1924年起,以香港教區名義出版《靈鐸週刊》,每週一期,主要是香港聖公會各堂會務近況,同時也刊載香港其他組織(如基督教聯會、青年會、南華聖書會等)及內地聖公會及其他組織(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消息。後來也有一些宗教性的論述文章。創辦初期由黃福平牧師為主編,後由李求恩牧師、鍾立仁牧師接任。1941年底,隨著香港淪陷,《週刊》亦告停刊。[21]

 

此外,聖公會又出版《港粵教聲》,是港粵教區的季刊,每三個月出版一期,第一期於1930年出版。主要是報導教區的教務及動態。[22]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停刊,到1946年始復刊。[23]

 

循道公會方面,於1927年起,亦出版《中華循道公會月刊》,每月一冊。內容方面,除會務外,亦有其他基督教團體(如勉勵會、基督教聯會)的消息,每期首頁亦有專論文章。[24]

 

倫敦會方面,道濟會堂自1908年起便出版《會務週刊》,1926年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落成後,則易名《合一週刊》。[25]

 

除上述在港傳播歷史較悠久的「七大公會」外,20世紀開始,也有新興傳入的教派,藉文宣出版作傳教之用。如五旬節會在1908至1917年間,出版《五旬節真理報》,免費派發。[26]

 

基督教團體的文字出版

 

20世紀以降,香港各基督教機構也積極參與文字事工。當時香港有所謂基督教三大團體:即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及香港基督教奮興會,均十分重視文宣工作。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辦於1901年,是歐美青年會運動在中國華南地區的分支。1905年10月,該會出版《星期報》,屬週報形式。[27]後來《星期報》易名《香港青年》,仍維持週刊形式。1925至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香港青年》因經濟緊拙及工潮影響關係,曾一度停刊,至1926年9月復刊。[28]內容方面,主要按德、智、群、體四方面作報導。1933年起,《香港青年》改為第1卷出版,每年1卷,香港淪陷後停刊,戰後復刊,至1949年為12卷。

 

基督教女青年會方面,要到1920年才在香港創立,是香港首個婦女團體。該會自1935年起創辦《女聲》,旨在提高婦女閱讀及寫作興趣,使婦女對社會地位、法律知識、婚姻自由、教育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財產承繼、一夫一妻等問題,有正確的理解,成為香港婦女唯一的喉舌。[29]《女聲》於日軍佔領香港後停刊,合共出版了71期。[30]

 

相對於由歐美引進的青年會運動,本地信徒在20世紀初亦相繼自發籌組了跨宗派的組織: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及香港中華基督教奮興會。培道聯愛會於1903年成立,旨在發揚患難相顧、疾病扶持的精神。成立之初,先後商借惠斯禮會、道濟會堂為事務所,至1913年11月,購買中環卑利街物業為會所。隨著會務發展,又成立文字部,出版會刊,每星期一次,名為《天心報》,初期由張祝齡、羅樂愚、麥樂泉、鄧協池等擔任編務。[31]自1925年起,會刊改組,易名為《週刊》,聘謝天翔為編輯。改組後,內容包括:專著、本會紀事、教會新聞、主日演講一覽表等。[32]

 

基督教奮興會於1907年成立,宗旨為奮興會友靈性,並促進社會公益。其後增設會報部,出版《奮興報》。[33]楊少泉為創刊初期編輯。[34]現存可見唯一一期,是1922年2月出版,封面另註「第十年第二期」,由此可推論其於1912年創刊。該期又有〈編輯部啟事〉,說明是期為《奮興》改刊後第1期,由霍靈健任編輯,楊少泉為司理人。[35]內容包括:論著、研究、雜俎、遊記、品評、諧聲、闢迷、戔言、文藝、要聞、教聞等。[36]到1933年,《奮興報》仍維持出版。[37]

 

另一個在港的基督教團體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叢林由基督教道友會(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的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於1922年在南京的景風山創立,旨在向佛教徒傳揚福音。1929年底因國內政居不穩,艾香德決定遷港,先於新界大埔暫時安頓,未幾即選定沙田一座荒山為院址,並於1930年4月完成購地手續,定名道風山。[38]

 

道風山十分重視文字宣教工作,藉出版闡釋其理念。1934年創辦期刊《道風》,艾香德在發刊詞中說:

 

耶穌基督不是一國一族一時代的聖賢,乃是太初的大道,無始無終,自有永有,萬物的根本,眾生的泉源……

 

從這充滿的「道」,要流出無窮的活水,有的大流,有的小流,有的屬乎東方,有的屬乎西方,從各民族各宗派按著他們原有的格式,在一個「道」中流出,仍就歸於一個真理,使各民族各宗派的人,都能放懷暢飲這寬闊的泉源,都能從豐滿的「道」中得益,這是本刊的盼望。[39]

 

《道風》每年出版兩期,暫時可見戰前最後一期是8卷1期(1941年),相信在香港淪陷後停刊,到1948年始復刊。內容方面,主要是從神學方面探討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以及與叢林宗旨相關的演講記錄等。

 

叢林設有道風山宗教研究院,除收錄來自內地的基督徒外,又有若干佛家及道家人士,共同研討宗教真理。這群道學班的同學,於1935年10月起出版《新聲》週刊,由黃道平主編。[40]此外,叢林又出版「道風叢書」,包括艾香德著的《宗教概論》(1931) 、《道風山》,及其主編的《道風山的工作》(1938)。[41]

 

大公報社與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

 

回顧香港基督教史,專責的文字出版單位,首推大光報社。而在1913年2月8日創辦的《大光日報》,更成為近代中國首張具基督教背景的日報。

 

《大光日報》的誕生,跟道濟會堂教友尹文楷醫生有密切的關係。據尹氏指出,他在1912年6月22日在香港召集一次會議,向與會者表達了籌備基督教日報的宏願與意義。他強調報紙是大眾耳目,對社會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清末的革命運動中,報章在籲譽論上起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42]後來他又憶述:「民國建元,某有鑑於報紙轉移人心偉大之力,亟思籌辦日報,為教會喉舌,藉此以盡忠善導之職」。[43]他對基督教報紙的期望是:「這報紙旨在回應政治及社會宣傳的訴求,為改正及引導公義、平等,及以全善作導引而立。」[44]

 

尹氏的倡導,得到區鳳墀、張祝齡、麥梅生、王國璇、馬永燦等教會人士響應。[45]眾人商討了報紙的內容,並且提出籌組有限公司,以公開認股方法來籌集資金,目標為三萬元,每股5元,合共6000股。[46]

 

最後,報紙命名為《大光日報》,取自耶穌基督的自述:「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約8:12),寓意教會的靈光會引領國家的發展。[47]另方面,因道濟會堂的王煜初牧師,早年也曾有籌辦《光報》之意,惜因條件未成熟而結吹。現以《大光日報》為名,「以慰前輩在天之靈也」。[48]

 

除上述基督教背景外,《大光報》又跟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及民國肇建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係。1912年5月,孫中山抵達廣州。廣州、香港等地報界人士於5月4日聯合假座東園開會歡迎,孫在會上致辭時勉勵報界人士,指「輿論為事實之母,報界諸君又為輿論之母,望諸君認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輿論。」當孫中山得悉尹文楷等正籌辦《大光日報》,也曾認股,並題贈「與國同春」四個大字,勉勵它為民主共和國的鞏固和發展而大造革命輿論。[49]1920年,《大光報》出版年刊,孫中山又為其題詞:

 

光明之為人類所愛也,實為有生具來之本能之發動,不假教導而能者也。……故光明者,知識之源泉,互助行為之先決條件也。……故今日之人類,不但需愛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須愛精神上之光明忑理上之光明。惟此種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趨向。而凡舊社會之迷忘偏執,一一須以此光明照臨破除之。……蓋光明者,不外使人認識實在,認識真理之一具。……大光之名,余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與人真實之知識,互助之精神,不負其名也。因書此遺之。[50]

 

《大光報》創辦初期,以梁集生為編輯,但為期甚短。由於未能找到合適編輯,故編務未有突破,直到1917年,張亦鏡應聘為編輯,為報社開拓了全新景象。[51]

 

張亦鏡(文開)是基督教文壇健將,擅長為信仰辯道護教。[52]自1905至1915年間任廣州《真光報》(廣州美華浸信會書局出版)編輯。1915年春辭去職務後,到香港為聖士提反女校教習尹淑貞講授中國文學,並在1916年與尹文楷(尹淑貞父)組織談天報社,創辦《談天週刊》,逢星期日由大光報社出版。[53]他在〈創刊宣言〉中說:

 

本報名談天,範圍極廣,而宗旨則注重說教,教不一,本報係基督徒所組織,自然所說是基督教。

 

然非主基督教而遂奴一切也。儒有善,必取之。道有善,必取之。釋及回及祆有善,必取之。乃至諸子諸史歐西群哲有善,亦無不並取之。……中外聖賢,道雖不同,其大原無非出於天,厥例即與萬卉各得日之一色同。然則人顧可以主日而遂奴萬卉,不屑取卉成色之理而一研窮之耶。

……

 

同人為是所由特組織是報,以添其力,意在能令凡已信仰基督而應負傳達教義責任旭,咸得所以效人救人之資,而尚立宮牆外之諸同胞,無論其為儒為道為釋為舊派新派,均知己與基督有密切之關係,而不忍執己善以相拒。[54]

 

為進一步推廣,自第7號起,荷里活道道濟會堂及浸信會堂,以及鴨巴甸街的惠師禮會均擔任該刊的代理。[55]

 

未幾,《真光報》主任邀請張亦鏡在港兼任編譯佈道小叢書的工作,張深感難以兼顧,故決定自1916年月起,停辦《談天》,自創刊起計,僅出版16期。因於《談天》頗受讀者歡迎,故張在編譯工作稍暇時,決定延續《談天》未竟之志,創辦《大光週刊》。正當籌備工作進行之際,香港孔教會的《國是報》,在1917年2月8日刊文,力倡立孔教為國教之餘,又批判基督教。香港教會中人希望張亦鏡能撰文駁斥,刊於《大光報》上。[56]於是張亦鏡乃暫時擱置《大光週刊》的籌備工作,連接撰文駁斥《國是報》,展開近一個多月(至3月14日止)的筆戰。有關文章,後再刊於《大光週刊》,最後刊輯成《大光破暗集》,由大光報社出版。[57]

 

1918年3月下旬,筆戰既結束,張亦鏡乃專注《大光週刊》的出版。他在創刊號中特撰〈處暗之民見大光〉一文,闡釋週報的宗旨:

 

鳴呼,中國之民之處於幽暗亦已久矣,其宜得大光之照以示以應行之路,亦己不可一刻緩矣。顧安得無量數耶穌現身說法,俾中國處暗之民亦盡見大光乎……基督徒分子能各盡其分以所得光照人,故惟患其地無基督徒至矣。有基督徒至,則光既入者暗自失,任其地如何黑暗,亦可以使其民立見大光也。是故以口宣道,宣大光以照處暗之民也,以筆闡道,闡大光以照處暗之民也。[58]

 

他又特別為《大光週刊》的內容定位,其中較重要者包括:(一)不載與宗教無涉之中外新聞;(二)不載尋常教會聚集紀事;(三)不載批評與宗教無關之時事論說;(四)不載逆道而語類教會現行讚歌之詩什;(五)不載盲闢各教而非其真相之文字。[59]

 

不過,因廣州美華書局書報經理力邀關係,張亦鏡在1918年決定離港,到汕頭復任《真光報》主筆。《大光週刊》既缺主編,乃於1918年月停刊。

 

1925年五卅慘案後,張氏因不滿部分西教士對慘案的立場,決定辭職。適時《大光報》董事會主席王國璇希望能由基督徒擔任編輯一職,故力邀張氏再次來港主持報務。與前不同的是,這次張負責的是日報的編務,工作量較週刊更為繁重。為強化《大光報》的宗教形象,他與編輯部張祝齡商討後,決定將原有以言情文字小說為主的「香海微波」欄目,改為「放大光明」,收錄名牧演詞及有關宗教的著述。同時,他又革新「大光文藝」欄目,保留「較莊重者而去其涉狹斜者」。[60]初期,「放大光明」欄全為說教文字,但有意見認為內容「太專」,除宗教文章外,建議包括家庭、婦女、兒童、農工商、學生等項,每日有不同主題。惟討論過程中,又考慮到宗教文章篇幅較長,純以日報方式並不足夠。[61]

 

適時(1926年),香港報界公社(成立於1907年)議決各日報取消週日出紙,《大光報》難以獨排眾議。但考慮到一旦取消週日號,則難以發揮其宗教精神。於是張亦鏡建議另出一週刊作宗教專號,將宗教文章轉刊於此,逢週六出版,命名為《大光日曜》,第一期於1926年2月28日出版。為專注宗教專刊的編務,張亦鏡正式請辭《大光報》編輯。最後,董事會決定將《大光報》的編務交仲章負責,讓張轉任名譽編輯一職。[62]

 

查自張亦鏡主編《大光報》約兩個半月後,已不滿自己只埋首於新聞電報的論評,「所撰多無關教理文字」,違背其文字佈道的理念,「疲精神於此等去處,亦大不值」。[63]因此,轉任《大光日曜》的主編,便能夠專注教理編務。他在〈緣起〉中表達了自己的願景:

 

顧記者年已老矣,且復不學無術,所欲盡之天職,在己雖可求心安,在人或轉嫌疣贅,不惟無禆於世,且恐窒道之行,是不得不有望於中外教會學者,仍照常源源惠稿,適著、譯述、詩歌、小說,……凡本刊之所宜備,皆可以撰就擲下,即非身在教會,而對教有所論議,亦本刊之所歡迎。[64]

 

由於《大光日曜》是宗教專號,每期內容均以基督教為主,內容包括論著、譯述、雜俎、諧談、詩歌等。論著部分的作者包括:招觀海、胡簪雲、李鏡池、黃福平、黃紹衡、羅運炎等。

 

1926年11月28日出版的《大光日曜》的〈編者言〉中,新編者宣佈了張亦鏡離職的安排,表示已由新編者接辦。[65]翻查這期以前的《大光日曜》,其實並無任何關於張氏離任的消息,原因相信是擔心張的請辭,會影響報刊的銷路。因為當時有司理跟張表示,自張重返大光報社後,訂閱的數量有明顯上升。如今又離任,「於營業前途,恐不無多少影響」,更建議在張氏離職後,仍在報刊上保留「編輯人亦鏡」數字。[66]

 

考查張氏離開原因,據其後來自述,是因為他得悉有「某派黨人來收買港中某某等報,大光報亦在彼運動中」。為了不涉入政治黨派之爭,他乃於1926年3月中旬上書堅決請辭。當時張祝齡以董事局書記及編輯部監督身分致函挽留,惜張去意已決。未幾浸信會方面得悉他請辭消息,乃力邀其回巢美華書局,並授予全權主理《真光》。張亦鏡於1926年5月離港,其在香港短短數月的編輯生涯,正式畫上句號。

 

自張亦鏡請辭後,《大光日曜》繼續出版,迄今所見最後一期是1926年底出版的第40期。從其內容觀之,並沒有提及停刊的消息,其確實停刊日期,仍有待考察。至於《大光報》方面,其銷路亦漸走下坡。從現存1927及1928年的《大光報》可見,已無任何宗教內容及色彩,跟一般報紙無異。抗戰爆發後,特別是廣州淪陷,使其受去內地市場,終於在1938年冬停刊。

 

大光報社的另一重要出版物,就是由道濟會堂主任牧師張祝齡主編的《基督號》特刊,自1921年起,逢聖誕節出版,每年一期。迄今所見最後一期是1928年的第8期。惟據劉粵聲指出,《基督號》合共出版了十餘期。[67]其中在1925年間因事忙,無暇兼顧,故第5期乃商請張亦鏡代為編輯。[68]

 

張祝齡在第二期的《基督號》弁言中說:

 

竊以為《基督號》之本旨,原為介紹基督一身,于吾國社會人士……然丁此邪正不分,是非淆紊之世,而欲以理想完滿,人格最高的基督,起芸芸眾庶的信從,洵非易易。不觀本歲春夏之交,吾國不幸而有智識階級青年之非教同盟發起乎……夫基督教狹義為救人的,廣義為救國的……舉凡基督主義,卓犖發揚之謙卑,清潔,博愛,和平,平等,自由,犧牲,服務,溫柔,恆忍,互助,忠貞,加以奮鬥精神,樂觀態度,誠實信仰,希望永生。明與隱的慎修,人與群的公德,微不循軌同趨,與時實現,是為基督化之教友,亦即真改革之國民,集合無數真改革之國民,組織最高尚的社會,新造至強固的國家,則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皇種譬如今日生,又何患民貧國弱,為外人欺凌繆辱哉。是即本號不惜舌敝唇焦,再次紹介基督于吾國人之苦衷也。願同胞精察而體諒之。[69]

 

內容方面,有論說、衛教、經筵、演壇、證道函、詩歌、雜俎、小說、聖誕遊藝等。作者方面,以第二期為例,除張祝齡外,尚包括劉日三、梁均默、烈汝儉、廖新民、陳秀明、陳壽源、葉啟芳、陳金鏞、麥梅生、簡又文、元道、馬耀東等。其中梁均默、葉啟芳、陳金鏞、簡又文等均為當時國內基督思想界活躍人士,《基督號》獲其賜稿,相信與編者張祝齡居功至偉。劉粵聲在《香港基督教史》上,亦稱許其「在中國基督教之文壇上頗有貢獻」。[70]

 

《打破》風波

 

戰前香港基督教出版史上,發起了一起因言論矛盾而引發的停刊事件,令一份只出版了10期的週刊停刊,這份週刊名為《打破》。據當時在聖公會工作的麥靈生憶述,《打破》於1923年由幾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汪濟帆、涂景元、霍靈健、李健生、高錫安等)發起。關於《打破》的名稱,汪濟帆曾跟麥靈生說:

 

教會傳教,藉賴不平等條約為護符,應要打破;外國牧師到中國傳教,對中國教會人員如奴隸,應要打破;外國牧師說要尊重孔子的道德觀,對到禮拜堂膜拜上帝時,親如夫婦、父母、姊妹卻不能同坐,需分開男女座位的做法,應要打破;教會中有錢的人能納妾養婢的規定,應要打破;西人牧師和中國教頭,對有錢教友有些小疾病,則上門祈禱,殷勤慰問,而對貧窮教友,卻無人過問1這貧富觀念,應要打破……

 

可見,《打破》的誕生,源自一群強烈不滿教會內因循守舊者的改革訴求,其封面圖案就有幾個骷顱頭,反映其批判傾向。由於這種尖銳的批判立場,令當時香港教會的外籍牧師感到不滿,其中香港青年會西幹事麥花臣(John I. McPherson)認為《打破》有政治背景,甚至通知警察特別注意。當時有人說:「反了!反了!吃了陳獨秀反教會的毒素,大反教會了!」

 

《打破》停刊的導火線,是第10期報導了香港禮賢會牧師王愛棠(也是青年會董事)兒子王道安婚宴時,文章令王愛棠感到被侮辱。王因此事請辭青年會董事一職,董事會一致挽留王,但對《打破》的言論及相關的青年會幹事處理,卻有不同意見。麥花臣、倫敦會咸牧師、聖公會聖保羅書院校長史超域(Arthur D. Stewart)牧師、王愛棠、海面傳道會的黃戴恩主任及培道聯愛會的總幹事鄧協池等堅決反對《打破》,有說其言論是異端,又有指其具政治背景,非請殃府查封不可。相反,聖公會的李求恩牧師、道濟會堂的張祝齡牧師、禮賢會的麥梅生長老等人,認為問題僅是宗教性質,不涉政治。最後,麥花臣認為涂、汪兩人不妥,迫令兩人辭職。《打破》亦被迫停刊。至於麥靈生亦在史超域的壓力下,離開香港。[71]

 

福音月報社的文字佈道

 

1929年,禮賢會長老麥梅生創辦福音月報社,社址設於威靈頓街60號地下(後遷往西營盤第四街95號B三樓),主要出版《愛群月刊》(Philanthropist),由宋經伯任主編。內容以德(靈性)、智(心性)、體(身體)三種言論為主;並附醫學、小說、諧談、攝影、插圖等各欄。[72]《愛群月刊》的出版,旨在籍文字佈道,但在內容上,又不採純粹佈教的進路,而是以關心社會為切入點,平衡德、智、體方面的發展,既有研經,又回應社會潮流。「凡關國事時事重談,莫不根據道德而立論,以符合愛群愛國的宗旨」。[73]

 

1929年10月,適值中華民國十七週年國慶,該刊發表〈雙十節紀念中之真意和覺悟〉論說:

 

須知民國的先烈締造此雙十節,是我們脫離奴隸的出頭日子,恍惚黑暗中放下了一線曙光,誠天父的恩典來恢復我們為中華民國主人翁的大機會。我們乘了這個機會,應如何振刷我們大無畏精神,培養我國的元氣,建設國內的實業,和增進國民的道德,令整個幼稚民國的政治,煥然一新,蔚然可觀,又當步武美國民主之真義,仿效日本維新之政策,庶足以慰革命先烈之靈,必有如此政績,方可稱為雙十節圓滿紀念,和雙十節的真正國慶。[74]

 

福音月刊社以不牟利方式運作,創刊初期,以免費散發方式爭取讀者,徵求訂戶,每期定價一毫,全年訂價一元二角,學生更有半價優惠。[75]儘管福音月刊社致力開拓,實際上卻難以維持收支平衡。社員均為義務性質,終因經濟問題而於1930年停刊。[76]

 

社會運動的文宣工作

 

戰前香港教會人士發起較具影響的社會運動,首推反對蓄婢運動。

 

蓄婢即「妹仔」,是中國社會源遠流長的社會及婦女問題。雖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殖民地政府一直容許本地華人蓄婢。19世紀末,蓄婢問題受到部分寓港英人的關注,從人道主義立場提出質疑,引發社會討論。但政府方面,一直卻未予以正視。[77]

 

到20世紀20年代,蓄婢問題受到中外教會人士的正視。1921年,反對蓄婢會成立,其中楊少泉、麥梅生等,更是其中的核心人士。反對蓄婢會一方面展開民間宣傳,爭取輿論,另方面又積極推動立法,保障婦孺權益。整個運動延續了十多年,期間該會先後出版《香港蓄婢問題》(1923)及《反對蓄婢史略》(1933)等書,為這段歷史留下詳盡的文字見證。[78]

 

教會歷史撰述:從華南到香港

 

回顧戰前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歷程中,先後曾出版了兩本教會歷史的著作。先是香港禮賢會王元深在1899年完成《聖道東來考》,縷述基督教入華傳教史。王氏在自序中說:

 

……聖道來粵多年,可無紀載以溯所自乎。僕謝主恩,信道頗早。古會入粵,猶親見之。同時信主之人,今存無幾,倘無紀載,不數十年後,考據無徵,非吾教之一缺憾歟。吾為此懼,爰筆而誌之……[79]

 

全書內容,主要以宗派為經,分別介紹英國倫敦會、美國浸禮會、美國綱紀慎傳道會、英國安立間會、美國長老會、英國惠斯禮會、福漢會、德國禮賢傳道會、德國巴色傳道會、德國小巴陵傳道會等在廣東傳教,以及香港巴陵育嬰堂的歷史。

 

王元深完成《聖道東來考》後,並沒有公開出版。直至1916年,麥梅生商得王氏同意公開印行。[80]

 

如果王元深的《聖道東來考》的定位是基督教在廣東的傳教史,則首本以香港基督教史為主題的專著,非1941年8月由香港基督教聯會出版《香港基督教會史》莫屬。

 

《香港基督教會史》的出版,實得力於香港堅道浸信自理會會牧劉粵聲。劉早年先後於廣州及上海任浸信會傳道,1929至1932年間應邀任美國三藩市華人自理浸信會牧師。1932年至1937年間任廣州東山浸信會牧師,兼兩廣浸信會會長、全國浸信聯合會長及廣州基督教聯會會長等職。[81]1934年,兩廣浸信會聯會決定出版《兩廣浸信會史略》,便由劉氏主編。1936年間,他又承廣州基督教聯會所託,編著《廣州基督教概況》。[82]1938年1月起,劉粵聲來港任浸信自理會會牧,同年被選為香港基督教聯會副會長。當時聯會仍未設有出版部,《香港基督教會史》的編輯工作, 便由劉氏一力承擔。

 

劉粵聲在《香港基督教會史》的序言中指,聯會於1940年4月會議時決定編印有關會史,並選出張祝齡、翁挺生、鍾仁立、王愛棠、何道修、黃仲凱及劉粵聲等七人為委辦,負責彙編工作。全書分會宗史略、堂會史略、聯合事業、文化事業、慈善事業、社會事業及個人傳記七部分,主要由相關教會及組織人士賜稿,最後於1941年8月出版,可說是香港基督教會「嘗試之『創刊物』」。[83]

 

戰前的香港基督教書局

 

書局方面,戰前香港的基督教書局有三:香港華南聖書會、南華基督教圖書館及靈光書室。

 

聖書公會源於中國內地,主要專責於聖經的翻譯及出版,較重要者為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美華聖經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和蘇格蘭聖經會(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至於香港聖書公會(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Hong Kong),主要是香港基督教聯會為推動聖經運動,在上海聖書總會及廣州聖書會支持下,於1927年6月正式成立,由牧惠霖牧師任總理。聖書會的主要工作,是在華南地區推銷聖經。[84]

 

從《靈鐸》可見,1930年度的職員包括:主席:李求恩牧師(聖公會)、司庫:宋鼎文先生(五旬節會)、書記:關更有牧師(循道公會);委員:卓恩高、屈樂卿、黃蒲霖、黃森勤、鄺明覺、梁尚志等。[85]可見其獲得本港各主要宗派的支持。戰前的義務司理為倫敦會的舒活(Frank Short)牧師。[86]

 

1934年,由於財政困難,香港基督教聯會曾撥款捐助,並歡迎基督徒入股,每股一百圓,獲信徒踴躍響應。除推銷聖經外,亦代售有關基督教的書籍。[87]6月,該會正式在港註冊。

 

香港聖書公會曾出版《新舊約全書:廣東話》(1935)以及其他書籍:《使徒保羅言行錄》(司密氏〔David Smith〕,1927)、《新約人物》(謝頌羔,1928)、《第四博士》(謝頌羔,1929)、《聖誕之夢》(迭更斯,1933)、《大無畏的精神》(柯倫克〔Katharine S. Cronk〕,1936)、《聖誕之書》(謝頌羔,1937)、《新約正經成立史》(張伯懷,1938)、《近代基督教婚姻觀》(薄玉珍〔Margaret H. Brown〕,1938)《崇拜適用故事集》(羅黎晞編著〔Rotey Lefforge〕,1948)等。

 

靈光書室(Emmanuel Book Room)由30年代來華的宣教士祈理廉醫生夫婦(Dr. & Mrs. Lechmere Clift) 所建立。祁氏夫婦是「傳道會」(Emmanuel Medical Mission)的傳教士,於1929年從中國內地來港,在九龍尖沙咀彌敦道開展福音工作,包括「靈光書室」、醫務所及英文查經班,當時以英語崇拜,會友以各國的外籍人士為主,也有一些會說英語的中國人及一些中國學生。[88]

 

最後一所在港的基督教書局是南華基督教圖書館。據劉粵聲指出,該館雖名圖書館,實為書局。其前身是1915年在廣州成立的美華浸會書局,位於廣州長堤,樓高五層,地下為南華基督教圖書館,是廣州推銷聖經及代理基督教書刊的機關。1925年浸會書局遷至上海後,成為書局華南地區的總推銷處。1935年,該館歸附兩廣浸信會聯會書報部,由華人主理。1937年中日全面抗戰,後廣州淪陷,乃遷至香港,在中環德輔道中國民行二樓營業,由郝城任司理。[89]

 

(四)小結:戰前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特色

 

總結上文,可見從開埠至戰前的近百年歷史間,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的發展,有以下五方面的特色:

 

其一,我們可將這一百年的出版史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香港開埠以後是開創階段,主要由差會及傳教士推動,其中倫敦會佔重要角色,並以《遐邇貫珍》及中文傳教書刊的出版為代表。不過,正如上文指出,隨著1856年《遐邇貫珍》停刊,香港文字工作便大為失色。到1873年英華印刷廠結業後,香港扮演僅餘的傳教書刊出版角色也告停頓,文字出版工作的地位便步向式微,完全被廣州取代。直至20世紀初,香港文字出版工作呈復蘇現象,步入復興階段。不論是宗派性或基督教團體的出版,均有長足發展。與此同時,又有若干專以文字出版為宗旨的機構成立,如大光報社、福音月刊社等。對戰前香港只有近萬名基督徒的群體而言,其在文字出版方面的表現,饒具價值。可惜,隨著1941年底香港淪陷,各教會及團體均面對極大的衝擊,各種刊物相繼停刊,文字出版工作由是步入黑暗階段。

 

其二,20世紀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發展,特別是宗派性報刊以外的出版工作,實得力於一群熱心文字的基督教人士,如張祝齡、麥梅生、張亦鏡、尹文楷、楊少泉等。其中如張祝齡、麥梅生及楊少泉等人士,更建立了跨宗派及機構的文宣平台。不過,這些熟悉的名字又正如說明,香港基督教會在文字工作方面的人材,仍不足夠。廣州基督教文壇健筆張亦鏡兩度南下香港,支援大光報社的事工,為香港基督教文宣史增播下奇芭,其離去對該報社帶來重大打擊,後繼乏人的情況,反映本港文字工作人才之不足,可見一斑。至於作者群方面,大部分論述性文章均非由本港教會人士撰寫,也間接說明香港文字事工人才缺乏的情況。

 

其三,我們嘗試從市場營運的角度來作檢視。在財政上,宗派及團體的關機刊物一般較具充足資金,相反獨立性的出版機構,便得面對財政壓力。上文《大光報》在張亦鏡任編輯期間,一改前風,在日報頭版書明「編輯人亦鏡」作為宣傳,以增加銷量。後來即使張亦離任後,仍欲保留有關說明,或可反映其面對的市場壓力。[90]此外,福音月報社企圖以不牟利方式運作,並仰賴基督徒商人(如永安公司)贊助廣告營運,[91]甚至發起徵求慈善家捐助基金,以利息補助印費,[92]最終因經濟因素無法維持。

 

發行網絡及讀者群方面,部分以香港為基地的出版刊物,不僅服事本地讀者群體,華南地區以至全中國,也是其胸懷所及。不少刊物均在內地(主要是廣州)建立了代理。《愛群月刊》則獲廣州神召月刊社甘建磐協助,在廣州作促銷代理。[93]

 

其四,在內容方面,宗派性出版主要以會務消息為主,論述性文章並非重點。至於團體機關的會務,部分仍以會務為主(如青年會),部分則致力平衡會務與論述性文章,甚至以後者為主。論述性文章在戰前基督教團體刊物中佔有不輕的位置,這確是戰前文字工作的一大特色。至於論述內容方而,不少刊物均以德、智、體三育作主要欄目,並將宗教歸入德育範疇。宗教與道德結合的進路,成為文宣工作的主要特色。相對而言,闡釋教義及思想發微方面的反省,則只有《道風》及《基督號》作出探索及實踐。

 

另一個內容特色,是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性課題的回應,如孔教與宗教自由、非基督教運動、本色化、教會自立與改革、基督教與社會重建等,這說明在港教會人士關注的問題,基本上跟中國教會一脈相承,具有較濃厚的「中國」因素,反映出寓港基督教人士心繫中國及中國教會的現象。相對而言,針對香港的境處性出版,僅有香港反對蓄婢會出版的《反對蓄婢史略》及香港基督教聯會的《香港基督教會史》。

 

其五,刊物路線的定位,也值得關注。《大光報》作為香港以至中國首份具基督教背景的日報,其宗教性與世俗性定位,在在反映出基督教文宣嘗試打入社會時面對的挑戰。《大光報》雖具基督教背景,但其內容實際上跟一般日報,卻無明顯分別。這相信跟其日報的性質有關,日報讀者所要求者,自然較偏重時事性,以報導新聞為主。同時,日報的成本較大,必須開拓更大的讀者群,如此,便必須爭取更多非基督徒的讀者,專業與素質的要求,自然壓倒宗教性的關注。職是之故,如何強化其基督教色彩,一直為報社及董事所關注。到張亦鏡任主編期間,大幅改革,專闢宗教專欗,始增加宗教形象。惟後來又把宗教內容改為專刊,以《大光日曜》的週刊形式出版。《大光日曜》停刊後(具體時期待查),大光報社出版僅靠年刊《基督號》來維持其基督教形象了。

 

葉景新牧師在福音月刊社感恩聚會中,對教會辦報的定位有如下感慨:

 

創辦教會報之事途,乃非易事;蓋其刊載,有宣傳宗教之目的在票。故其文字須專門,否則受教會之批評,或竟因而干涉之;然文字專門,字字根乎聖經,則不能入世,俗人必多厭之,致反失其宣傳之宗旨。故各教會報,多呈虎頭蛇尾之現象;其始也,資料豐富,撰作宏偉;然及其既也,則篇幅縮少。作品不振,致有報不成報,刊不成刊之現象……[94]

 

他所指的「專門」(宗教化)與「入世」間的張力,誠然是基督教文字工作,特別是傳教書刊所無法迴避的挑戰。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步入香港史上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隨著香港基督教進入嚴寒冬天,宗派及團體運作大受衝擊,在文宣工作方面也談不上任何作為了。

[1] 邢福增:〈1949年前香港教會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香港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 ),頁7至30。

[2] 蘇精:〈近代第一種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氏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頁153至170。

[3] 沈國威等編著:《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4] 沈國威:〈《遐邇貫珍》解題〉,沈國威等編著:《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頁5至6。

[5]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 ),頁72。

[6] 〈遐邇貫珍告止序〉,《遐邇貫珍》,1856年第5號,收入沈國威等編著:《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頁407。

[7] 沈國威:〈《遐邇貫珍》解題〉,頁124。

[8] 尹文楷(1870-1927),早年於天津習醫,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任教,結識在博濟就讀的孫中山,成為好友。1922年與關景良等創辦養和醫院,也是香港中華醫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參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香港:三聯,2011),頁48至49。

[9] 尹文楷:〈二十五年來之香港教會〉,《真光雜誌》26卷6號(1927年6月),頁1、4。

[10] Suzanne W. Barnett & John K.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85).

[11] 如《孖刺報》(Daily Press)的「香港船頭貨價紙」(1858)、《德臣報》(China Mail)的「香港新聞」(1861)等,參蘇精:〈從英華書院到中華印務總局〉,氏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260至263。

[12] 蘇精:〈從英華書院到中華印務總局〉,氏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266至269。

[13] 〈本報宗旨〉,《德華朔望報》,第1冊(1908年1月),頁1至2。

[14] 〈本報停印告白〉,《德華朔望報》,第96冊(1911年12月),頁1。

[15] 參《年報》,1923,香港巴色七會合刊。本資料由湯泳詩女士提供,特此鳴謝。

[16] 湯泳詩:《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香港:宗文社,2002),頁21、175至176。

[17] 劉粵聲指1919年刊行的是《月報》,參劉粵聲編著:《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41;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6 ),頁251。但1921年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指這是《季報》。參〈教報調查表〉,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6期(上海:該會,1921;台北:橄欖文化基金會,1983重印),頁291。

[18] 現存可見最早的《月報》,是1935年1月出版的第8卷1期,故1卷1期應出版於1928年。

[19] 《香港浸信會聯會月刊》,第1期(1938年5月)。

[20] 參劉粵聲編著:《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51至252。

[21] 劉粵聲編著:《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54。

[22] 〈教區季刊出版〉,《靈鐸》,1930年14期,版1。

[23] 鍾仁立:〈復刊詞〉,《港粵教聲》,復刊第1卷1期(1946年11月15日),頁1。

[24] 現存最早的《月刊》是1929年2月出版的第23期,從而推斷第1期於1927年3月出版。

[25] 據《中華基督教會年鑑》,《合一週刊》的前身是《會務週刊》,於1908年出版。參〈定期刊物一覽〉,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12期(上海:該會,1933),頁250。

[26]

[27] 〈六十年事工紀要〉,《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1901-1961)》(香港:該會,1961),頁29。

[28] 〈本刊復刊版宣言〉,《香港青年》,1926年9月22日,第7期,頁1。

[29] 〈七十年大事紀要〉,《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1920-1990)》(香港:該會,1990 ),頁38。另黃玉梅:《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歷史(1920-1988)》(香港:該會,1988),頁18。

[30] 黃玉梅:〈復刊辭〉,《香港女聲》,光復版第1號(1946年10月),頁2。

[31] 〈中國教會所出各報調查表〉,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1期(上海:該會,1914),頁19。又〈教報調查表〉,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3期(上海:該會,1916),辦頁19。〈教報調查表〉,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4期(上海:該會,1917),頁235。〈教報調查表〉,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5期(上海:該會,1918),頁258;〈教報調查表〉,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6期(上海:該會,1921),頁287。

[32] 〈本刊啟事一〉,《基督教培道聯愛會週刊》,第1期(1925年2月8日),頁2。

[33]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50。

[34] 〈教報調查表〉,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3期(上海:該會,1916),辦頁12。

[35] 〈本報編輯部啟事〉、〈本報任職人名表〉,《奮興》,第10年2期(1922年2月)。劉粵聲指該會會報於1914年創刊,有誤。

[36] 〈本報目錄〉,《奮興》,第10年2期(1922年2月),頁1。

[37] 參〈定期刊物一覽〉,《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12期(1933),頁246。

[38] 道生:〈道風山的使命〉,《道風》,卷1期1(1934年6月),頁5至6。

[39] 艾香德:〈發刊詞〉,《道風》,卷1期1(1934年6月),頁1至2。

[40] 〈國內基督教定期刊物一覽〉,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13期(上海:該會,1936),頁345。

[41] 「道風叢書」,《道風》,卷5期2(1938年12月),版權頁。《宗教概論》一書由上海廣學會出版。

[42] Wan Man Kai, “The First Christian Daily in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 ed. by D. MacGillivray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3), 356-359.

[43] 尹文楷:〈二十五年來之香港教會〉,頁4。

[44] Wan Man Kai, “The First Christian Daily in China,” 359.

[45] 李志剛:《香港教會掌故》(香港:三聯,1992),頁119。

[46] Wan Man Kai, “The First Christian Daily in China,” 360, 362.

[47] Wan Man Kai, “The First Christian Daily in China,” 361.

[48] 尹文楷:〈二十五年來之香港教會〉,頁4。

[49]

[50] 劉蜀永整理:〈孫中山先生佚文──《大光報》年刊題詞〉,《近代史資料》,97號(19),頁273至274。〈大光年刊題詞〉,原刊於《香港大光報庚申增刊》(香港:大光報,1920),又收入黃彥編:《孫文選集》,中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51]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48至249。

[52] 姜邦華編著:《張亦鏡生平》(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49)。

[53] 亦鏡:〈我信基督教的緣起和信教後迄今三十年的經過〉,氏著:《真光叢刊》(香港:真光雜誌社,1928),頁14。

[54] 張文開:〈本報宣言〉,《談天》卷1期號(1916年2月13),頁5。

[55] 參封底的本報價目。

[56] 亦鏡:〈我信基督教的緣起和信教後迄今三十年的經過〉,頁14。

[57] 張亦鏡編著:《大光破暗集》(香港:大光報,1919)。

[58] 張文開:〈處暗之民見大光〉,《大光週刊》卷1號1(1917年3月21日),頁3。

[59] 〈本刊辦法〉,《大光週刊》卷1號1(1917年3月21日),目錄頁。

[60] 亦鏡:〈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雜誌》筆政之原委〉,《真光雜誌》,25卷4-6號(1926年7月),頁22至23。

[61] 亦鏡:〈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雜誌》筆政之原委〉,頁29。

[62] 亦鏡:〈緣起〉,《大光日曜》,第1期(1926年2月28日),頁1 至2。

[63] 亦鏡:〈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雜誌》筆政之原委〉,頁27至28。

[64] 亦鏡:〈緣起〉,頁2。

[65] 〈編者言〉,《大光日曜》,第40期(1926年11月28日),頁1。

[66] 亦鏡:〈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雜誌》筆政之原委〉,頁33至34。

[67]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53。

[68] 亦鏡:〈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雜誌》筆政之原委〉,頁24至25。

[69] 張祝齡:〈編輯第二期基督號弁言〉,《基督號》,第2期(1922年12月),頁1至2。

[70]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53。

[71] 麥靈生:〈三十年代粵港教會的三種刊物〉,《廣州文史資料存稿彙編》,6輯,

[72] 浩然:〈愛群月刊有載合一堂舉行三大典禮〉,《基督教週報》,期2462(2011年10月30日)。

[73] 經伯:〈愛群一週年經過之回想〉,《愛群月刊》,2卷1期(1930年1月),頁1。

[74] 義公:〈雙十節紀念中之真意和覺悟〉,《愛群月刊》,1卷10期(1929年10月),頁1。

[75] 〈優待學界閱報啟事〉,《愛群月刊》,1卷10期(1929年10月),頁42。

[76]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53。

[77] 有關運動可參 Carl T. Smith, “The Chinese Church, Labour, Elites and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s,”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 (1981):91-113. 中譯參〈20世紀20年代的華人教徒、勞工、精英與妹仔問題〉,施其樂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頁49至72。李志剛:〈香港反對蓄婢會成立之經過及其影響〉,氏著:《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香港:道聲,1987),頁131至151。 Norman Miners, “The Attempts to Abolish the Mui Tsai System in Hong Kong 1917-1941,” i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ed. by Elizabeth Sin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 of Hong Kong, 1990), 117-129.

[78] 反對蓄婢會編著:《香港蓄婢問題》(香港:該會,1923);《反對蓄婢史略》(香港:該會,1933)。

[79] 王元深:〈聖道東來考原序〉,氏著:《聖道東來考》(香港:出版地不詳,1916),頁1。

[80] 麥梅生:〈聖道東來考序〉,王元深:《聖道東來考》,頁3。

[81] 劉少康:〈我的父親劉粵聲牧師〉,《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8),頁132至136。

[82] 劉粵聲:〈編者自序〉,《兩廣浸信會史略》(廣州:兩廣浸信會聯會,1934);〈編者自序〉,《廣州基督教概況》(廣州:廣州基督教聯會,1937)香港浸信教會於1997年將上述兩書合刊重印,參《廣州基督教概況.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7),頁3至4;頁141至142。

[83] 劉粵聲:〈序言〉,《香港基督教會史》,頁v至vii。

[84] 〈七十五年來大事記〉,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編:《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七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15-1990》(香港:該會,1990),頁74。

[85] 《靈鐸》,1930年43期,版2。

[86]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47。

[87]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46至247。

[88]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48。

[89]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頁247。

[90] 亦鏡:〈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雜誌》筆政之原委〉,頁33至34。

[91] 記者:〈編後餘談〉,《愛群月刊》,1卷8期(1929年8月),頁41。

[92] 黃敬三:〈編後餘談〉,《愛群月刊》,2卷4期(1930年4月),頁55。

[93] 記者:〈編後餘談〉,《愛群月刊》,1卷9期(1929年9月),頁41。

[94] 伯恆:〈本社二週年感恩會紀略〉,《愛群月刊》,2卷6期(1930年6月),頁57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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