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趙崇明博士

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趙崇明博士

今天在座的都是基督教出版界的前輩和一班資深的同工,坦白說,我是最沒有資格上台分享的一個。不過為何我仍然答應大會在這個場合分享呢?主要的原因是,我認定上帝給我兩個很清晰的召命——就是從事神學教育和文字工作,我若然不在神學院教書就會在出版社事奉。我對文字工作有負擔,非常肯定文字的價值,正是這份信念促使我上台跟大家分享。剛才提過,從出版的專業來說,我是外行人,不過我今天很想從自己的本行,即是從一個神學工作者這個身份來跟大家對文字事工做些少神學反省,我為以下的分享定了一個題目:「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

促使我想起這個題目和分享的內容的就是一位當代著名的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他曾經形容他的神學思想的其中一種特色就是「在邊界上」(On the Boundary)。我想挪用他這個觀點再借題發揮來跟大家討論一下,在現今這個教會和社會文化的氛圍底下基督教出版及文字事工正在處於一種甚麼景況裡面?我會分六點來講:

(1)若從一個國家領域的中心點來說,「在邊界上」其實等於身處某一領域的外圍或邊緣,換言之,「在邊界上」實在含有「被邊緣化」的意思。相信大家都承認,自從西方社會進入理性主義及啟蒙運動的年代,基督教神學和信仰在社會上就開始「被邊緣化」,就算直到今日,在香港社會裡面,基督教神學和信仰「被邊緣化」的情況不見得有改善。何況,眾所周知,在一個所謂「後文字」的年代裡,書籍和文字的價值和存在意義同時處於「被邊緣化」的過程當中,而且被「邊緣化」的形勢似乎愈來愈不妙。最不幸的就是基督教出版社無可避免不身陷上述神學及文字這雙重「被邊緣化」的危機當中,更不幸的是今日教會裡面似乎愈來愈多信徒甚至傳道人不重視神學和文字,不喜歡閱讀,於是基督教出版社甚至「被教會和信徒邊緣化」,各位業界的同工,我們真的面對很大的困難。「在邊界上」,「被邊緣化」,究竟基督教文字事工將會成為夕陽工業抑或能夠險中求勝?有沒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如何可能?

(2)我相信任何一間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機構都必然意識到自己無時無刻都身處異象與市場、理想與現實、讀者群的小眾與大眾的「邊界」之上,當然我們知道異象與市場兩者不一定對立,理想與現實之間也不一定矛盾,難道我們不可以出版一些又叫好又叫座的書籍嗎?不過在現實的閱讀文化的氛圍底下,實在不容許我們否認身處理想與市場這條「邊界」之上的那種難以駕馭的張力。在上述基督教神學「被邊緣化」的情況底下,理論上我們要出版更多思考性和神學性的書籍(例如關於Karl Barth和Tillich神學的書)去抗衡神學「被邊緣化」的問題,但這類書不會有太多人買,難道我們可以不考慮市場麼?畢竟這亦是一盆生意,在異象和生意的「邊界」之上,如何定位?

(3)大會其中一點很想我講的是「基督教出版事工在公共空間的影響力」。我想講基督教神學在公共空間的影響力正正就是田立克這位神學家一生最大的關注,大家都知道「在邊界上」其實就是一種處於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居間(in between)的狀態。田立克作為一位文化神學家意識到自己正是處於神學和文化兩個不同領域的邊界之上,於是他窮一生的努力去思想如何促使這兩個領域可以互相對話,彼此之間可以互相關聯。我從來肯定基督教機構(無論出版社也好、神學院也好)是必須為教會而存在,這定位非常重要。換言之,當我們要去思想和訂定出版社的出版路向時,必須要配合上帝所賦予教會在世上存在的使命,問題是我們如何界定這使命?如果傳福音是教會的大使命,我們怎樣理解福音?教會在世俗文化和公共空間這領域當中爭取發言權和發揮影響力是否教會應有的使命呢?舉例來說,我們知道香港有一些很出色的基督徒文學家,她們的作品在非基督徒、甚至在非基督教的文化圈子裡得到很大的認同,在他們的作品裡,可能只是隱隱約約地看到基督信仰的痕跡,基督教出版社是否願意出版這類的書?出版這類作品是否在實踐福音使命?也許基督教出版機構正正要在這種神學和文化、信仰的私有化空間和社會的公共空間這邊界上去配合教會繼績思考前面當走的路。

(4)如果「在邊界上」就是一種處於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中間(in between)狀態的話,我們就應該要承認及接受我們身處這種狀態中必然有的一些特性,例如模稜兩可(ambiguity) 和猶豫不決(indeterminancy),並由此而導致身份迷失(disorientation)的危機。當我們「在邊界上」繼續經營文字事工的時候,我覺得能夠經常意識和承認自己會迷失方向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我們能經常擁有一份身份迷失的危機感也是相當重要,也許我會稱之為一種「迷失中的清醒」。

(5)田立克在其On the Boundary這本書裡面曾經為他自己「在邊界上」這觀念作了這樣的解釋:「在邊界上」的意思是「站於不同存在的可能性中,既非完全贊同也非完全否定任何一方。」當然我們可以將這句話消極地理解為模稜兩可(ambiguity),但也可積極地理解為由於承認這個世界確實存在不同的可能性,因而在心態上應要有更大的空間容納更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由於「在邊界上」存在不同的可能性,積極地看,這些可能性正為我們提供更大的創作空間。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文化固然不斷在演變當中,就算基督教信仰的內涵和神學也不是鐵板一塊,一成不變。「在邊界上的基督教文字事工」更加不可能獨沽一味,永恆不變,本來文字事工理應就是一門文化創意產業,在現實充滿種種困難甚至惡劣的經營環境底下,我們更加需要祈求我們這位創造萬物的主賜給我們更多具有前瞻性的創意和異象。

(6)「邊界」固然一方面猶如「門檻」,意味著我們可以穿過它不斷地來回於不同的領域之間,這是一種跨界的行動;但「邊界」亦可以被理解為「界限」,因此它亦應該同時扮演一種阻止我們不應該隨便越界的功能,在神學上,「邊界」、「界限」跟「分別為聖」這觀念息息相關。(參出十九章,在二十章頒佈十誡之前,上帝命令摩西要在山的四圍定界限,不準百姓上山,叫山成聖) 因此,「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最終應該要被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為聖。這是甚麼意思?如何可能?簡而言之,尤其當我們強調基督教文字事工需要在公共空間跟文化對話,以及承認理想與市場現實之間的張力的同時,必須謹記我們事奉的首要對象不是文化、不是市場、不是讀者,惟有上帝的道才是我們事奉的對象。不要忘記永遠都是圓心及由圓心伸展出來的半徑決定圓周,因此甚麼是圓心很重要,文化、市場、讀者的口味、甚至讀者的需要永遠不應該代替上帝的道成為我們事奉的中心點或焦點,惟有如此,上帝的道就成為我們的圓心而可以規限著我們的邊界,提醒我們不要被世俗文化、市場、讀者的口味等事情同化,不要輕易被這些事情牽著鼻子走。誠然,出版是一盆生意,對同工來說也是一份謀生的工作,不過,它同時是上帝交託給我們一份尊貴的事奉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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