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基督教文字的回顧與展望Ⅱ
廣學會個案研究
一、引論
清末基督教在華傳播，所開拓種種的宣教事業，實以文字事工為最早。就以第一位來華教士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接受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遣派，主要從事聖經中文翻譯任務（註一）隨後米僯牧師（Rev. Wi11iam Mi1ne）於一八一三年抵達澳門，因不能在廣州居留，馬禮遜牧師於是向倫敦傳道會提出「恆河外方傳道計劃」（The U1tra-Ganges Mission）（註二）。建議有十項：
1.余等在中國之傳教及印刷事業，均為當局所限，即或個人居留尚屬疑問，是以急需在中國鄰近尋覓一屬於信奉基督教之歐洲政府統治地區，設立宣教總部。
2.俟米僯牧師抵馬六甲，擬領用或購置一地段，以為傳道會之物業。
3.擬儘速創辦免費中文學校一所。
4.擬在馬六甲出版中文月刊。
5.此總部之設立，是以華 人為主要工作對象，至於其他事業亦不摒棄。
6.此總部以聯合中國、馬來亞，及印度以東的宣教工作為宗旨。其名稱仍包括各方面的工作。
7.如獲專人負責，則著手從事中文、馬來文及英文之印刷業務。
8.擬出版英文期刊，藉以促進印度傳道會之合作，並促進基督教互助互愛的實踐。
9.擬華語舉行禮拜儀式。
10.茲因馬禮遜現致力於華英字典的編撰，未克分身於聖經之翻譯，部份舊約之翻譯事工則由其他同事代勞，以迄完成。（註三）
在建議十項所見，「恆河外方傳道計劃」是基於馬禮遜牧師在廣州「傳教及印刷事業均為當局所限」，因而產生在南洋向華人傳教的構思。其餘九項，亦有四項涉及文字出版事業。其後米僯牧師於一八一四年往馬六甲佈道，在計劃籌建英華書院之時，於翌年八月五日在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月刊，成為中國最早一份中文報刊（註四）。一八一七年五月在馬六甲出版英文Indo-Chinese G1eaner（印支搜聞）月刊，而英華書院（The Ang1o-Chinese Co11ege）於一八一八年在馬六甲奠基建立，校內設有中文印刷所及英文印刷所，成為倫敦傳道會出版書刊及印刷聖經的中心。（註五）
繼米僯牧師之後，倫敦傳道會於一八一七年遣派專職文字事工教士麥都思（Wa1ter Henry Medhurst）到馬六甲協助英華書院各類文字出版工作。其後於一八二三年七月至一八二年在巴達維亞城（Batavia，今日之雅加達市）創辦「特選撮要每月統紀傳」；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在馬六甲創辦「天下新聞」，所辦報刊，目的在於透過文字訊息接觸華人知識份子，藉此傳揚福音。（註六）
信義會第一位來華教士郭士立牧師（Rev Kar1 Friderich August Gutj1aff）於一八二六年為荷蘭傳道會（The Nether1and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巴達維亞城工作，因嚮往中國內地傳，於一八二九年脫離荷蘭傳道會職務，至一八三一年乘搭中國帆船進入中國福建、浙江各省沿岸，派發書冊作遊行佈道工作，自始在譯經及中文著述上均有貢獻。（註七）至於美國美部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後稱公理會）於一八二九年遣派裨治文牧師（Rev. E1ijah Co1eman Bridgman）來華傳教，一八三○年抵廣州得以居留，是因出版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華叢報）英文月刊理由，獲得滿清官員允許。（註八）而美部會在一八三三年再派文字事工教士衛三畏（Samue1 We11s Wi11iams）和帝禮時牧師（Rev. Ira Tracy）到廣州協助裨治文牧師出版工作。（註九）適逢其時美部會在新加坡已經購下「新加坡書院」（Institution Press）發展印刷事務，隨後派帝禮時牧師前往主持其事，改名為「堅夏書院」，接辦郭士立牧師在廣州主辦的「東西洋每月統紀傳」；並出版各類傳教書冊，成為美部會在新加坡的出版中心。（註十）
據偉烈亞力（A1exander Wy1ie）所著「在華教士傳教誌」（Memoia1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一書，已將一八六七年以前來華教士出版的聖經、報刊、書籍、小冊，依到華先後編列成書。屬於宗教性質，計有教理、教理問答、佈道單張、聖經註釋、聖經歷史、月刊、論道聖經、聖詩、生活儀節、祈禱、註釋、宗教比較、道德生活、辨道、佈道小冊、教會禮儀、警世文章、聖經應用、耶穌生平、聖經人物、辨道小冊、教理實踐、教會歷史、信條、祝文、宗教教育、聖經選本、教會規程等類。一般性質的，計有地理見聞、各國地理、課本、歷史、天文問答、中西年表比較、歷史、兒童教科書、勸戒鴉片、農業種植、世界歷史、世界地理、政治經濟、中外貿易、文字解說、疾病預防、華英年曆、醫院報告、醫學、自然科學、中國古訓、移民指南等類。（註十一）基督教教士之重視文字出版事業，主要因為中國是士紳階層領導的社會，以文字傳道將有助於福音對士紳階層的傳播。
早期基督教來華教士主辦文字事業，在報刊出版上固開中國報業的先河。由於台約爾牧師（Rev. Samue1 Dyer）在印刷技藝的改進。使用銅模鑄字機，製造鉛字粒，採用西方活版印刷機器，以致其後中國印刷步入現代化，影響近代中國書報印刷出版事業至鉅。（註十二）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於一八四三年將馬六甲英華書院遷校香港 ，至一八五三年在港創辦「遐邇貫珍」月刊，成為鴉片戰爭後第一份華文報紙。（註十三）一八四三年麥都思牧師遷往上海定居，為翻譯聖經及出版教會書報，於是創設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一八四九年聘請王韜入館協助翻譯中文委辦本聖經工作，（註十四）一八六二年以私通太平天國嫌疑，為滿清官吏通緝，後由上海領使麥華佗（Wa1ter Henry Medhurst，麥都思牧師兒子）協助逃往香港投靠理雅各牧師。（註十五）一八七二年理雅各牧師退休回國，將英華書院印刷機器、鑄字機、鉛字粒全部轉售黃勝和王韜，兩人在港合辦「中華印務總局」，翌年創刊「循環日報」，成為華人自辦的第一份報刊。（註十六）早期基督教會對中國近代的印刷術，以及新聞出版事業所作的貢獻，史學家多作肯定性的評價。
二、廣學會文字事工的源起
一九一○年「中國基督教差會年鑒」（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記載差會出版機構有：
1.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ian Mission, Shanghai 1844）
2.上海華美書館（The Methodist Pub1ishing House, Shanghai 1902）
3.福州華美書館（Methodist Mission Press, Foochow 1862）
4.漢口蘇格蘭聖經會（Nationa1 Bib1e Society of Scot1and Mission Press, Hankow 1885）
5.福州格致書院（Foochow Co11ege Press of the A.B. C.F.M.1889）
6.廣州美華浸會書局（The China Baptist Pub1ication Society Press, Canton 1899）
7.成都加拿大監理會印書館（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 Szechwan 1897）
8.通州協和大學印書館（North China Union Co11ege Press, Tungchow 1905）
9.福建興化華美書局（The Hinghwa Mission Press 1896）
10.潮汕英國長老會印書館（Eng1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waton 1880）
11.台南長老會印書館（Eng1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Taiwan, Formosa 1884）
12.濰縣廣文大學印書館（Union University Press, Weihsien 1906）
13.海南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Nodoa, Hainan）
14.金陵大學印書館（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Press）
15.寧波三一學校印書館（Trinity Co11ege Press, Ningpo）
16.長沙廣發印書房（Broacast Tract Press, Changsha Hunan 1897）
17.直隸印字館（South Chi1i Mission Press 1904）
18.西安英國浸禮會印書館（Eng1ish Baptist Mission Press, Sianfu）
19.台州內地會印書館（The C.I.M. Press,Taichow）
20.威海衛印書館（Weihaiwei Mission Press 1903）
21.上海安息日會印書館（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 Prees, Shanghai 1908）
22.溫州聖公會印書館（The Wenchow C.I.M.Press）（註十七）
「中華歸主」一書於一九二○年載有文字出版機構則有下列二十八所：
1.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ian Mission, Shanghai 1844）
2.上海華美書館（The Methodist Pub1ishing House, Shanghai 1902）
3.成都加拿大監理會印書館（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 Szechwan 1897）
4.廣西梧州宣道書局（South China A11iance Press）
5.廣州美華浸會書局（China Baptist Pub1ication Society 1899）（以上為本地區所有宣教團體服務的差會印書館）
6.上海中華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887）
7.上海中國主日學公會（China Sunday Schoo1 Union 1907）
8.倫敦聖教會書（Re1igious Tract Society of London 1909，按聖教書會的改組，後設有上海、漢口、重慶、天津、福州、廈門、廣州、香港八地分會）
9.漢口中國聖教書會（Chinese Re1igious Tract Society,原屬華中宗教書報學會 Centra1 China Re1igious Tract Society 1876）
10.上海中國聖教書會（Chinese Tract Society）
11.重慶華西聖教書會（West China Re1igious Tract Society）
12.廈門閩南聖教書會（South Fukien Re1igious Tract Society）
13.福州閩北聖教書會（North Fukien Re1igious Tract Society）
14.廣州華南聖教書會（South China Re1igious Tract Society）
15.香港聖書公會（Bibie, Book and Tract Depot）
16.打箭爐西藏宗教書站（Tibetan Re1igious Literature Depot）
17.司徒佈道基金（Stewaart Evange1istic Fund）（以上為本地區所有宣教團體服務的獨立機構）
18.上海青年協會書局（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上海中華全國基督女青年會出版部（Pub1i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 Y.W.C.A.of China）
20.上海時兆報館（Signs of the Times Pub1ishing House 1906）
21.信義會出版部（Lutheran Board of Pub1ication）
22.教會出版委員會（Church Literature Committee）
23.美部會出版委員（American Board Pub1ication Committee）
24.嶺南大學奈普印書館（Knipp Memoria1 Printing P1ant）
25.寧波三一學校印書館（Trinity Co11ege Press, Ningpo）
26.福建興化華美書局（The Hinghwa Mission Press 1896）（以上為各教派需要或各特殊階層需要的書籍出版機構）
27.上海廣協書局（Kwang Hsueh Pub1ishing House 1917）
28.上海協和書局（Mission Book Company 1915）（以上為其他出版發行機構）（註十八）
由上列文字出版機構所見，可知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十年間確有極大變遷。雖則其中有不少機構較一八八七年廣學會成立時期為早，而各機構全屬差會支持。至於維持至今日仍能為教會社會作出貢獻，應以廣學會歷史最為悠久。廣學會的創辦，起始韋廉臣牧師（Rev. A1exander Wi11iamson）於一八八四年在英國蘇格蘭籌設同文書會（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募捐款項購置機器，在上海開設印刷廠，目的在於印刷中文書籍、報刊、小冊單張分贈華人，展開作文字傳教工作。不久因蘇格蘭同文書會解散，其餘資產及上海印刷設備全歸威廉臣牧師管理，威廉臣牧師隨即聯絡在華西人赫德（Robert Hart）、慕維廉牧師（Rev. Wi11iam Muichead）、林樂知牧師（Rev. Young J. A11en）組織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1 Know1edge among the Chinese），是見廣學會是由蘇格蘭同文書會演變所產生。（註十九）而威廉臣牧師和慕維廉牧師原屬倫敦傳道遣派來華教士，協助麥都思牧師工作，歷年對文字出版事業貢獻甚大，故與倫敦傳道會自馬禮遜牧師以來的文字事業，實有一脈相承的淵源。林樂知牧師於一八五九年被美南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1 Church ,South）派遣來華傳道，素向重視知識，改名為「樂知」。其後為向士紳階層傳教，於教育方面提倡女學及改革學制，並創辦中西書院及中西女塾。林樂知牧師對文字報刊事業尤為熱衷，除參加廣方言館及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三百九十餘部，並於一八六八年九月創辦《教會新報》，由上海美華書館印刷，消息論著較重於教會事務。為關懷社會民生事業，於一八七四年將《教會新報》改名為《萬國公報》，至一八八三年停刊。自同文書會成立，林樂知則為該會協理（後稱會辦，即董事），為廣會發起人及領導人，《萬國公報》於一八八九年復刊，以至一九○七年停刊，林樂知均任編輯歷二十年之久。《萬國公報》結束後，同年林樂知故世。（註二十）林樂知在廣學會譯著有四十二部（註二一），僅次於李提摩太牧師（Rev. Timothy Kichard），對廣學會作出重大貢獻，故此廣學會可說是林樂知文字出版事業的延展，廣學會的出版工作亦可推源於一八六八年《教會新報》的出版。
三、廣學會在晚清的貢獻
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戰敗，國人感受恥辱，不少知識份子認為僅靠推行洋務不足以救國，故提倡政治維新。廣學會為配合國情，力言政治革新。林樂知於《萬國公報》復刊辭，有謂廣見聞；增衣食；利材用；便商賈；育人才；明格致；遵王法；測本末；展倫常；明天德等十則，作為萬國公報日後時論主題。創辦人威廉臣有說：
我西人雖愚，頗識公私二字之意。夫為己為私，為人為公，人盡知矣！而公私二字正不等如是解也。私者為己不為人，其究也有言於人，並無益於己。公者為人不己，其究也益於人，並無損於己。是私為己，而實不為己；公而不為己，而實為己也。吾輩即不知為人詎不知為己耶！故西人來華，原欲以興西國者興中國，蓋深知於中國有利，即不啻有利於西國也，而言為中國患哉？（註二二）
按「同文書會立會」組織章程，第二條宗旨有謂：
本會宗旨分兩方面：1.接受原創人（中國書刊協會）作為一種自願贈與所慷慨提供的印刷設備和其他財產；2.在中國、中國藩屬以及一切中國人的地方，繼續出版和發行根據基督教原則所編寫的各種書籍──特別是為本會能力許可，而又適合於各個階層閱讀的期刊。（註二三）
在第三條經營方式亦謂：
經營方式──實現上述宗旨，首要的特別是組織和發行一些具有基督教目標，但又具有中國人觀點、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同時還可以教育人和提高人的新書、論文與小冊子；其次是一種適合中國知識階層，水平較高的期刊；第三是給婦女、兒童閱讀的期刊；第四是給小學生的；第五重印一些為董事會所讚賞的大小著作；第六在上海設立發行中心，如香港、橫濱、新加坡，檳榔嶼、巴達維亞等地，盡量設立一些代銷機構。（註二四）
就同文書會的宗旨和經營方式新定，在出版的對象是牽涉社會各個層面，而婦女、兒童尤被關注，除期刊和書籍外，仍然要兼顧學生課本。對於銷售網路更有廣泛地區的目標。
首任督辦（即日後的總幹事或社長）威廉臣牧師於一八九○年逝世，翌年由李提摩太接任，由是擴大廣學會工作，提議七點：
1.將萬國公報作為一高級雜誌，提供有系統的問題。
2.出版一系列的書籍與小冊子，說明教育與言教的發展對工業、貿易及國家進步每一部門的關係。
3.希望籌得獎金，給予有關國家進步之優秀論文。
4.籌設博物館、圖書館、舉辦演說會等。
5.在全國各地設代銷處，推廣出版品的銷路。
6.盡力爭取中國人的合作，協助華人組織學會，為中國謀利益。
7.宣傳廣學會之目的，使各學子明暸廣學會的真正用意。
為推廣業務，先後主辦懸賞徵、贈送書刊，增設代銷處。於一九○七年發起「前進運動」（Forward Movement）籌款興建館舍，兩年後落成，內設圖書室及閱覽室。（註二六）
廣學會成立以後，出版書籍報刊計有數十種，其作用以期許對中國社會作出「教」和「養」的功能。一九○三年廣學會目前言有云：
方今聖主賢臣咸知西學之可尚、西法之可行，是以學堂、書院、銀行、郵政諸大事，電報、鐵路、開礦、織布諸要工業已次第開辦。然能盡取泰西各善法，更一一身體力行之，吾知每省民間所獲之利益，即以至少而計，亦可歲增銀二千萬兩。仰事俯畜，庶略展舒。否則地不加廣，而民日加多，強弱之機在此。鳴呼！可不慎哉！今日本會開辦以來，所著教養要書數十種，錄名列價於後。（註二七）
據一九○六年新書總目分類有：道學、天文學、地理學、政學、理學、史學、傳記、音樂、理財學、律學、農學、醫學、算學、蒙學、文學、格致學、電學、說部、報、圖畫等二十類，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居多，是其時最受歡迎經世的書籍。
廣學會的文字事工與晚清政治運動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其中對戊戌變法影響更大。王樹槐教授於「外人與戊戌變法」一書中有精闢論述，所提及外人的譯著，除赫德、哲美林（George Jamieson）外，其餘西國外人，多屬英美加的基督教教士，如李提摩太牧師（英國浸信會）、林樂知牧師（美國監理會）李佳白牧師（Rev. Gilbert Reid，美國長老會）山雅谷牧師（Rev.James Sad1er ,倫敦傳道會）、艾約瑟牧師（Rev. Joseph Edkins，倫敦傳道會）、仲均安牧師（Rev. A1fsed G. Jones，英國浸禮會）、馬林醫生（Dr. W.E Mack1in，加拿大海外傳道會宣教醫生）、瑪高溫牧師（Rev.Jahn MacGowan,倫敦傳道會）、衛理牧師（Rev.Edward Thomas Wi11iams,美以美會）、卜舫濟牧師（Rev.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美國聖公會）、李思牧師（Rev. J.L.Rees，倫敦傳道會）、李修善牧師（Rev.David Hi11,美國循理會）、衛道生牧師（Rev. John E1ias Wi11iams ,美國長老會）、福開森牧師（Rev. John Ca1vin Feiguson 美以美會）、謝子榮牧師（Rev. Deve11o Ze1otos Sheffie1d，美部會）、甘霖牧師（Rev. George Thomas Cand1in ,英國偕我會）、狄考文牧師（Rev. Ca1vin Wi1son Mateer,北美長老會）、華立熙牧師（Rev. W.O.Wa1she 英國聖公會）等人，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均有經世文字及書籍發行。（註二九）
一八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廣學會年報載謂：
上次年會報告中提到了北京有些著名的官員以及其他一些人開始致力於政府極需的一些維新變法措施，但是幾個月後，朝廷下令封閉維新社，使這個組織夭折，使這個為人稱讚的維新壯志受到挫傷。
像北京這樣一個保守的朝廷，對一個旨在政治改革的運動必然會猜疑它的用心，而它允許經總理衙門批準可以開放一間書局，發行帶有進步政治傾向的書刊，則已經是一個讓步了。這個讓步雖然很微小，但是它說明政府並不是完全反對進步，只要它是正常合法當局經慎重考慮之後提出來的，而且是為了加強政府的力量，不是為了推翻它的。
令人鼓舞的事是這家官書局向我們訂購了相當數量的我們的出版物，除了《萬國公報》，很多人要買林樂知博士寫的《中東戰紀本末》，但這本書的副刊，由於其中有兩集《文學與國策》具有明顯介紹基督教內容，在北京一問世就遭到大臣們的反對，他們不准它與政府准許的書籍一起發行。官書主管孫家鼐和他在上海的親戚龔太史就這本書的優缺點作的一次討論刊登在七、八月的西鐸（Messengea）上。這次討論是非常有意思的，這位主管對該書作者作了這樣的讚語：「作者非常熟悉中國的一些缺點，中國學者不是沒有看到這些點，就是不敢講他們的想法。」林樂知博士對這些缺點描述非常詳細，他講時就像自己是中國的一個忠誠臣民，朝廷的改進教育的方法在於採納基督教，這一點是這家官書局不能發行這本附錄的前因。它只能由傳教士（林樂知博士）自己來印刷出售。中國讀者可以挑選它的有益部份並從中汲取它許多有用的關係。至於我自己，我願意買幾本戰爭史給我的朋友傳閱。多少錢一本，請告訴我以便寄上我所要買的書費。（註三十）
在廣學會報告所提的處境，顯然當時滿清政府並沒有出版自由，對於基督教採取一種禁制的策略，惟是廣學會仍然切合實際處境，在文字事業貢獻教會與社會。至於宗教性書籍的出版，實在遠不及非宗教性書籍的比例，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一年純宗教書籍一百三十八種，銷售二十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冊；非宗教性書籍二百三十八種，銷售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冊；含有宗教性意味書籍八十五種，銷售二十六萬二百五十冊，但每年出版多有重印，新書種類未見大量。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七年發行《萬國公報》四十萬六千七百冊；一九○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發行《大同報》（週刊）一百零八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冊。（註三一）按純宗教性報刊於一八九一年一至一八九三年；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出版《中西教會報》，一九一二年改編《教會公報》，至一九一七年二月停刊，為教徒重要刊物。王樹槐教授於《清季的廣學會》文有謂：
廣學會之貢獻可分為二：世俗方面，開闊中國人的知識領域，對世事有新的看法，對四方文化有更多瞭解與崇仰；宗教方面，藉廣學會刊物之助，基督教教義更深入官紳階層，使官紳對傳教士更為同情。廣學會成功的原因，一因其偏重於世俗方面的書刊，同時善於宣傳。廣學會雖為文化機構，卻非常精於商業性的宣傳，大量贈送。更藉日曆、卡片、絹扇等物廣為宣傳，並於一九○七年利用郵政，根據縉紳錄，寄出二十七萬餘張廣告單，此亦為其享譽的原因之一。（註三二）
此外，廣學會之成功，李提摩太、林樂知、丁韙良（Rev. Wi11iam A1exander Parson Martin）等傳教士已是滿清上層官紳所熟識之教士，對知識份子極具影響力。而中國總稅務司赫德歷任總理（會長）歷二十一年之久，（註三三）以其身份地位實有助廣學會文字事工的發展。
四、廣學會在民國時期的轉變
晚清民辦報業的興起，以及商務印書館的創辦，對於廣學會的文字出版事業帶來沈重的打擊。其中尤以中國各省大學的興辦，留學生自海外學成歸來，專業知識不斷提高。至於廣學會以往一些西方理論及科學知識，已不足切合時代的需要。及至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皇朝帝政，新興的政治勢力已非廣學會教士所能接觸，在「由上而下」的傳教觀念，無疑有失時宜。為此廣學會則轉向「書報佈道」的普及理念。廣學會季理斐（Rev. Dona1d MacGi11ivray）、張純一在「書報佈道之概況」一文論及：
顧斯人不文者，恆居多數，婦孺尤吾教所是關懷，故各會多出淺顯文字書籍，務為大多數人謀幸福，以天道本晝人可得而聞，不敢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惜乎各會出書，編譯多而自著少。甚望華友雄於文者，力肩重任，自著日增，不惟有光國粹，亦必適合國民性，親切有味，人盡愛讀，尤易助民國進步也。（註三四）
在此反映當民國建立以後，廣學會取向「中人以下」廣大群眾，而且主張華人創作「有光國粹」。張純一於一九一六年報告該年成績無多，而舊書銷售則屬增加，認為「本會務準永生真道，融合國粹，發揮光大，助成中國教會精神上之真自立。俾凡神學校生，可以悲智兼修，陶成優秀宣教師，是則本會幟志」。此將「永生真理融合國粹」目的在於栽培宣教師和神學生，所以在出版目標上，已關顧神學教育的需要。（註三五）
季理斐牧師於一九二一年提及「基督教文字事業的概況」有說：
以上所舉數端，雖覺得現在基督教文字事業，有新書不少，銷路不暢等情形，而將來希望及發達，都是不可限量的。因為中國學校，日見添設，中國識字的人，和教會著書的信徒，也是日見加多；識字人的數目加多，銷書的路途也是一定要推廣的，將來的發達，當然不可限量。但教會書籍，從來是折本的事業，以後發達越大，需要更大，這些經費從來都由西國教會負擔，希望此後中國信徒，多注意這些切要的文字事業。或籌巨款，或培人才，或擔撰著，或代銷書籍，文字事業蒸蒸日上的進步，不難得到了。（註三六）
季理斐牧師表達的意見，說明廣學會的銷書、撰書、人才、經各方面仍未走上自理的軌道，全賴西方教會的支援。廣學會創辦以來，全以西教士主理，對於中國教會文字出版事業瞭如指掌。因為英文「中國基督教差會年鑑」（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1925）；「中國基督教會年鑑」（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6-1939），合共二十一冊，（註三七）全由廣學會編印出版、每年年鑑內容甚為詳盡，載有中國概況。中國政府、中國教會、中國差會、福音事工、教育事工、醫藥事工、文字事工、統計研究、教士傳略、宗教生活等專論。而在每年文字事工專論中，不少有關廣學會的報導。瑞思義牧師（Rev. Wi11iam Hopkyse Rees）繼李提摩太為總幹事後，亦常提及廣學會的經濟支持，文字作者、印製出版、書籍需要、華人同工、廣告推銷、辦公室、印刷館種種困難問題。（註三八）趙紫宸撰有「近期出版的中文書籍」，將各種學社、刊物、學術著作、婦女問題等作者人名及書目分別列出，使教會讀者瞭解各種學術文藝發展的趨勢，以致對文字工作有所改善。（註三九）
當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在上海舉辦「基督教全國大會」，與會代表發表「中國本色的教會」宣言，在出版事業的探討上認為：
我們為教會文字事業前途計，也得改弦更張，略變早先所用的政策。現有書籍，本也多半是外國人用工夫作出來的，編輯和管理兩方面，都少中國人。今後要多出應時需的中國本色文字，著作人須得示中國人充當，就是提倡訓練中國男女信徒的文字才能，在文字各機關管理上，也要完全給中國人充當。（註四○）
在全國基督教大會籌組「中國基督教協進會」的時候，定會員人數一百人，文字及書報會社派出代表兩人，一位華人代表，一為西人代表。華人代表則舉廣學會陳金鏞代表，對日後文字出版事工發揮指導性的作用。（註四一）其後廣學會工作亦依照協進會建議作出改變。一九二七年李兆民報告云：
廣學會原是國際差會教師的文學團體，在光緒二三十年間曾經作過中國社會上有聲有色的領袖，上中流人物多受指導。李提摩太、林樂知、花之安、丁韙良諸位學者，提起來幾乎凡識字的人人都曉得。文字宣傳到這個地步，頗不容易。民國以來，諸位學者相繼謝世，只留下季理斐、莫安仁兩個博士，如碩果之存。季任總幹事，莫任總編輯，所有工作多向教會內部發展，儼然成為教會各宗派的公共文字事業。
這樣，廣學會不得不由外國式漸次變化為中華本色的，困難雖多，步調到底必要改換。加以新潮和民族思想的激盪，中華信徒也要有自己的教會組織，以盡他們事奉上的熱忱。於是各處教會突然興起一班華人領袖。廣學會也是一樣，不僅延華人為僱工，先有陳金鏞牧師、聶紹經君及兆民，後有謝頌羔君，一同參與幹事會。董事會選出華人半數十二名，並舉誠靜怡博士為董事長。會員徵得華人由二十名增至百數十名。當本會成立時曾有華僑捐款，以後為紀念李提摩太博士藏書樓和推廣工作兩次徵募，華人官紳解囊不下萬元，將來華人會員日多，可望成為華人基督教徒事業。（註四二）
廣學會積極推行文字事工本土化，固然與「新潮和民族思想的激盪」有關。事實上當一九二五年中華基督教文社（Nationa1 Christi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的成立，廣學會更是主要成員，在致力中國文字事工本色化的過程上作出不少貢獻。（註四三）當年文字事工的本色化，與中國社會發展和社會需要是要有極多的配合，因此對平民教育、農村建設、公民教育各方面需要出版大量的社會性和教育性的書籍。至於對教會方面，為教徒出版各類靈修書籍和佈道書籍，其後獲得山東齊魯大學和北京燕京大學劉廷芳博士支持，於是出版宗教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和聖經辭典種種神學專書，使神學生和教牧同工獲得較深度的工具用書，為神學教育作出貢獻。一九三六年廣學會出版《普天頌讚》，事屬中國基督教會文字事工一項盛舉，成為教會出版銷售量僅次聖經的書籍。（註四四）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總幹事賈立言牧師（Rev. A.J. Ganier）退休回國，即華人朱立德接任。內遷華西，為配合時勢需要，廣學會與青年協會書局、華北田家半月報社、成都英華書局組織「基督教聯合出版社」，繼續出版「女鐸」及「福幼」雜誌。戰後廣學會遷回上海，「基督教聯合出版社」，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改組為「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翌年增加至十三所出版機構，共同在出版和推銷工作上取得合作。因此可見廣學會在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的聯合工作上，確有積極的參與，深受基督教出版界所推重。
五、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的組織及承繼廣學會事工
抗戰以後，由於國內局勢動盪不安，廣學會出版事工幾陷於停頓，一九五0年廣學會圖書目錄，計有二十六項分類書籍：即基督生平、基督德行、基督教訓、經義研究、新約註釋、舊約註釋、字典辭典、演辭說教、證道、宗教合參、靈修及實行、科學與宗教、社會學、政治經濟、教會史記、教育、衛生健康、傳記、故事、兒童用書、劇本、音樂、宗教小冊、英文書籍、圖書招貼及掛圖等，所有出版多屬舊書重印。（註四五）廣學會蘇格蘭墨義理女士是於一九五二年春最後撤離中國的外國同工，上海廣學才成為中國信徒自辦出版機構，及至一九五七年於青年協會書局、浸會書局、中國主日學合會合併組成「中國基督教聯合書局」。（註四六）
在中國局勢變化之際，廣學會編輯部幹事梅主德牧師（Rev. F.R.Mi11ican，美國北長老會）和婦孺部幹事薄玉珍（Miss Marganet H. Brown，加拿大聯合教會）經已到港進行搬遷計劃，薄玉珍被委為駐港代表。發行幹事德如樂牧師（Rev. Myron E. Terry，美國長老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將「普天頌讚」紙型板本帶到香港，以便恢復出版工作。（註四七）據彭紹賢長老「在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工作之回憶」一文中有載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Counci1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Overseas）籌辦的過程：
一九五一年國內政權易手，基督教出版工作幾乎完全停頓。香港所存廣學會其他基督教書籍，將有缺短之處。本人乃急與何明華會督商議應付辦法，由何會督即行召集緊急會議，於六月八日開會。到會者十三人，本人亦忝居末座。會中決定（一）組織基督教出版機構，推舉倫敦宣教會舒活牧師為執行幹事。（二）加速收集廣學會及基督教之書籍以便翻印。（三）草擬章程。（四）通函西方宣教會請予資助。（五）定期擴大會議，邀請各教會派出正式代表參加，決定一切。六月二十七日正式會議，到會者三十人。會中決定：（一）設立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二）通過出版社章程。（三）公推執行委員會及出版委員會委員，並即席推舉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華連博士為執行委員會主席、李貞明牧師為出版委員會主席，舒活牧師為總幹事。（四）設辦事處於上亞厘畢道聖公會迎賓館內，由聖公會郭熹良牧師及總幹事秘書負責。
不久工作人員增加，地方不敷應用，迫待另加迎賓館右側之汽車房作總幹事辦事處，以資應付，一九五三年舒活總幹事退休返英，由前山西之英國浸信會宣教士蘇佩禮牧師繼任，次年華連博士退休，由本人擔任主席，時翻印廣學會書籍已達二百餘種，十萬餘冊。（註四八）
「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在名稱上雖然有別於「廣學會」，但人事的組織仍然採取廣學會傳統的精神，由各方基督教人士個別的組會，是一超宗派的基督教出版機構。各執委行委員（按為董事）均由英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教會領袖組成。就以第一次籌備會議出席計有何明會督（聖公會）、曹思晃牧師（聖公會）、Rev.E.Biuce Cop1and（中華基督教會）、梁小初、彭紹賢（青年會）、H.Bray（英國循理會）、Rev.1.MeCoy（美國衛理公會）、Rev.E.G.Jansen（新西蘭長老會）、薄玉珍（加拿大聯合差會）、Rev.J.E.Sandback（英國浸禮會）、舒活牧師（Rev.Frank Short，倫敦傳道會）等十三人，各人所屬公會，原與廣學會多有關係。（註四九）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成立之後，薄玉珍仍任婦孺部幹事，主持「福幼」兒童雜誌出版，以一至一九五五年退休回國。（註五0）翻譯廣學會書籍有「普天頌讚 」、「聖經辭典」、「經文彙編」等約二百六十種。（註五一）至於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經費亦多由各西方差會捐助。
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基於廣學會的背景，本身是一「協會」（Counsi1）性質，其後邀請香港及英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教會團體為會員，各教會及機構如下：
1.聖公會（Sheng Kung Hui）
2.中華基督教會（Chinese of Christ in China）
3.中華循理公會（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4.中華基督教浸禮會（Chinese Baptist Church）
5.崇真會（Chung Chin Church）
6.禮賢會（Rhenish Mission）
7.五旬節會（Pentecosta1 Church）
8.華人基督教男青年會（Y.M.C.A.）
9.女青年會（Y.W.C.A.）
10.美國衛理公會（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
11.美國北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12.浸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3.基督教叢林（Christian and Mission to Buddhists）
14.基督教宣道會（Chtistian and Missionary A11iance）
15.英聖公會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6.英國循道公會（Eng1ish Methodist Mission）
17.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信義會──香港（Lutheran Mission Conference of Hong Kong）
19.紐西蘭長老會（New Zea1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20.救世軍（Sa1vation Army）
21.加拿大聯合教會（United Church of Canada）
22.宣道書局（A11iance Press）
23.浸信會出版社（Baptist Press）
24.聖書公會（Bib1eBook and Tract Depot 1td.）
25.香港聖經公會（Hong Kong Bib1e House）
26.信義宗聯合出版部（Lutheran Missions Literature Society）
（註五二）
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既是個人超宗派的社團，但亦是香港教會、外國差會、出版機構、教會機構的聯合組織。基於種種的國際關係，於一九五六年已取得出版「世界基督教叢書」（Wor1d Christian Books）；「基督徒學生文庫」（The Christian Students’Library）；「靈修日知」（Dairy Devotiona1 Lesson）；「世界基督教文摘」（Wor1d Christian Digest）季刊的翻譯出版權。而金陵神學院託事部計劃翻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The Christian C1assies Library），決定委由基督教輔僑出版社負責出版發行。（註五三）因此在經濟上獲得世界各出版機構支助，其中金陵神學院託事部更津助出版適合神學生和教牧同工應用的書籍，故此在經費並無短缺。
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成立的宗旨，「目的在刊行及推廣基督教及一般性之中文書籍，以供應華僑基督教社團之需要」，（註五四）所以取得澳門、美國、馬來亞、新加坡、台灣、泰國、印尼、岷尼拉各地教會書局代售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的書籍。（註五五）出版有基督生平、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經義研究、新約註釋、字典辭典、證道、宗教合參、科學與哲學、社會學與倫理學、教會史記、教育、傳記、故事、兒童用書、劇本、音樂、宗教小冊、美術圖片集、英文書籍、普世教會運動、基督化家庭運動、主日學課程及教材等二十七類。（註五六）由於香港輔僑出版社因襲廣學會的傳統，在宣傳推廣上，先後辦有讀書會、徵文競賽、基督徒文友會、青年文藝競賽，五週年紀念優待讀者等活動。在舒活牧師（Rev.Frank Short 1951-1953英國倫敦傳道會）、顧克牧師（Rev.C1ifford V.Cook 1953英國循道公會）、蘇佩禮牧師（Rev. Herbert W. Spi11ett 1953-1967英國浸禮會）任職總幹事期間，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在出版上，絕大部是舊書翻印和西書翻譯，華人創作可謂寥寥可數；在經濟上，多依賴西方差會和外國文字機構支持，不能達到自立的地步；在行政上，全由外國牧師同工主領，華人同工意見難以表達；在銷售上，各類書籍以宗教性為多，未能進入社會，打開一般市場。惟是所出版書籍均有助教會同工和信徒使用的需要，成為香港基督教最有實力的出版機構。
六、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自理及其發展
一九六四年初，總幹事蘇佩禮牧師行將退休，出版社急需物色人選。值彭紹賢訪美之行，誠邀工程師黃永熙博士、許牧世教授來港分任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總幹事與總編輯職務，力說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之重要性，兩人如一轉業獻身於文字出版工作，實有助中國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之發展。黃永熙博士與許牧世教授原為中國留美學生基督徒團契成員，信道熱誠，志趣相投，兩人深受聖靈感動，毅然接受使命。其後經彭紹賢商請美國全國宣教會以文字宣教士名義遠派兩人到港服務，在蘇佩禮牧師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退休返英後，黃永熙博士則於同年六月一日履任總幹事，八月許牧世教授出掌總編輯。（註五七）一九六四年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召開東南亞教會文字事工會議，會中不少建議「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應改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較易推行出版業務，至明年二月十日執行委員會舉行周年大會通過憲章，於年底正式易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一九六七年購得九龍尖沙咀北京道五十七號三樓為會址，二月遷離香港上亞厘畢道聖公會迎賓館，自始才有出版社所屬的辦公和營業的地點，（註五八）此亦是蘇佩禮牧師離任前奠下的基業。
黃永熙博士履新，由是成為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以至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首任華人總幹事（到任後為社長）。二十五年來歷任社長有：
黃永熙博士（一九六七—一九七五）沈冠堯牧師（一九七五──一九七七）何世明牧師（一九七七──一九八○）黃道一牧師（一九八○──一九八四）黃耘蔚牧師（一九八五一）（註五九）
由於「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改名，註冊法例上同時作出修訂，在宗旨有載：
本社之宗旨在印行及推廣基督教一般性的讀物，而以中文書刊為主。
本社致力印行書刊供應本社所負責範圍裏中國教會見證及工作之需要，並儘可能鼓勵中文創作。（註六○）
可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在宗旨上的改變，而日後文字出版事工亦隨更動。在五位華人社長相繼工作，使人事管理、出版方向、銷售經營日趨自理化與本色化。在一九九二年出版書種計有基督生平、神學及輔導、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經義研究、新約注釋、舊約注釋、辭典及工具書、講章、教義、宗教合參、靈修、科學與哲學、社會學倫理學及其他、教會歷史、教育及課本、傳記及見證、故事及小說、兒童書籍、劇本、音樂、宗教小冊、美術圖片、生理衛生、普世教會運動、基督化家庭運動、主日學課程及教材、青年書籍、基文青年叢書、家庭生活、報告、中文聖經註釋、信徒訓練叢書、每日研經註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神學教育叢書等三十六類。（註六一）基督教文藝出版近二十五年之出版工作，一則因應社會和教會的變遷，從實際需要以謀配合。何世明牧師在「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繼承廣學會工作」一文提述：
由輔僑出版社易名為文藝出版社後，在供應學校教育之教材方面，更曾有相當大之貢獻。其中最重要者，則為印行小學及幼稚園聖經課本。此外又出版幼稚園之「常識」、「語文」、「識數」等各級用書。幼稚園用之「幼兒的數」及「幼兒的書」、「福幼詩歌」上下集，「福幼幼稚園歌集」，中文字咭、數字咭、英文字咭等等。小學方面，則除聖經課本外，更出版全套「健康教育」及「社會」課本。近年更大量印行各中小學之中英文詩歌集，供應各基督教中小學校崇拜及集會用，在學校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註六二）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之出版學校課本和詩歌集，固然有助社會學校的需要，而因課本收益亦有助出版社的經濟收益。就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和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歷年營業款額，則可見業務的進步。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時期
1952—1953／45,649.12
1953—1954／61,448.51
1954—1955／65,383.04
1955—1956／85,436.40
1956—1957／101,349.24
1957—1958／102,027.46
1958—1959／113,100.67
1959—1960／121,695.82
1960—1961／135,795.87
1961—1962／144,377.02
1962—1963／131,679.60
1963—1964／118,341.12
1964—1965／138,458.74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時期
1965—1966／152,926.74
1966—1967／124,309.57
──以下為華人社長時期──
1967—1968／140,433.28
1968—1969／178,797.44
1969—1970／254,367.90
1970—1971／317,633.85
1971—1972／436,343.21
1972—1973／527,679.11
1973—1974／661,140.08
1974—1975／851,116.24
1975—1976／907,965.65
1976—1977／991,847.27
1977—1978／1,185,053.28
1978—1979／1,593,627.98
1979—1980／1,629,022.20
1980—1981／1,924,811.29
1981—1982／1,913,259.89
1982—1983／2,342,406.12
1983—1984／2,885,800.53
1984—1985／3,878,372.08
1985—1986／3,739,438.57
1986—1987／4,235,981.41
1987—1988／4,497,488.28
1988—1989／4,708,922.14
1989—1990／4,980,622.03
1990—1991／5,135,853.18
1991—1992／5,730,297.15（港元）
（註六三）
華人同工出任社長二十五年以來，無論出版、創作及經濟均有長足進步，而特殊的成就和貢獻略述如下：
1.重修「普天頌讚」：首任華人社長黃永熙博士為華人教會享有盛譽的音樂家，自回港任職後，不但提高教會聖樂的素質，更促進教會聖樂事工的合作。黃博士有感廣學會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普天頌讚」實有編修的必要，於一九六八年則舉行重編「普天頌讚」的會議試探編修的可能性，其後在一九七一年組織編輯小組，歷經一百零八次會議，製定編輯綱要及原則，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完成出版（註六四），成為普世華人教會的盛事，在聖樂事奉上帶來讚美與合一。
2.出版十大叢書：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近年完成十大叢書出版，計有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中文聖經註釋、每日研經叢書、中學教育叢書、信徒訓練叢書、基文青年叢書、信徒傳記叢書、家庭生活叢書、福幼故事叢書、棕樹聖經故事叢書。其中基督教歷代名著全出版三十二冊；中文聖經註釋已出版十四冊；每日研經釋義已出版三十二冊；神學教育叢書已出版六十九冊，對神學生及教牧同工提供良好的神學工具用書，為神學教育作出貢獻。（註六五）
3.成立文化學會：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於一九八○年月九月二十日成立文化學會，由何世明牧師出任會長。文化學會的設立，主要介紹西方已有的基督教文化學術，以及創建未來之本色化基督教文化學術。（註六六）何世明牧師為響應文化學會的主張，先後出版世明文集二十八冊，倡導「融貫神學」，開發「人融匯於上帝之中，而又以基督之道一以貫之」，藉此達成與主同在與神合一的信仰。（註六七）自文化學會成立以後，每年均有公開性的學術活動和專題研討會舉辦，對推動學術、廣傳福音發揮效果。
4.提高華人創作：源於廣學會的過往，以翻譯西書為主，以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提倡「儘可能鼓勵中文創作」。在推動中文創作是有文學的創作與神學創作。在文學創作上不但舉辦多次寫作訓練班和訓練營，由許牧世教授主編出版的「基督教青年叢書」和「信徒傳記叢書」，（註六八）不但帶動了華人信徒的寫作能力，並培育鼓勵不少寫作人才，由黃道一社長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創刊「文藝」雜誌季刊，目的亦在提高華人文藝和神學的創作，（註六九）其後因銷路不暢，經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停刊。在神學創作上，由周聯華牧師負責總編出版的「中文聖經註釋叢書」最具成就，計劃出版新舊約註釋四十二冊，並邀請華人著名聖經學者撰寫，是中國教會有史以來華人寫作的全套聖經註釋。（註七○）
5.開設台灣分社：由於輔僑出版社在五○年代成立初期於台灣已有中國主日學協會、台南英國長老會代銷書籍，及至一九七一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與台灣信義會道聲出版社在台北設立「聯合圖書供應中心」，成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在台灣總代理。在業務的運作上，以及台灣各宗派領袖體認的需要，故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在台灣設立分社，公推周聯華牧師為董事長和社長，周牧師為現代中國教會德高望重之學者及作家（註七一），自任職以來撰著新書六冊，（註七二）為教牧信徒及神學生的用書，是發揚華人文字創作和神學創作最佳典範。
七、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對未來的展望
廣學會創辦以來，每任總幹事或社長對於文字出版事業都會因著時勢的轉變、社會的需要和教會的需要，作出回顧與瞻望，以期業務有所改進有所增長。自華人接任社長後，展望未來同有積極高瞻遠矚的抱負。首任華人社長黃永熙博士在「本社事工的回顧與前瞻」一文有謂：
目前可以向讀者報告的，乃是本社鑑於今日教會需要，並依照調查所得初步印象，深感青少年及兒童讀物之缺乏，非速謀補救辦法不可。因此會在後一二年內，本社出版計劃特側重於這方面的需要。這當然不是說本社不再出版神學或教牧人員適用的讀物，乃是在比例上將著重於前者。關於發行上的種種問題也許是本社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改組後的本社將力求在這方面有所改善。今年內可能在台灣及新加坡兩個地區成立分社，以解決發行上的困難，並推進一般業務。（註七三）
黃永熙博士的提述是針對當時香港和其他東南亞華人社會的需要，因而作出目標的調整，是以其後有「基督教青年叢書」、幼稚園和小學課本的出版，至於香港對外地的銷售亦是遭受到難以解決的發行問題。何世民社長說到廣學會之後數十年印行書刊不下千餘種，但歸納分為普天頌讚詩歌本；教牧人員及神學用書；有關靈修、服務、研經、證道與宣教等書籍；有關青年、婦女、兒童、與所有家庭與學校供應適合的讀物；其他聖樂樂曲、劇本、傳記、美術圖片、幼稚園輔助教材、主日學課程及教材等等六大類，「以往如此，今後也大都如此，不過各類書刊之或多或少，輕重緩急之間，或將會隨著當前的需要，隨時加以適當的調節而已。」（註七四）是見何世明社長所說的期望是以出版的書本而言。黃耘蔚社長在「百年回顧，十年展望」一文論及：
作為廣學會未竟事工的繼承者，文藝出版社最大的特色在於：一、繼續廣學會初創時的出版方針，廣傳福音，推進學術；既服務教會也服務社會。因而無論是神學或哲學，解經注釋，靈修證道，文學藝術，課本教材，我們都以聖經的原則為依歸，不偏不倚，廣為包容。只要立論不過於偏激，無論保守或是開明，都在歡迎；二、上帝是我們的中心，基督是我們唯一的領導者。故此上至董事，下至職員，大家都同心同德與上帝同工；三、三十六年來堅持超宗派，卻又獲得各大宗派的支持，同時向不同宗派的所有信眾服務；四、力求自力更生，在經濟上不仰給於任何教會或團體，但我們接受為特殊出版計劃而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贈。持守這四個原則，文藝社在三十六年中健康又堅強地成長為一個自治自養的出版社。展望未來，我們仍堅守這四個原則加以發展。
回顧過去，展望前程，看見上帝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新世紀。祂託付給我們新的任務更見重大而艱巨。除了繼續服務本港，我們看見另外兩大需要，一個是海外的需要。今年元月（按為一九八七年）我們在台灣增設分社。長期以來，台灣地區是我們主要服務對象之一。我們的書籍也供給美國和加拿大的讀者，近年來移民美加的人數激增，需求很大。本社特加強發行網，提供直接的服務。另一個是國內肢體的的需要。自廣學會結束，國內教會另組基督教聯合書局之後不數年，教會出版事業停頓，尤以文革時期，宗教書籍幾乎蕩然無存。信徒固然需要聖經，同時也需要訓練；而培訓傳道人的神學書籍更是不可缺少。在目前和可預見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國內教會或許未有足夠條件去出版印行各類宗教書籍。本著肢體相通彼此分享精神，我們希望今後能夠繼續盡一點力，獻出一份關心，提供他們需要的書籍。（註七五）
黃耘蔚社長所提的展望，在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一九九七本社工作指標」，在拓展事工方面，同樣有述加強本港及台灣發行網；加強海外直接服務，在美加適合地點設立書室；增加國內神學院參考書籍及教牧同工靈修書籍的供應。（註七六）此種展望觀念，實在是以全球華人信徒需要為出發點，具有無限的發展前景。
八、結語
廣學會自一八八七年創辦至今已有一百零五年的歷史，從早期人事組織所見，可是溯源於馬禮遜牧師所創辦的英華書院，而今日香港英華書院楊寶坤校長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現任執行委員；英華書院校監翁光牧師為現任顧問；第一任華人社長黃永熙博士和現在社長黃耘蔚牧師與倫敦傳道會有深厚的淵源，是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發展有長遠的歷史背景。廣學會在名稱上前屬「同文書會」，後有「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和「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轉變。名稱轉變的原因，不外事工的需要，或社址的變遷。然而從英文名稱的演變，由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1 Know1edge Among the Chinese （同文書會），改為The Christian 1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ese（廣學會），以致由Counci1 on Christian 1iterature for Overseas Chinese（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再改為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e Counci1（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但反應文字出版工作的對象是華人（Chinese）為對象。當廣學會在上海成立的時候，自然以全中國的國民為對象，及至遷至香港，礙於政治的隔離，輔僑出版社則以海外華人為對象。是以展望未來，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因著大陸的開放，以及海外各地華人日增的時候，推廣海外和中國的目標是屬正確。事實近五年來，基督教文藝社不斷加強中國大陸教會交往的關係，兩地同工彼此互有訪問，而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亦常提供神學書籍的捐贈，對國內教牧同工和神學生作出貢獻。（註七七）
廣學會原由外國教士創辦，繼由華人同工接續，在原始超宗派的個人組合文字事工組織，至今仍然維持不變，為華人教會文字傳道承擔使命，為華人社會作出教育的服務，然而從西人負責以至華人負責發展過程所見，可以說是本色化的演進。無論在人事管理，經濟自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已是一個華人自理的文字出版機構，但其中不少的嗣產是出於西國教會和同工的貢獻，在已有穩固的基礎上必須繼續努力，以期成為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基督教出版社，為未來中國廣傳福音，發揮文字事工的影響果效。
註釋：
註一：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London,Q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 Vo1II.403-404。
註二：Robert Phi1ip,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Rev. Wi11iam D.D.，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 John Snow, 35, Patenoster Row 1839）P.173-178。
註三：李志剛撰《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169-170。
註四：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頁251-253。
註五：Brian Harrievn, Waiting for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9）P.54-61。
註六：A1exander Wy1ie ,Memoria1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25-41。
註七：同上註六，頁54-66。
註八：同上註六，頁68-72。
註九：同上註六，頁76-79。
註十：同上註六，頁9。莊欽永著《新加坡華人史論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一九八六年，頁62-66。
註十一：同上註三，頁185-198。
註十二：同上註五，頁100-101。
註十三：李志剛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民國七八年，頁133-150。
註十四：王錦光、余善玲撰《上海最早的新式書局──墨海書館》。載於龔書鐸主編《近代中國與近代文化》，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1329-1331。
註十五：Pau1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P.47-48。
註十六：同上註四，頁471-472。
註十七：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 P.351-362。
註十八：《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一九○一──一九二○》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九八五年二月。頁1027-1034。
註十九：王樹槐撰〈清季的廣學會〉，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上冊。台灣，民國六十二年五月，頁193-195。
註二十：梁元生著《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頁17-24；49-55；83-96。
註二一：同上註十九，頁200。
註二二：《萬國公報》（十七），台灣文華書局影印本。頁11007。
註二三：〈同文書會〉（前中國書刊協會）組織章程，載於《出版史料》季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31。
註二四：同上註二三。
註二五：同上註十九，頁211。
註二六：同上註十九。頁212-215。
註二七：〈廣學會書目〉，附載於《庚子教會受難記》下卷。耶穌降世一千九百零六年，上海廣學會譯。
註二八：〈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附載於《拔劍逐魔》，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上海廣學會印。
註二九：王樹槐著《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四年一月，頁249-263。
註三十：〈廣學會年報〉（第九次），載於《出版史料》季刊，一九九○年第三期（總第二十一期），頁45。
註三一：同上註十九，頁215-217。
註三二：同上註十九，頁226。
註三三：同上註十九，頁199。
註三四：《中華基督教會年鑒》（一九一四）（影印本），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橄欖文化基金會聯合出版。台北，民國七十二年三月，頁117-118。
註三五：同上註三四（一九一六），頁99-101。
註三六：同上註三四（一九二一），頁129。
註三七：按一九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出版China Mission Year Book共十三冊，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沒有出版。自一九二六年後改稱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共八冊，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沒有出版。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與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與一九三九年各合一本。
註三八：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p.355-360。
註三九：同上註三八（一九二四），頁457-465。
註四十：《基督教全國大會第四股報告書：教會領袖人才啟發》頁39。
註四一：《基督教全國大會報告書》，頁253。按廣學會其後亦成為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員。
註四二：同上註三四（一九二七年），頁120。
註四三：同上註三八（一九二五年），而399。
註四四：李志剛撰〈廣學會出版事業對時代轉變的適應（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發展史略〉，載於《文藝通訊》第十三卷第六期，香港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頁9-10。
註四五：《廣學會圖書目錄》一九九五年十月編印。
註四六：江文漢撰〈廣學會是怎樣一個機構〉，《出版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頁41-42。
註四七：同上註四六。
註四八：彭紹賢撰〈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工作之回憶〉，載於《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慶祝廣學會創立一百周年特刊》，頁31。
註四九：《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慶祝廣學會創立一百周年特刊》，頁43。
註五十：《華僑基督教出版消息》（五週年紀念特刊），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發行。頁5。
註五一：黃永熙撰〈本社事工的回顧與前瞻〉，附載於一九六八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圖書目錄。
註五二：同上註五十，第三卷第一期，封底裏頁。
註五三：同上註五十，第三卷第一期，頁7-9；第四卷第一期，頁3-5。
註五四：〈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簡章〉，附載於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年報。
註五五：同上註五十，一九五九年三月《書局一覽》。
註五六：〈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消息〉，一九六○年十二月，附一九六一年圖書目錄。
註五七：同上註四八。
註五八：同上註四九，頁44。
註五九：同上註四九，頁9。
註六十：「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註冊法規，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
註六一：〈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圖書目錄〉。
註六二：同上註四九，頁28。
註六三：本項統計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行政主任麥燕芬小姐提供。
註六四：〈普天頌讚新版序言〉，普天頌讚編輯委員會，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註六五：同上註六一。
註六六：《文藝通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年十一月，頁4。
註六七：何世明著〈中華基督教融貫神學芻議〉。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頁117。
註六八：同上註四九，頁44。
註六九：黃道一撰〈寵兒，我們祝福你！〉載於文藝創刊號，一九八二年三月。
註七十：周聯華撰〈中文聖經注釋出版原委〉。載於《文藝通訊》第七卷第六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頁1-2。
註七一：沈冠堯撰〈台灣分社成立的經過〉，載同上註四九，頁15-16。
註七二：周聯華牧師在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書目：1。新編講道法。2。神學綱要（卷一、卷二）。3。清心細語。4。饒恕的神音。5。話說當年──聖經簡介。
註七三：同上註五一。
註七四：何世明撰〈我們的工作與期望〉，載於《文藝通訊》第一期，一九八○年九月。頁1。
註七五：同上註四九，頁13-14。
註七六：同上註四九，頁14。
註七七：《文藝通訊》第十三卷第六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頁22-25。
回應
周聯華
當一個人從事某一團體的傳承工作七年之久，十餘本書都由該團體出版，現在正為此團體主編一套註釋；而現在有一位史學家來肯定這一團體的貢獻的時候，他總感到興奮和榮幸的。
我先是廣學會讀者，小學一、二年級，訂閱廣學會的《福幼報》，後又偶然閱讀一兩本書籍，像《天路歷程》等傑作。直到讀神學以後回國，才與舒活、蘇佩禮等牧師相識。在香港輔僑出版社時代常有往還，在黃永熙、許牧世時代更進而合作，成為他倆的莫逆之交；甚至「下海」，從作者變為同工，這說明了與廣學會以及繼任之各組織有極密切之關係。要我來回應李博士的宏文，不得不感情多於理智的。
開風氣之先的時代
在李博士的大文中提到廣學會在辦萬國公報之初，其文章為一般知識階級所熟識，尤其像林樂知的〈中東戰記本末〉及〈文學與國策〉，影響深遠。當時李提摩太、林樂知的、丁韙良等不但文章具有魄力和見解，而也是為一般華人所願結交的朋友。當年的廣學會甚至直接、間接影響了戊戌政變。他們對民主與科學書籍的介紹，對時代的青年有極大的啟示力。蔣夢麟先生就說過，許多中華青年的革命種子是廣學會所播的。它也是五四運動的「德先生」、「賽先生」的先鋒。
這一點在台灣宣教運動中是常被忽略的，希望文字工作同工能正視這一點。
培訓中國同工時代
李博士的大文中曾提到廣學會的「從上到下」的作法，革命成功、民國建立以後，不足切合時代的需要，而是新興的革命勢力非廣學會教士所能接觸，而使廣學會轉向「書報佈道」的普及理念。
我對這一點的看法是，報紙方面有申報等的取而代之，介紹政治、社會、科學、文學有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之興起，本來廣學會是作為「實驗、示範的pi1ot program」，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應該功成身退。除非在華人中有李提摩太、林樂知、丁韙良等人才，文可提筆作書，人際關係能與新興的革命勢力人士並起並坐，爽論國家大事，本應揖手讓賢。
內部方面，因西教士到底人才有限，而後繼者適好在神學造詣方面較厚，就改變了作風。從傳承方面看是不幸，從上帝之美意看是大幸。從此廣學會踏上了另一條正路。
萬事互相效力
上帝能使萬事互相效力，在輔僑出版社及文藝出版社的時代，我們看到各有一番成就。
一、輔僑的歷代神學名著，在廣學會的時代，即有載社的組織，翻譯基督教名著，而剛好大陸淪陷，金陵托事部無事可托，而集合了在美的基督徒專家編譯名著成集。
二、文藝的神學教科書叢書，因為煤油大王世家不滿傳統宣教方式，而組成TEF，在華人方面印了神學教科書。
三、中文聖經注釋是為了華人教會的需要而出版的，這時也剛好有華人聖經學者可著作這套注釋。
何去何從？
這正是我們這次研討會的重心，文字工作的舵手不是一個組織獨霸的，過去廣學會的確盡上了心力，但這是歷史的貢獻。
大陸要恢復廣學會了，文藝出版社不必再以繼承祖業自名了。四十年後居然鐵樹開花了，開的是怎樣的花，大陸同工自會決定，不需我們越俎代庖。
世界性的海外同工，是否對廣闊的領域更有托付？
香港的同工是否在九七年以前紮好根基，在大限到臨前有一股不可忽視基督教的文字力量，趁著現在還有自由的時候，造成一種基督徒的呼聲。
台灣是否能在上述的三方面努力，兼有廣學會第一、第二期之長，更有那麼多的文藝作家，以他們之長，再度進軍到各種文字領域，以基督教的思想，發揮他們的特長。
（本文為第二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大會專題講座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