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
作者：邢福增教授
一直以來，中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重心，分別位於上海（華東）、漢口（華中）及廣州（華南）。隨着新中國成立，國內的基督教文字工作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1]不少原設國內的文字出版機構紛紛撤至香港，或在港成立分會。五十年代開始，香港成為基督教華文出版工作的重鎮，呈現多元局面。
一．南遷與分支
中共建國前後，內地會出版部、宣道書局等出版機構先後從上海南遷香港，也有不少繼續在上海運作的出版機構，如中華聖經會、中國主日學合會、廣學會、中華浸會書局、福音書房等，[2]也因應需要，同時在港創立分會或創立延展性的機構，延續出版使命。
宣道書局
宣道書局於1911年由翟輔民（R. A. Jaffray）在廣西梧州創辦，並於1913年創刊《聖經報》，可說是宣道書局的代表性刊物。1930年，書局遷往上海，1939至46年間，因戰亂而停止工作。戰後，包忠傑（Paul H. Bartel, 1904-2001）與王峙抵上海，亦於1947年將《聖經報》復刊。早於1948年，宣道書局已在港設代訂處，負責代銷復刊的《聖經報》，由香港深水埗大埔道三十三號喜樂福音堂楊寶傑先生負責。[3]上海解放前，包忠傑於1949年3月抵長洲，安排恢復宣道書局的事務。[4]4月的《聖經報》宣佈，該報暫在香港九龍根德路廿三號出版，一切訂報手續，均移在該處辦理。[5]當時每期訂戶作在一萬份左右，訂戶遍亞洲東南。[6]
當時宣道會差會仍未決定在港展開工作，只有書局的出版事工，由白光照牧師（Rev. Roy Birkey）、季維善牧師（Rev. M. Griebenow）及貝光道牧師（Rev. John Bechtel Sr.）等主理，辦事處則暫借喜樂福音堂的走廊。這時書局的主要出版就是《聖經報》，由包忠傑及王峙主編。值得留意的是，復刊初期《聖經報》的作者大多為國內著名作家，如王峙、成奇歸、石新我等，加上劉福群、包忠傑等西教士，陣容可謂鼎盛。
1951年，出版Gospel Ink通訊。[7]1952年，包忠傑回美國，在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伯特利教會服事，翌年在加拿大聖經學院任教兩年，直至1955年返回香港協助證道出版社創辦《燈塔》雜誌。[8]
從內地會出版部到證道出版社
另一所因應時局南遷的是內地會出版部。
一直以來，內地會的文字出版主要以英文著作為主，在中文方面幾近空白。1948年，一方面受共產運動發展的威脅，另方面則面對學生及青年工作的需要，及中國民眾識字率的提昇，內地會總部決定調整文宣工作的方向，在上海成立出版部門，委任貝肯業（Kenneth H. Price）主管。[9]賴恩融（Leslie T. Lyall）指出，第一部出版的著作，就是戴德生的傳記，由胡宣明醫生翻譯，賴氏校對。[10]後來，貝夫人在《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中，闡述文字工作對傳教工作的戰略位置。[11]但是，面對中共在內戰中的優勢，特別是擔心上海在很快會被「解放」，1949年初，總部決定將文字部從上海遷至香港，由貝氏夫婦負責。一旦上海斷絕與內地的聯繫，便由香港繼續支援。[12]
貝氏夫婦抵港後，到1949年底，已在港印行福音單張三十餘種，由曾霖芳（1919-2011）負責。[13]翌年，出版單張種類多至百種，每月發刊五十萬份，除曾氏外，又有唐佑之（1925-）協助，並出版掛圖及書籍。[14]當時以內地會名義在港出版的書籍包括周志禹（1889-1973）的《聖經是神的話語》（1950）及卜樂思（Keith L. Brooks）的《約翰福音的中心》、《帖撒羅尼迦書信》（1951）等。
1951年2月，內地會總部作出撤離中國的決定，並部署將總部從上海暫遷至香港。[15]隨着內地會決定撒離中國，香港成為離開內地的傳教士及家屬的中轉站。[16]1951年底，內地會在英國召開會議，決定將總部遷往新加坡，並易名「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以東南亞國家（包括各地華僑）為宣教對象，並進一步確立文字事工在福音宣教工作上的重要性。[17]貝肯業指出，要接觸近三百萬在港的中國人，及散居各地的華人，文字事工變得不可或缺。[18]因此，內地會總部雖移至新加坡，但仍保留在港的文字事工，改組為證道出版社（Christian Witness Press）。[19]時主管新加坡總部文字工作的鄧茂登（Marvin Dunn）強調，文字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屬靈武器」（Spiritual Weapons）。[20]
據統計，1952年初，已重版了多種書籍（如《戴德生傳》）及近40萬張福音單張，運往東南亞各地。[21]而截至1952年中的出版統計如下：[22]
| 福音單張 | 680,000 |
| 聖經研究著作 | 33,000 |
| 解經書 | 5,000 |
| 其他書籍 | 13,000 |
| 小冊子 | 80,000 |
| 戴德生生平傳記 | 2,000 |
| 海報 | 13,000 |
| 聖經教義 | 1,000 |
| 合共 | 827,000 |
從上述統計可見，內地會早期出版工作，仍以福音單張、小冊子及海報為主，反映其應用於直接傳教工作的傾向。同時，這些出版品，在解放初期仍有郵寄至中國內地。[23]到1954年，證道出版社合共出版了5,342,7000份的書刊及印刷品。但此時已無法郵寄至中國內地，取而代之，是東南亞多個華僑聚居的國家。[24]
證道出版社的事工，主要仍仰賴傳教士的參與，除了貝氏夫婦外，尚有鄧茂登夫婦、海寬厚（E. Marjory Broomhall）、郭培道（Bryce H. Gray）夫婦等。[25][26]華人方面，主要有曾霖芳、唐佑之及陳錫麟。
中華聖經會與香港聖經會
由於國內局勢緊張，總部位於上海的中華聖經會執委會於1948年議決，先派一位西籍秘書麥興仁（David McGavin）來港，考慮轉移到香港印製中文聖經的問題。來港後，麥氏與香港聖書公會聯絡，借用其辦事處，並於1949年底開始工作，當時印妥的聖經已不能運到上海而要在香港卸下。首批港版中文聖經於1950年初面世。這時，香港辦事處與與上海中華聖經會的聯絡已日漸縮少（到翌年更完全中斷），並取代其工作，成為獨立的代理機關，稱「香港聖經會」（Hong Kong Bible House），負起以前中華聖經會供應世界各地聖經的責任。[27]
新成立的香港聖經會，同時具備「英國聖書公會香港輔導委員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Hong Kong Auxiliary）的身份，甚至每年的年報，也是以後者名義出版的。1960年起，該會改組，除英國聖書公會外，增加了美國、蘇格蘭及加拿大的聖經會的參與，名稱改為「聖經公會香港輔導會」（Hong Kong Auxiliary of the Bible Society）。而香港聖經會也易名為「香港及台灣聖經公會」（Bible Societ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1964年11月起，港台兩地決定分開帳目，故移除名字中的「台灣」名稱，重新命名為「香港聖經公會」（Bible Societies in Hong Kong）。1965年起，便正式以香港聖經公會名義出版年報。
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分會
總部原設上海的中國主日學合會（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1949年委員會派長老會傳教士孟約翰博士（John Montgomery）先後在台灣及香港設立分會。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主日學合會仍在上海維持運作，台灣分會乃於1951年獨立於上海總會，易名為中國主日學協會（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由孟氏任總幹事。香港分會亦易名為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分會，由內地會傳教士費恩華（Miss Grace S. Jephson）主理香港會務。
香港分會一如既往，主力出版兒童主日學教材，如「普世主日學課程」、「鄰童主日學課程」、「等級主日學課程」，由戴大為牧師負責。[28]五十年代曾出版的書籍包括：《教會教學法之指導》（1956）、美國福光書局《聖經全景叢書》（1956-57）及《聖經備典》（1958）等等。毋庸置疑，該會最重要的工作，是編譯美國福光（Gospel Light）主日學課程。[29]
1967年，費教士退休，由薛孔奇（1940-）接任工作。[30]
廣學會與基督教輔橋出版社
中共建國後，香港各教會領袖憂慮廣學會出版工作在大陸停頓後，海外中文讀物的供應將受嚴重打擊，而現存廣學會書籍又日趨短缺。1950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彭紹賢乃與聖公會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商討對策，後又與循道公會傳教士尚德本（J. E. Sandbach）及身兼香港聖經會總幹事的倫敦會傳教士舒活（Frank Short）商議，計劃在港成立基督教出版機構，以繼承廣學會的工作。6月8日，何明華召開緊急會議，到會者十三人，決定成立「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The Council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Overseas Chinese），由舒活任總幹事（1951至1953年）。當時上海廣學會仍然運作，把部分由該會出版的書籍，由上海運抵香港，而廣學會婦女及兒童讀物幹事薄玉珍（Margaret H. Brown）從上海來港時，又帶來部分廣學會未及出版的書籍原稿，交輔僑出版社出版。[31]
輔僑成立初期，跟原來在港的香港聖書公會（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Hong Kong）關係密切。五十年代任聖書公會總幹事的尚德本及蘇佩禮（Rev. Hubert W. Spillett），也是輔僑出版社的發起人及總幹事。從1950至55年間，聖書公會承擔了出版廣學會著作的工作。而部分書籍（《偉大的團契》、《希伯來民族史》、《基督教倫理學之基礎》、《遵主聖範》、《基督教思想史》、《諸教的研究》、《基督教史綱》等），更由兩間出版社於同年各自出版。到1956年後，聖書公會便再沒有出版書籍，交由輔僑出版社接手。原來由聖書公會出版的舊著，以輔僑的名義出版。
輔僑以延續廣學會工作為主要使命，[32]但礙於廣學會在上海仍然維持運作，故不便沿用廣學會的名稱，而改易新名。觀其名字，即反映出其以海外華人（華僑）為對象的宗旨。
1953年，舒活牧師返英，由顧克牧師（Rev. Clifford V. Cook）短暫接任總幹事。同年，英國浸禮會傳教會的蘇佩禮牧師任首位全職總幹事。未幾，輔僑開始有自己的門市部，更開拓了東南亞的市場。書籍種類不斷增多，同時也出版月刊，組織文友會，舉辦徵文比賽等。1965年底，決定易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反映其進一步確定其服務對象，並不限於僑居海外的同胞。[33]
除書籍外，輔僑（文藝）亦編輯出版不同類形的刊物。從五十至六十年代，先後創辦多種期刊，包括《靈修日知》、《世界基督教文摘》、《福幼》、《快樂家庭》等。[34]
浸信會出版部
戰前浸會在港的出版事工，主要是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浸信會聯會月刊》於戰後復刊，主要是報導聯會各堂的消息動態。至於浸信會的宗派性出版機構（浸會出版部），一直以來，均以上海為中心。
1948年，全國浸聯會成立，出版部由西差會改隸於全國浸信聯會。1949年，上海局務停頓。1950年春，杜信明教士（Miss Flora E. Dodson）[35]自廣州撤退來港，因鑒於上海中華浸信會書局出版工作恐不能繼續辦理，而各地浸會屬靈書刊的需求甚殷，故決定留港開展文字工作。[36]當時，他與中國同工張豪安在港編印佈道單張，以應香港、台灣及海外僑胞之需。1952年4月，美南浸信會差會委派歐慕靈教士（Miss Mary C. Alexander）主持編務，旨在供應東南亞地區華語教會的需要。[37]
1955年秋，浸信會出版部正式成立，由晏務理牧師（M. J. Anderson）及歐慕靈教士分任正、副總幹事。初期仍由美南浸信會差會支持，後來香港浸信會聯會加入，成立聯合董事會。1957年，晏牧師辭職，李約瀚（Mr. John C. Raborn）被委為總幹事，[38]同年徐松石（1900-1999）自滬來港，受聘為出版部副總幹事兼編輯主任，1970年被任為總幹事，至75年赴美止。[39]
1958年，晏務理牧師報告香港出版部的情形說：「一九五六年，本部出版聖經一萬零二百五十冊，書籍三萬五千七百冊，小冊子二萬冊，單張三十五萬一千份，主日學季本九萬二千二百冊，助道會季本二萬六千冊，假期聖經學校教材四萬三千冊。一九五七年，本部出版聖經二萬冊，書籍八萬四千冊，小冊子一萬五千冊，單張八十四萬八千份，主日學季本十五萬九千冊，助道會季本三萬四千冊，假期聖經學校教材五萬六千冊。我們若將上列兩年度的數字加以比較，可以見到本出版部的刊物，逐年都有增加。」[40]
從福音書房到香港教會書室
基督徒聚會處在香港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抗戰時期。一直以來，上海是聚會處的文字事工中心，設有福音書房，出版大量倪柝聲的著作。1949年後，倪氏指示在香港及台北成立福音書房，分別由魏光禧及李常受負責。按當時安排，聚會處出版的書籍，滬港台三地都有共通的版權。[41]據李常受指，當倪柝聲被捕的消息傳到香港，魏氏乃將香港福音書房改名為「香港教會書室」。[42]查倪氏於1952年4月被捕，現時可見最早以「香港教會書室」名義出版的書籍，是1953年出版的倪柝聲著作《下地獄的方法》及《讀經之路》，故易名一事很大可能在1953年。香港教會書室大量重印上海福音書房的書籍，特別是倪柝聲的著作，不僅供應聚會處信徒需要，也影響了其他宗派不少信徒。
天人社
天人社由蘇佐揚（1916-2007）創立。蘇氏生於香港，是第三代基督徒，於1931年在宋尚節來港的佈道會中決志終身事主。後入讀山東華北神學院，期間（1937年）創立天人社，出版了《天人短歌集》。1942年在福建創辦《天人報》，開始文字佈道，後來又在貴州、重慶、蘭州等地事奉。1947年到上海協助內地會文字部，編寫單張及小冊子。1948年回到香港，天人社也移至香港。主要出版蘇氏著作，如《聖徒靈聲》第一集（1950）、《基要信仰》（1953）、《時代真理》、《蒙恩的腳縱：國內之圈》（1952）等多種著作。1953至1961年期間，離港到東南亞佈道，但天人社仍維持出版。
二．遷港宗派的出版工作
中共建國前後，不少原來沒有在香港開展事工的宗派及教會，或因差會及傳教士撤離，或因華人教牧南下，先後在香港創建有關宗派，而該等宗派性的出版部門，也在港恢復工作。
從信義會書報部到道聲出版社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原設於漢口，1951年1月，中華信義會在漢口召開擴大總務部會議，會中通過了兩項與信義書報部有關的重要決議：一、任何人未經總務部同意而在香港所作任何工作均屬違法；二、自即日起，各種文字工作，均由本總務部及所屬委員會領導。[43]1951年5月，先後南遷香港的九個信義宗差會的代表，決定成立信義宗聯合出版部（Lutheran Missions Literature Society），首期《信義通訊》於1951年5月出版，經費由差會負責，由貝世偉（Lars Bjorsvik）任首任總幹事。華人同工包括王翰章、吳明節等。1952年，推出新書及小冊十六種，重印二十三種。加上1952年前即已出版的新舊書籍及小冊子三十三種，信義宗聯合出版部在成立一年後即已有出版物七十二種之多。其中，薛耕南教授於五十年代介紹並翻譯了好些新的西方名著，特別是瑞典神學家的作品。[44]
1957年，在台灣傳教的李達道（Donald Lee）列席信義宗聯合出版部董事會年會，力陳合作之必要。該董事會即通過擴大組織，改名「信義宗聯合文字部」（Lutheran Literature Society），下設一出版社，歡迎所有信義宗教會參加。1959年，香港及台灣兩信義宗通過了「信義宗聯合文字部章程草案」，並派代表參加文字部的第一次董事會，展開了跨地區的合作事工。[45]
1960年1 月，董事會通過以「道聲」為所屬出版社之名稱，並決定於當年7月開始啟用。道聲出版社成立後，即將《信義通訊》改為《佳音月報》，由蔡進明主持編務。該月報承繼過《信義通訊》的傳統，為華人教會提供溝通、分享、培靈及教導的資料，後因經費問題，於1972年3月停刊。[46]從「信義宗聯合文字出版部」易名為「道聲」，反映其出社方針，意圖超越信義宗的考慮。[47]
播道會總會文字部
基督教播道會在港的歷史，可上溯至1930年代。但其總會則至1949年才遷至香港。文字部隸屬總會。1950年，首先出版《播道季刊》（後改為《播道月刊》），1952年，又在侯王道恩泉堂地下開設播道書室。當時，該會目睹香港的街童問題十分嚴重，乃在1955年出版《兒童之友》，實現文字佈道的理想。
衛理公會《靈修日程》編委會
衛理公會於1953年在港開展事工。1954年1月，將原來在上海出版的《靜修日程》（Upper Room），易名《靈修日程》（雙月刊）在港復刊，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有關編譯工作。Upper Room由美國衛理公會出版，是每天一篇靈修文章。出版初期，每期銷量約3000至4000之間。[48]訂閱者除港台地區教會外，亦包括東南亞及美國華僑教會。[49]以1960年為例，香港銷路僅287本（訂閱）及527本（寄售），較外埠訂閱（8305本）為低。[50]
除上述歐美背景的差會外，趙世光、計志文及趙君影三位國內佈道也離開中國，並在港建立教會，並開展相關的文字工作。
中國佈道會出版部與聖道出版社
中國佈道會於1947年由計志文在上海創立。上海解放後，計氏自美抵港，針對內地難民開展佈道工作，並成立出版部。1949年由桑安柱主編《道路》、《真理》及《生命》，至1951年合併為《生命》。1960年出版工作因欠缺文字同工，瀕於結束邊緣。計牧師情商當時身處美國的中國佈道會副會長李啟榮牧師回港，主理社務。李啟榮將出版部易名為「中國佈道會聖道出版社」。翌年，籌款購置社址，位於港島北角英皇道983號2樓，出版事業踏上新里程。
六十年代，聖道出版社除繼續出版《生命》雜誌外，亦出版了《天國近了：馬太福音講義》（計志文）、《十誡精意》、《十誡概論》（李啟榮）等華人著作，及翻譯出版《預言之聲》（史密斯著）、《聖靈的充滿與澆灌》（Oswald J. Smith）等書。
靈糧刊社
中國基督教靈糧堂世界佈道會的創辦人趙世光（1908-1973），於1949年10月自滬抵港。靈糧堂在港成立了靈糧刊社，大量出版趙世光的講道紀錄及著作。如《聖經寶藏》、《聖經綱要》、《五十二講台》、《蒙召三十年》等。此外，刊物方面，1951年4月出版出《靈糧月刊》，後因趙世光未克兼顧而停刊。1956年又出版《靈糧週刊》，主要是主日講道講章、會務消息等，1958年停刊後，改為綜合性的《晨星》。[51]
中華傳道會
中華傳道會原名中國基督徒佈道十字軍（Chinese Native Evangelical Crusade）於1943年創立，由趙君影任監督。在1949年初，當時的監督周志禹抵港，其原來於上海出版的《真道》也從第十三期起，轉至香港出版，仍由周氏任主編。他在〈復刊辭〉中，表示刊物雖在港復刊，但「末世『真道』的需要」，仍廣遍華南、西北及西南一帶，期望刊物能夠「使各地渴慕『真道』的同道們，仍然能得靈食靈水的供應」。[52]1951年5月，《真道雜誌》停刊，易名《晨光報》，仍由周任主編，並成立晨光報社。[53]
五十年代以降，除《晨光報》外，晨光報社亦出版不少著作，如周志禹著的《歌羅西書講義》（1951）、《以弗所書講義》（1952）、《腓立比書講義》（1957）等。1960年，桑安柱接任報社主編。1965年，吳恩溥牧師繼任《晨光報》主編，《晨光報》每月的發行量由1966年約3500份，增加至1968年約5000。[54]
三．新成立的出版機構
五十年代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蓬勃，除了從國內南遷或在港開設分支機構外，也有不少是在港新成立的機構。
湖南聖經學院函授部與靈光書室（1949）
湖南聖經學院院長饒培德（Charles Roberts）於1949年自長沙抵港，在香港成立函授部，繼續以美國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Scofield Bible Correspondence）作教材。函授部主任為李晨鐘牧師。[55]而負責翻譯課程成寄歸牧師的太太亦在港協助招生。[56]授函部後來易名為美國洛杉磯聖經學院香港分部。1950年，早於戰前在港由祈理廉醫生夫婦（Dr. & Mrs. Lechmere Clift）成立的靈光書室（Emmanuel Book Room），因祈理廉於1949年5月病逝，祈夫人乃將書室交給饒氏及洛杉磯聖經學院，保留「靈光書室」的中文名，英文則易名為「Biola Book Room」。[57]書室設於彌敦道216至218號。[58]曾出版《更正教會公認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要理問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及《耶穌聖蹟合參》等譯著。
1961年，司可福課程的版權人美國洛杉磯神學院把課程中文版的使用權移交建道神學院。[59]
嘉種出版社（1950）
曾霖芳於1947年隨伯特利神學院從上海遷港。1950年12月成立嘉種出版社，主編《安慰季刊》，並出版其他屬靈書籍。[60]主要出版曾氏的著作，如《愛慕真理》（1951）、《勝敗集》（1951）、《超越的人生》（1951）、《與神相交》（1951）及《聖經與聖地》（1959）。曾又編著《天路的明燈》（1951）。
甘霖出版社（1953？）
桑安柱創立，主要出版桑氏的著作，如五、六十年代的《銀網集》（1953）、《大衛生平》（1955）、《從懷疑到信仰》（1956）、《人生陰暗面》（1956）、《朋友與同工》（1956）、《家》（1958）、《詩篇寶庫》（1959）、《天降大任於斯人也》（1959）、《這時候》（1969）等。
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53）
1953年，曹新銘（1896-1984）發起成立「中華基督徒送書會」，曹氏原任上海美華浸會書局《真光雜誌》編輯，1948年應邀到香港任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主任。後與陳翼堅牧師、李天任牧師及彭漢森先生等合倡成立送書會。該會最大的特色，是撰稿人沒有稿費、編輯、發行及寄發工作均是義務性質，而書本也是無償送贈，一切開支全靠募捐。
自1953年開始編印《火柱》期刊。
送書會又出版專書，大部份為曹新銘的著作，如《怎樣建立你的事業》（1953）、《基督教的人生觀》（1955）、《講道集》（1957）、《耶穌基督的上帝觀》（1957）、《婚姻漫談》（1958）、《耶穌基督的啟示》（1960）、《萍廬隨筆》（1960）、《萍蹤感言》第一及二集（1961）、《憂患餘生》（1966）、《萍浮海集》（1967）等。
中華神學院旅港校友會
中華神學院於1930年在上海江灣創立，1950年停辦。五十年代初，部分南下香港的校友，在港成立中華神學院旅港校友會，出版了不少譯著，如《主耶穌為屬自己的人禱告》（Marcus Rainsford）、《基督偉大的生命與工作》（Alexander Patterson）、《在基督裏》（Adoniram J. Gordon）、《救恩要義》（ Lewis S. Chafer）、《至聖所：希伯來書講義》（慕安德烈）等，又出版《半夜呼聲》季刊。1958年，正式易名「中華神學院旅港校友出版部」，仍以翻譯為主。
1964年，中華神學院在港復校，正式成立出版部，曾出版《我看見了神的作為》（何守瑛）等書。
聖文社
聖文社由吳恩溥創立，成立日期現不可考。但現時可見最早一本出版的書籍是1954年出版的《人生之光》，原書由Frederick B. Meyer著，陳仁烈譯。該書本在內地出版。1957年，出版了吳恩溥著的《評「佛教是否比基督教崇高偉大」》。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大多跟吳氏有關。如《恩聲集》（1960）、《青年信仰問題》（編著，1963）、《聖靈問題》（1963）、《論道一夕談》（1963）、《評今日的方言問題》（1964）、《辨惑集》（1966）、《闢妄歸真集》（1966）、《廉價博士內幕》（1968）、《靈泉》（1969）等。此外，聖文社亦有重印其他屬靈著作，如《靈程指南》（宋尚節，1969）、《靈修日課》（賈玉銘，1962）。
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1957）
1957年，在一群外傳教士的努力下，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正式在香港成立，社址設於道風山上。3月，研究社出版Quarterly Notes。1958年1月，研究社通過中文刊物《景風》[61]第一期於4月出版。 賈保羅在《景風》的發刊詞所言：
我們所以要稱本刊為《景風》，其目的在表明「今天的教會需要更進一步與非基督徒環境作嶄新的接觸」……教會之所以必須與四周的非基督徒環境保持接觸，其原因亦在於避免與世界有所隔離……
……在這樣的接觸中，基督徒應如何為他們的信仰而作見證？在這樣的接觸中，非基督徒對基督教的反應，對基督教的見解怎樣？對於一般人對基督教的誤解，我們應該如何去加以解釋及回答？[62]
1963年易名「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除英文Ching Feng季刊及中文《景風》外，亦出版與宗教對話有關的刊物，如《福音與宗教》（傅賴達〔Walter Fretag〕著，石治平、彭子游譯，1962年出版）。
晨星書屋（1958）
晨星書屋（Bellman House）由袁厚載於1958年9月創立。袁厚載是蔡蘇娟著的《暗室之后》的譯者。其妻子周潔民原屬基督徒聚會處，早於抗戰時期病逝。晨星在五十年代出版了一些內地作者的著作，如牛述光的《新約全書釋義》及《新約隱藏形寶》、張家坤的《活水》等。
海天書樓（1960）
1960年，一群熱心文字事工的基督徒在鑽石山余也魯（1924-2012）的石屋，發起週六祈禱會。禱告會中，各人決定成立出版機構，並以「海天書樓」為名。當時並未採用慣常的「出版社」稱謂而改用「書樓」，據創辦人余也魯憶述，是「想到當年初期教會時從耶城一層樓中展開，希望華人的文字事工也自一層樓展開」。至於「海天」則反映其懷抱「海為墨汁天為紙，共揮彩筆繪神恩」的志向。
海天書樓有四個志向與目標：（一）、代表中國信徒的文字佈道運動，不分宗派，並以全教會為團契範圍，普傳福音，以全體非基督徒為工作對象，基督為元首，聖經為依靠，全世界為工場；（二）、象徵運用一切現代傳播利器來傳福音的努力，包括雜誌、報紙、廣播、電視在內的工具，通過各種形式的寫作，將福音傳入家庭，讓救主進入人心；（三）推行中國人自動奉獻人力、財力，從事海內外文字佈道的習慣。務求中國人能自己逐漸負起責任，從事文字佈道。
書樓的首個出版計劃，就是《海天日曆》，在座臺日曆上，每天一則人生小語及生活專欄，名人生日和一則格言。再加上日月蝕和世界大事等資料。1960年，《海天日曆》正式出版，發行網覆蓋全球。每年印數都在一萬以上。余指出，初版撰寫人生小語的作者，包括楊濬哲、曾霖芳、趙世光、桑安柱、滕近輝等，「都是一時之選」。[63]
出版方面，海天書樓翻譯了不少著名的屬靈著作，如葛培理（Billy Graham）的《一千個怎麼辦》（1966）、《漫天峰火待黎明》（1967）、《西柏林的呼聲》（1968）。此外，書樓亦致力推廣傳理及編輯的理論，如《雜誌編輯學》（余也魯著，1965）、譯《傳的原理》（1954？）。又出版一些沒有宗教色彩的著作，如《家庭百病西法治療大全》（蘇裕生，1964）、《公共關係與企業管理》（1968）等。
聖公會出版社（1961）
1961年初，聖公會出版社在香港成立，其成立背景是為回應東南亞地區聖公會教堂的需要，並獲聖公會東南亞地區議會同意。成立初期，由新加坡教區派李邦翰會吏來港主持會務，其理事會成員亦由東南亞地區議會委任，財政開支，也由東南區地區議會負責。聖公會出版社的宗旨，是希望藉出版工作，向東南亞地區聖公會信徒介紹聖公會的歷史特點及崇拜禮儀等。[64]六十年代曾出版的書籍有：《靈修寶庫》（1963）、《教會歷史》（1968）、《宗教與人生》（1968）等。
香港逐家文字佈道會（1960）及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1966）
香港逐家文字佈道會暨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均隸屬於1946年成立的世界文字佈道協會（World Literature Crusade）。1960年，有志從事文字佈道的傅心良牧師與該會聯絡，經商討後，於1962年1月正式成立香港逐家文字佈道會。至於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則成立於1966年，是逐家文字佈道會的姊妹機構，同屬世界文字佈道協會領導。兩個組織的主要分別，在於逐家文字佈道會的佈道對象是香港居民（包括華人及外籍人），而環破華僑文字佈道會的對象則為僑居海外的華人。其文字事工，主要以分發單張、函授課程、福音小冊及《代禱月刊》為主。[65]
種秄出版社（1968）
1968年由王正偉成立。五、六十年代曾出版《聖經與聖地》（曾霖芳，1959）、《雅各書講義》（丁立介，1962）等書。
四、重要事件及議題
《燈塔》──首份以非基督徒對象的期刊
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對象，主要以基督徒為主，除福音單張或佈道小冊子外，鮮有以非基督徒為定位，唯一例外的，是證道出版的《燈塔》月刊。
劉翼凌是《燈塔》的靈魂人物，擔任主編十一年（1956至1967之久）。據劉氏憶述，他生於1903年，1942年被國民政府派至印度，任國民黨駐印度總支書記長。在印度期間皈信基督教。1948年，到巴基斯坦，後在當地大學任教中文，並協助上海內地會從事翻譯，並投稿到香港的《安慰》季刊。1954年6月舉家抵達香港，原欲參加內地會聚會，後始發覺內地會在港只有出部社，因居於荃灣，乃參加荃灣浸信會聚會。抵港後，劉先後在香港聖經學院任兼職國文及英文老師，同時又在《晨光報》、《聖經報》、《青年歸主》及《生命》投稿。1955年，又開始到長洲建道聖經學校兼教國文，期間又協助證道改寫《席勝魔傳》。1955年底，包忠傑正籌備離誌及物色編輯協助，乃跟劉氏聯絡，並將分享其構想。1956年2月，劉正式加入證道出版社。[66]
對於雜誌的名字，劉提出兩個建議：「宇宙光」及「燈塔」。他個人較喜歡前者，「因為它象徵福音的真光，也預表在創造日頭之前就有了的光」。但後來有人認為「宇宙光」的名字跟上海一本《字宙風》的刊物接近，恐怕被指抄襲，故最後選用了「燈塔」，寓意「刊物的目的是在警告並指導在人生大海中航行的客旅」。蘇佐揚曾致劉，稱許「此刊實為中國教會刊物第一本最合理想的出世而入世的刊物」。[67]（後來，劉在1975年在台灣籌備刊物，便以「宇宙光」為名）
《燈塔》的宗旨，就是要「使人信基督」，在內容上特別設計了十個欄目：（一）自然：藉受造萬物，以彰顯造物主；（二）人生哲學：論述各種人生態度，指出人生態度的真道；（三）家庭：基督教不僅適合個人，也適合家庭；（四）醫藥衛生：基督教的信息不僅注重靈魂，也注重身體；（五）短篇小說：藉小說傳述信息；（六）遊戲、體育及餘興：基督教並不是講苦行，也肯定有益身心的運動及消遣；（七）英文欄：由貝光道主編，幫助讀者增進英文能力；（八）兒童欄：以兒童為對象；（九）傳記和見證：藉優大的生活使人認識基督；（十）福音：直接宣講救恩信息。據劉翼凌指，上述十欄不是每期生設，有時也會新增其他內容，如音樂、地理及藝術等。這些內容，雖以非基督徒為主，但基督徒也喜愛閱讀。
更特別的是，為了能接觸非信徒，《燈塔》採取了有異一般基督教刊物的發行途徑，就是：（一）直接交給書報商，再發行到一般書店及報攤，而非只僅基督教書室；（二）鼓勵基督徒以《燈塔》作佈道工具。當然，不少教會及信徒對此積極響應，訂閱多份然後分派出去。例如《暗室之后》的作者蔡蘇娟，每年訂《燈塔》六七十份，分贈其友人。[68]
作為以非基督徒為定位的刊物，其編輯及出版過程，難免遇到不少困難。其一，是受到一些基督徒的批評，指其內容較世俗化。例如，首三期的封面都有一個「女子」，有人便認為是「用封面女郎來吸引讀者」。林證耶便曾直接指出：「封面應該發表些具有意義的圖畫或照片。與其單刊一些沒有意義的人像，倒不如刊一風景片引起讀者純潔的美感為佳。」[69]其二，是佈道文章與普通文章的比例，即使在內部，亦出現爭論。同時，又有基督徒不知道《燈塔》的宗旨，寄來關於培靈的稿件，出現退稿的情況。劉特別要公開呼籲：「這兩月來我們收到的投稿不少，對此我們真覺萬分感謝。來稿中有些是我們所不得不退回的，這裡面最多的是向基督徒說話的文章。請記住：《燈塔》是給在人生航程中徬徨無主的中國同胞發光的。」[70]其三，是佈道文章太公式化。劉坦言，有些稿是「教訓式的文章」，「有的只發空論，流於公式化，缺乏人情味」。其中，他特別感慨小說的題材：「許多寄來的稿子，缺點就是太公式化。普通是一個罪人，因聽了福音，認罪悔改，慕道受洗，成了一個好人。這種程序，幾乎千篇一律，等於從前的勸善小說」。如何以「文學事奉主」，誠然是一大挑戰。
後來，劉翼凌將七篇「最有感力」的小說（〈明燈〉，〈遺命〉，〈李嫂〉，〈綠林好漢小雙子〉，〈淚雨淋漓為感恩〉，〈騎兵中尉〉，〈人月圓〉），合成一冊出版，配以精美的編排裝訂及封面圖片，希望能作既能供獻於「文藝讀物」，亦「可作餽贈禮品」。[71]
《燈塔》的定位，確實使其在稿源上面對一定壓力。曾投稿《燈塔》及協助翻譯的周天和指出，「教會裏面着重文字工作的，特別是喜歡寫作的，本來就很缺乏」。他提及曾有三位「致力於基督教文壇的健將」，先後向他表示，「不會寫燈塔所需要的文章」，理由各不相同：（一）第一位朋友覺得，《燈塔》的文章，多數缺少「屬靈價值」，是保羅指的「草木禾稭」（林前三12），「花時間精力寫這類的文章簡直是『恩賜的浪費』。（二）第二位朋友認為，他所領受的恩賜是「對內」的，「在向基督徒寫有關培靈解經方面的文章時，思如泉湧，筆有神助」，但若改為對非基督徒「寫宗教氣息不大濃厚」的文章，雖搜索枯腸，勉強成文，仍是吃力不討好。（三）第三位朋友是一位「名教授」。他表示自己習慣向「非基督徒中的高級知識份子」撰文，其文章難以適切一般讀者的需要。《燈塔》的專論只限三千字，對他而言，「《燈塔》的園地確非英雄用武之地」。
對此，周氏作出回應：（一）何謂「屬靈的價值」？《燈塔》既是「對外」傳福音，自然要「寓福音真理於普通的文章內」，極力避免「教會八股」。有趣的是，「在基督徒眼中看來「屬靈氣氛」不夠濃厚的文章，在非基督徒眼中可能覺得宗教味兒太濃郁呢」。基督徒不應批評這種寫作風格，反應多作鼓勵。究實上，基督徒應避免「憑個人的感覺」來判斷文章「有無屬靈價值」。「神是無限智慧權能的神，祂能够而且實在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顯示祂自己，引導人認識祂的旨意，接受祂的救恩」。（二）關於「恩賜」問題，有時神的引導，也可以令原來習慣寫「對內」性質文章的人，有感動撰寫「對外」的文章。應學習以「欣賞」的態度，「在心理上也排除了花時間精力為燈塔寫文章簡直是『恩賜的浪費』的念頭」。（三）他並不認同為《燈塔》寫文章，是「浪費時間和精力」，等於「將糧食撒在水面上」。對此，他以聖經的話自勉：「日久必能得着」（《舊約．傳道書》十一1），也以保羅的話，與編者、同工、譯者、和作者們共勉：「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新約．哥林多前書》十五58）[72]
雖然面對上述困難，但《燈塔》仍取得很好的銷路。創刊一年，即已超過一萬份。[73]並且，讀者遍及四十個國家。[74]到第二年，有長期定戶一萬一千份，零售數千份。1960年時，長期訂戶再增加二千三百三十份，加上零售，每月印數達二萬份以上。並且讀者遍及七十三個國家。[75]不過，從1960年起，《燈塔》的銷量便一直徘徊在二萬左右。六十年代開跟，《燈塔》面對外在政局的挑戰，就是東南亞部分國家因反而實施排華政策，禁止華文刊物入口，影響到《燈塔》的外銷。
1970年，《燈塔》停刊，這涉及主觀及客觀兩方面的因素：主觀方面，長期參與編輯工作的劉翼凌於1967年離港赴美，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靈魂人物，面對後繼乏人的困局。至於外在客觀的原因，則包括：（一）上述東南亞國家因排華政策，令《燈塔》的失去東南亞主場及讀者。同時，編者也感受到，在各地「去殖民化」的大勢下促成的「本色化」意識，對原本強調多元化，普及化及適合東南亞國家的華文福音性刊物，也構成很大的挑戰。[76]（二）內地會在60年末決定將證道出版社的領導層，從傳教士轉交華人。吳恩溥指，內地會要將證道交由華人負責，接棒人「要求證道必須把《燈塔》結束，才肯接棒」。[77]時適值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分會的費教士在1967年退休，由薛孔奇負責協會工作，並部署香港分會獨立。證道與協會開始商談合併，終於1971年，香港中國主學協會與證道出版社合併為「福音證主協會」。薛氏指出，新成立的證主作出停刊的決定，主要是「時勢的因素」，因為新的機構可再享有差會的經常性經濟資助，而原來內地會傳教士亦不再負責行政工作，「在經濟及有經驗人才方面確實面對頗大的困難」，在「按接辦事工的延續力、核心性及承擔力」的考慮下，《燈塔》宣告停刊。[78]
《燈塔》雖然停刊，但劉翼凌對藉文字佈道的異象及堅持，仍然值得深思：
《燈塔》的目的不在賺錢，而在傳達信息──能使一個人改變的奇妙信息。有許多讀者已經改變了：有些改變得很突兀，很急劇，有些變得比較緩慢，表面上幾乎看不出來。可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好的改變。親愛的讀友，您覺得您已經改變了嗎？[79]
在劉的推動下，1973年，《宇宙光》在台灣創刊。
《基督教週報》創刊
自《大光報》後，創辦基督教的報紙（日報或週報）的意念，一直無法實現。1963年，華人基督教聯會成立出版部，首任部長是黃作，並決議出版《基督教週報》。[80]黃作在〈創刊詞〉中指，《週報》有三個主要目的：（一）報導基督教消息：讓信徒認識自己所屬教會以外的情況，以帶來「更廣更深的彼此認識」，從而「減少歧見」，促進各宗派教會間的合作；（二）培育基督徒靈性：通過刊載證道講章、研經、靈修指導、禱文聖詩等，藉以貢獻靈性；及（三）宣揚基督教真理：以文字方式傳達福音真理。[81]
第一期《週報》於1964年8月13日出版，創刊號以贈閱方式。當時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何明華也題字「教會喉舌」誌念。謝扶雅也寄望香港教會可以聯合起來，面對各種挑戰，實踐使命。[82]《週報》創刊號的「評論」，由譚希望撰寫，呼籲立法局議員訂例制裁外圍馬狗。[83]
文字人才培育訓練
在文字人才培育方面，不能不提余也魯及建道神學院。[84]余指出，「文字工作需要編輯、翻譯、寫作、管理和發行的人才，其中，創作最為重要，也是教會最缺乏的一環」。因此，1959年起，海天書樓主辦了三次「海天暑期報學班」（兩次在香港，一次在沙勞越）。首舉肇行的報學班為期兩周，在長洲建道舉行，內容除新聞學與傳播科目外，還有邀請幾所報館的總編輯跟學員分享辦報經驗。每天晚上還要編一份小型報紙，加上晚上的唱詩晚禱。參加學員主要是各教會推薦的青年信徒，第一屆人數達二十人。他指出，「筆兵」這個新詞大概就即那時開始流行。
1962年，余跟建道院長劉福群談起文字人才培育，劉同意在建道開設新聞課程。1962至1964年間，余氏特地每週到長洲授課。余開設的課程是「新聞學與宣教」及「文宣寫作與編輯」。1963年6月號的《建道通訊》：
本院深感文字工作之重要，年前增設「報學」課程，頗收預期之效；本會亞非二洲地區文字工作會議，月前在香港召開，會議結果，建議今後在宣道會屬下之每一間神學院或聖經學校，應加設報學系或報學班，使能在文字工作上負更大之使命，本院開神學院設報學之先河，求主繼續帶領，俾能儘先成立報學系。[85]
1964年，余再向劉福群建議開設「文字事工課程」，為教會培育傳播及文字事工的人才。他向劉呈交的計劃書，訂定的科目包括：「新聞學原理」、「寫作方法」、「編輯技巧」、「新聞採訪」等，同學尚要修讀語文及社會科學的科目。而師資方面，則邀得道聲出版社的顏路裔和《香港時報》的總編輯張繼高義助，預計於1964年秋開課。不過，劉福群後來取消是項計劃，除了經費困難外，主要原因是在神學院內有反對開設新聞課程的聲音。1964年秋，余也魯到美國升學，不有科目由吳懷珍接任。余自美回港後，即在香港浸會學院創辦傳理系，是一位出色的基督徒傳播學者。[86]
文字事工的推動與檢討
1959年，華人基督教聯會將每年6月第二主日定炭「文字主日」，藉此喚起教友對文字佈道的重視。輔僑出版社的編輯陳舉，特在《展望》發表「卷首語」作支持。他指教會向來重視「語言傳道」，卻對「文字傳道」關注不夠。「用文字傳道的機構則百不一見」、「從事文字傳道工作的人，卻非常之少」。他在文出，指出幾方面的困難：（一）宗派成見太深，沒有統一出版及銷售機構；（二）教會沒重視培育作家，也沒有專款支持文字事業，財政上大多倚靠差會。[87]陳氏一直參與文字工作，其評論可謂中肯中的。
後來，香港基督教協主會自1964年起，將9月第三主日訂為「基督教文字主日」，以喚起信徒關注文字傳福音的重要性。[88]協進會擬訂給各教會的禱文：
真理的源頭，生命的主宰，人類的大父親：我們滿心感謝祢，祢賜我們真理，又賜我們恩典；賜我們語言，又賜我們文字。求祢教導我們如何在文字事工上傳揚福音，使我們的工作在有仇恨的地方傳播仁愛；結怨的地方，促進寬恕；錯誤的地方，闡揚真理；疑惑的地方，供給信仰；絕望的地方，創造希望；黑暗的地方，發射光明；憂愁的地方，分送愉快。但願上帝賜我們力量，在一切文字事工上都進行祢的旨意，奉主名求。阿們。[89]
聯會及協進會先後訂定「文字主日」，反映其意識到事工的重要，然而，如何進一步推展有關工作，俾能避免停留在倡議的層次，則未見有重要的實踐。
1966年6月，香港教會領袖及文字工作者，發起成立「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通過簡章，並選出鄭德音、楊濬哲、滕近輝、曾霖芳、胡恩德、何道彰、陳翼堅、金新宇、吳明節、張有光、司徒輝、包忠傑、羅柏士、鄧茂登、袁厚載、吳迺恭、鮑會園、桑安柱及余也魯等十九人為常委，並推選楊濬哲為主席、包忠傑為副主席。1967年，聘洪君保為執行幹事。1969年，易名「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1968年4月起，促進會出版《通訊》，到1972年增至十二頁，並易名為《文導》，是一份會訊季刊，記載一季的文教大事，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動態及文字工作者的心聲，新書介紹等。此外，該會每年又舉行兩次文字奮進會等。[90]
書室
薛孔奇在1963年起加入靈光書室，他憶述當時有「書箱服務」，即用木造了像鞋盒一樣的箱子，內裝廿多本書，鼓勵信徒到書室取書，帶回教會，在聚會中推介及代銷，並有折扣，每個月結脹一次。當時，靈光書室是售賣英文書最多的書室。[91]
五、五十至六十年代文字出版事工的特色
重印、譯著與本土創作
五十年代文字出版的主要特色，是在出版的方向上，仍以延續國內原有事工為主。初時出版的書籍大多是重印舊版著作（不少更是翻譯西著），遑論有很多新的本地創作。
早於戰前便成立的香港聖書公會（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Ltd.），在五十年代初大量重印了內地廣學會的著作。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該會在1950至1956年間出版的書籍數量多達百多種。[92]
浸會出版方面，張之信指五十年代主要是大量翻印中華浸會書局的優秀作品，並大量翻譯西方著作。其中，蕭維元先生在翻譯神學書籍上貢獻甚大。[93]
從五十年代各出版社的出版物可見，譯著基本上佔大多數。就以證道出版社為例，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版書籍絕大部份均屬翻譯，其中具有強明顯的內地會傳統尤為顯著，如內地會傳教士丁良才（F. C. H. Dreyer, 1872-1953）的著作：《論安息日與主日》（1952）、《經訓類纂》（1952）、《國語聖經注釋：聖蹟合參》（1952）、《耶穌聖蹟合參註釋》（1952）、《民數記註釋》（1954）、《約書亞記註釋》（1956）、《經題模範》（1954）、《創世記註釋》（1955）、《出埃及記注釋》（1955）、《利未記註釋》（1956）等。其餘譯著，也是這種屬靈傳統路線的代表，作者包括：華北神學院的何賡詩（M. A. Hopkins）、長老會傳教士毛克禮（Alexander N. MacLeod）、內地會傳教士董艷雲（Phyllis Thompson）、英國著名的聖經學者勱爾（F. B. Meyer）等等。至於本地華人創作者，僅《生活之鑰》（曾霖芳，1954）、《鄉鎮的先知：彌迦書講義》（宋華忠，1957）、《喻謊故事集》（陳樹祥編著，1958-1962）、《世界名人宗教觀》（章力生，1961）、《艱巨的使命》（宋華忠，1962）、《宋尚節傳》（劉翼凌，1962）、《信徒知行集》（徐松石，1965）、《青年基督徒與婚姻》（周天和、周李玉珍，1966）、《仄徑》（蘇恩佩，1967）、《你應該知道的亞洲聖徒》（劉翼凌等，1967）、《得勝與得賞》（楊紹唐，1961）、《雅各書講義》（陳終道，1958）、《希伯來書講義》（陳終道，1960）、《以弗所書講義》（陳終道，1964）、《加拉太書講義》（陳終道，1965）等。劉翼凌在《燈塔》創刊號上，亦承認：「這一期的稿子，有很多是翻譯的。這原是不得已之舉。我們希望以後做到創作的文章多，翻譯的文章少。如必要翻譯時，我們寧可用改譯的辦（註：原文為辨）法」。[94]
華人本土文字創作方面，早期出版的，大多仍是重版國內舊著，如賈玉銘、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楊紹唐等。但在若干華人「筆兵」（如曾霖芳、周志禹、劉翼凌、徐松石、吳恩溥、桑安柱、李啟榮、曹新銘等）努力下，到六十年代，本土華人創作，雖然在數量上仍遜色於譯著，但已孕育出一股新的力量。1961年，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書目達693種，其中235種為新譯，36種為中國作家的創作。[95]六十年代是浸信會出版部的「全盛時期」，期間出版的書籍不但品種多，而且華人著作的書多於翻譯的作品。對此，徐松石可謂功不可沒。[96]
《燈塔》在六十年代開始，也改變編輯方針，希望減少譯稿，鼓勵中國人自行創作。但考慮到稿源不足問題，當時編輯部乃嘗試提供材料，請作者「用本色的中文筆調寫文章」。這樣，既能充實文章內容，又可避免「西化的『牛油洋葱』味」。[97]
踏入七十年代，香港基督教出版界在檢視過去二十年的事工時，不約而同地指出，必須加強本地的華人創作。例如，陳舉在一次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聯誼會大會上指出，二十年來，各出版社的出版物大多為「譯作」，「創作幾如鳳毛麟角，絕不多見」。[98]師道弘也批評香港文字事工，「翻譯得太多，創作的太少」。[99]道聲出版社的副社長顏路裔也承認，文字工作「洋味正重」，譯著太多而創作不足，必須走「本色化道路」。[100]宣道書局的經理韋德仁（Cliff M. Westergren）坦言：基督教出版社仍缺乏中文作者。[101]
靈修讀物
在基督教傳統中，靈修著作（devotional literature）一直受歷代信徒重視，許多靈修著作經典迄今仍深受信徒愛戴。信徒閱讀後，不僅在信仰及生活上獲得更多的指導，在面對信仰掙扎或實存困擾時，亦從中獲得屬靈安慰。靈修著作在信徒靈命成長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成為基督教文字出版不可或缺的一環。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靈修著作，也擺脫不了倚賴翻譯的趨勢。在指導式靈修著作中，其中一種特別的體裁，在宗教改革後開始盛行，可稱每日默想經文式（daily texts）。[102]顧名思義，就是作者將自己對聖經經文的默想記錄下來，作為信徒每日靈修默想的參考及啟迪。考門夫人（Mrs. Chas. E. Cowman）編著的《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s），慕安德烈（Andrew Murrey）的《交通的秘訣》（The Secret of Fellowship）便屬此類。
《荒漠甘泉》最早於1954年由香港教會書室出版，是根據上海福音書房在1939年的版本。上海版由基督徒聚會處同工唐醒（守臨）及信徒周潔民編譯。[103]1956及1962年，香港教會書室再版此書，到1981年已是二十次印刷。而晨星書屋成立後，又翻印此書。後來余也魯新譯的《新荒漠甘泉》（1971），也是按考門夫人原著重新翻譯。（查譯後記）可見《荒》書廣受基督徒的歡迎。
除了《荒漠甘泉》的單本式的靈修讀物，另一類是定期出版的靈修經課。最早出版的是1951年的由輔僑出版的《靈修日知》（季刊），翻譯自英國的The Bible Reading Fellowship。每月有一查經總題，加上引言，每日一文，附有題旨、經文和釋義，篇幅約300字，供信徒每天靈修之用。1976年停刊。主編為許鎏和陳舉。另一份由衛理公會自1954年起復刊出版的《靈修日程》（雙月刊），也是據美國衛理公會的Upper Room編譯出版。[104]以上兩種屬定期出版的個人靈修輔讀物，廣為香港信徒使用。[105]而證道出版社也出版《研經日課》（Search the Scriptures : a Three Year Bible Study Course, G. T. Manley and H. W. Oldham, 1958-1960）、《每日讀經釋義》（William G. Scroggie原著，嚴雅各譯，1955）。
此外，五十年代香港聖書公會也有出版《研經日課》（W. C. Bigwood原著，潘紹華編譯，1953）、《靈修四講：基督化生活的比喻》（ A. P. Rose原著，陳舉譯，1954）及《遵主聖範》（金碧士，Thomas ‘a Kempis, 1954，英雅各、韓汝霖譯，原本由廣學會出版）。其中《遵主聖範》一書，晨星書屋於1967年出版了黃培永的譯本，書名為《效法基督》。黃的譯本原是1947年由重慶佈道雜誌社出版的。
1958年，播道會文字部出版了劉翼凌編譯的《福杯》，全書收錄了365篇短文，悉由外國屬靈名著翻譯，每篇有一標題。英文書名的副題，就是「A Meditation for Each Day of the Year」。初版後，讀者建議每篇首冠以經文，由張興仁及盧永年完成，於1960年出版新訂本。劉氏又邀請曾霖芳撰寫序言。[106]《福杯》各篇文章，原是由劉氏投給曾主編的《安慰季刊》。[107]
華人創作的靈修著作方面，大抵上仍是重印舊著，其中較受歡迎的，是陳崇桂的《靈修日新》（晨星書屋，1966）[108]及賈玉銘的《靈修日課》（基文社，1962）。《靈修日課》未幾又在台北再版，而《靈修日新》更在港多次再版，反映出信徒的需求甚大。不過，賈著原於1926年在南京出版，而陳著則於1936年在長沙初版，其在香港教會的流行，恰好反映出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出版界缺乏本土靈修著作的局面。
期刊
連續性出版的期刊一直是基督教出版事業的重要環節，在中國基督教出版史上，也不例外。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以中文出版的期刊，可說不計其數。當時，不論是宗派或機構的出版部，或是獨立的基督徒團體，幾乎都有編輯期刊出版。五、六十年代，香港基督教的文字事業，也承繼這方面的傳統。各主要出版機構，均有若干代表性的期刊雜誌出版，可說是基督教期刊的全盛時期。
在眾多期刊中，宣道書局的《聖經報》可說是具有悠久歷史，自1949年遷港後，一直沒有間斷地以雙月刊形式出版。《聖經報》內容相當豐富，闢有「按正意分解聖經」、「金燈台」、「文宣」專欄，後設「讀經深思」、「先賢之信」、「心靈小品」等欄目。再後來又設有：牧者專題文章、聖經研讀、經文默想、信仰反思、先賢哲語、聖經難題及見證等。1960年，主編包忠傑離港赴加拿大，《聖經報》乃與中華神學院的《半夜呼聲》（季刊）合刊，改為月刊，又設立編輯委員會，由滕近輝任主席，聘任陳終道牧師為執行編輯。陳氏乃是於是1959年冬，在包忠傑牧師的鼓勵下，參加《聖經報》工作。[109]除《聖經報》外，1950年7月創辦《少年良友》，為青少年信徒提供一份信仰與生活並重之讀物。1967年易名《青年良友》，1973年停刊。
證道出版社出版福音性的《燈塔》月刊，由劉翼凌（1903-1994）主編，於1956年7月創刊。金新宇（1919-）在創刊號上，便闡釋了「燈塔」的功能，在於「保護和引導航行」，引領人認識基督，使人生的航程不致迷失。[110]其設計欄目內容包括：照片、宗教、教育、家庭、衛生、傳記、科學知識、遊記、小說、詩歌、故事、寓言、笑談、餘興、英文、教會消息、書評、讀者通信等，[111]可說是份較全面的宗教刊物，主要以非信徒為對象。《燈塔》月刊最高鋒期銷量高達三萬多冊，至七十年代停刊。
輔僑出版社方面，更同期出版數種刊物。先是《福幼》於1952 年底復刊。《福幼報》（Happy Childhood Magazine）原於1915年在上海創刊，是一份以兒童為對象的月刊，初期由中國主日學合會出版，1937年改為雙月刊，後於1940年停刊。1944年以月刊形式復刊，由廣學會出版，至1948年8月再停刊。在港復刊後，最初由薄玉珍女士（Margaret H. Brown）任主編，錢愛德任編輯。兩位相繼退休後，許純欣、張宜鈞、唐可寶都先後任過主編，至1980 年停刊。每月一期，對象為小學生，內容有生活、歷史、圖畫、聖經故事外，也有要「動腦筋」的益智題，提供地理知識、手工、遊戲。部分刊載故事收錄在「福幼故事叢書」。
1953 年10 月出版《世界基督教文摘》（World Christian Digest）季刊，內容為英譯，目的「在向讀者提供世界基督教的消息」，使海內外讀者對外保持更緊密接觸，拉近與世界各地教會的距離。1958 年改名為《展望》，除譯載英文內容外，也加入華人創作。1959 年改為月刊，1966 年又再改為雙月刊，至1967 年底停刊，總123 期。主編主要為許鎏和陳舉先生。
《快樂家庭》於1960 年創刊，最初為雙月刊。出版目的是要「指導造成快樂家庭的途徑」，「不單研究家庭的理想，而且還討論家庭的實際問題」，他們覺得「基督教家庭是上帝對人類的一種恩賜。」內容有家庭問題、靈修小說、兒童故事、衞生、家政篇、香港教會動態等，題材豐富多樣。至1980 年停刊，由許純欣主編。
中國佈道會出版部於1949年9月起出版《道路》、《真理》、《生命》三本季刊，由桑安柱主編。三本季刊的旨趣各異，《道路》著重宣傳福音，研討聖工，《真理》著重神學研究及聖經講解，《生命》則以造就靈命及啟發信徒生活為目標。[112]三本季刊每月輪流出版，訂戶不僅集中本地，更遠至東南亞及英美，甚至中國內地。[113]吳恩溥對這三份刊物的評價是：「一份注重福音，一份注重評論指導，一份注重培靈造就。這不但在當時震動整個基督教出版界，在中國基督教出版界也是前無古人」。[114]但隨着桑氏離開，因人手不足，1951年9月起，三刊合併成《生命》月刊。後來計志文復因經濟原因，計劃停辦《生命》，但李啟榮認為當時教會出版的中文刊物，都是西差會主辦，只有《生命》是中國人辦，故決不能停辦。[115]
此外，在1949年11月，計志文又在香港復刊出版《青年歸主》月刊。該刊物早於1947年8月由青年歸主全國協會在上海出版，於1948年10月停刊。[116]初期仍以青年歸主全國協會名義主持，1950年9月起易名青年歸主月刊社，後來移交中國佈道會出版部。
浸信會出版部，自1963年起，出版《天糧月刊》。該刊前身是1950年代印行的《天糧季本》，登載每日靈修的材料，各方採用，異常踴躍。《天糧月刊》乃是《天糧季本》的擴充，改為月出一期，由徐松石及劉廣華合編。《天糧月刊》在供給屬靈糧食這一個大原則下，非常注意家庭的培養和家庭的祭壇。出版部殷切期望教友每家備有月刊，充分使用它為全家人從的屬靈糧食。此外，他們又非常注意每人的天天讀經，而月刊所載的天糧日給，便是這個每日分糧的意思。最後，月刊還有一個很大的注意點，就是希望教友們的家庭，多多協助教會的主日學。主日學功課，以聖經為基本的教材，以救靈培靈為主要的宗旨，與《天糧月刊》具有同一的意向。所以，月刊的天糧月給即是浸信會出版部所印行主日學季本的每日讀經。[117]
下表整理了五十及六十年代香港出版的基督教期刊，可見，在全盛時期，竟同時有十多種期刊刊行，確是一時無兩的局面。這些期刊以聖經、綜合性信仰、兒童、少年及家庭為主。但桑安柱早於1950年便批評，基要信仰背景的教會團體的出版刊物，在內容上千篇一律，都是講台、研經、見證、通訊、信箱、奮興等等，沒有特殊路線，以致不能有特殊的貢獻。他呼籲各團體能夠分工，各自劃定一條清楚的出版路線，各有專長。[118]
此時期刊行的期刊雖多，卻缺乏思想性及神學性的反省。曾擔任《展望》主編的陳舉指出，《展望》原具有一定學術性，但最後因銷路不大而停刊。這反映出學術性的期刊，「讀者範圍很狹隘，銷路自然不大」。過去中國基督教出版的學術性期刊，如《青年進步》、《文社月刊》」《真理與生命》、《基督教論叢》等，「銷售遍及全國也不及二千份」，其能夠生存，全靠特殊津貼。[119]嚴格而言，陳舉所指的「學術性」， 應為「思想性」或「神學性」。問題也不僅在於讀者，作者的缺乏，也是必須正視的。桑安柱在主編《道路》、《真理》、《生命》三刊時，也慨嘆三本刊物中，以《生命》最容易收到稿件，因為許多傳道人的寫作與他們的講章有關，至於《真理》及《道路》，便「來稿太少」，並且都是那幾位執筆人。[120]
無論如何，期刊不論是以月刊、雙月刊或季刊方式出版，涉及的資源甚大，特別是對稿件及訂戶的需求甚殷，人材及錢財，往往成為期刊未能延繼的致命傷。踏入七十年代，仍然維持出版的，只餘下《聖經報》、《青年良友》、《福幼》、《快樂家庭》、《生命》、《火柱》、《景風》、《道風》及《兒童之友》等。但到七十年代末，便只餘下《生命》、《景風》、《道風》及《兒童之友》勉力支撐。
| 期刊 | 出版機構 | 創刊復刊 | 主編 | 停刊 | 備註 |
| 《聖經報》 | 宣道書局 | 1949 | 包忠傑、王峙 | 1976 | 雙月刊，1960年改為《月刊》 |
| 《少年良友》 | 宣道書局 | 1950 | 1967 | 由《青年良友》接續 | |
| 《青年良友》 | 宣道書局 | 1967 | 1973 | ||
| 《安慰》 | 嘉種出版社 | 1950 | 曾霖芳 | ？ | 季刊 |
| 《燈塔》 | 證道 | 1956 | 劉翼凌 | 1970？ | 月刊 |
| 《福幼》 | 輔僑（文藝） | 1952 | 薄玉珍 | 1980 | 月刊 |
| 《世界基督教文摘》 | 輔僑（文藝） | 1953 | 1957 | 季刊，由《展望》接續 | |
| 《展望》 | 輔僑（文藝） | 1957 | 許鎏、陳舉 | 1967 | 月刊，1966年改為雙月刊 |
| 《快樂家庭》 | 輔僑（文藝） | 1960 | 許純欣 | 1980 | 雙月刊 |
| 《真道》 | 中華傳道會 | 1949 | 周志禹 | 1951 | 由《晨光報》接續 |
| 《晨光報》 | 中華傳道會 | 1951 | 周志禹、吳恩溥 | 1972？ | 月刊 |
| 《道路》、《真理》 | 中國佈道會 | 1949 | 桑安柱 | 1951 | 季刊 |
| 《生命》 | 中國佈道會 | 1949 | 桑安柱、李啟榮 | 1992？ | 季刊、月刊 |
| 《青年歸主》 | 中國佈道會 | 1949 | 1956？ | 月刊，後改雙月刊 | |
| 《火柱》 | 基督徒送書會 | 1953 | 曹新銘 | 1978 | |
| 《景風》 |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1958 | 1987 | 季刊 | |
| 《兒童之友》 | 播道會 | 1955 | 2004？ | ||
| 《道風》 |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 1948 | 1979 | 季刊 | |
| 《半晚呼聲》 | 中華神學院校友會 | 1954 | 1960 | 與《聖經報》合併 | |
| 《天糧》 | 浸信會出版部 | 1963 | 徐松石 | ？ | 月刊，前身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天糧季本》 |
處境：教會文字與神學文字
五十年代香港出版路線呈現多元化的發展，包括了從基要信仰到普世性的不同取向。然而，從出版機構以至出版數量方面，基要信仰路線仍佔主流。
徐牧石嘗以「教會文字」（Church Literature）來形容浸會出版社的重心：「本部的印刷品大部份集中於教會教友的訓練，和教會事工上的推展。季本編印之所以特別眾多，就是這個緣故。」這些季本包括：《天糧月刊》、《青年之道》、《少年之光》、《信徒之聲》、《女光》、《基督旌旗》、各級主日學課程、成年主日學課程、主日學教師季本等。[121]質言之，他所指的「教會文字」，事實上就是針對教會的事工及不同信徒的需要來作定位。這不僅是單一出版機構的特色，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不論從出版的書籍以至期刊的內容，均清楚反映出這種屬靈路線的取向。
部分刊物則開始探索如何針對本地讀者的需要，如《少年良友》、《燈塔》以青少年讀者為對象，內容力求創新。
但也有刊物（如《聖經報》）主要定位於闡釋聖經文本的屬靈路線，無涉於本地處境，其作者主要是西教士及來自國內的華人牧者，內容上鮮有觸及本地題材。當然，與神學教育的發展相若，文字事工的急速增長，也是由於外在因素的剌激，除個別刊物外，文字工作實際上仍相當依賴傳教士及差會在人才及經濟上的支持，仍談不上具本色的文字事業。
我們歡迎暴露社會罪惡的文章，可惜過去關於這類的來稿多屬空論，又缺乏建設性，所以只登載過路易先生「禍及兒童的連環圖畫」一篇。以後如有作者對先生所列舉的各種罪惡，分別先加以調查，就後列與事實，以充實之內容為立論之根據，「燈塔」將儘先加以刊載。 ──編者”[122]
基督教輔僑（文藝）出版社，由於承繼了廣學會的出版路線，在出版方針上，較具開放性及普世性。在1959至1966年任執委會主席的周郁晞，在總幹事蘇佩禮（Hubert W. Spillet）退休卸任時，曾總結蘇氏任期（1953至1967）年間的出版重點：（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二）現代基督教的思想；（三）聖經的解釋方法；（四）現代問題；（五）基督化家庭；（六）基督教教育；（七）創作與翻譯；（八）故事與小說。[123]其中在信仰與文化、時代思潮及，現代社會問題，以及譯經學新方法方面，在在反映出輔僑（文藝）的普世化取向，在當時整個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版圖上，具有其獨到的特色。
輔僑（文藝）另一項重要的事工，就是出版「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整套叢書的編譯工作原由金陵神學院託事部主持，把基督教二千年來的重要典籍譯成中文。籌備工作於四十年代期開始，主事者為衛理公會傳教士章文新（D. F. P. Jones）。1951年，託事部決定在美國繼續有關工作，並於美國哲吾大學（Drew University）附設編譯所。叢書包括三部，合共30多卷。首冊於1952年9月出版。[124]這套叢書，可說是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文字出版事業中，在教會及神學文獻漢譯方面的重要成果。
聖詩
唱詩是教會敬拜及聚會時不可缺少的環節，故詩集的編纂既是聖樂事工的重要工作，而詩集的出版，自然也構成文字出版事工的重點。一直以來，不同宗派傳統均自行編訂詩集，我們可見，五十年來以降，各宗派在港為滿足信徒的需要，一方面將原有在國內刊行的詩集重印，另方面也面對修訂及新修詩集的挑戰。茲簡介各主要詩集的情況：
《宣道詩》（1950）與《青年聖歌》（1951-1973）
宣道會的中文詩歌《宣道詩》是1940年由劉福群編纂，收錄了287首聖詩，但此詩集不獲差會資助印製，而是由劉氏獨資發行。[125]後來劉福群要編印《宣道詩》的琴譜本，乃邀建道女院教員王雋一之子何統雄協助，在白鶴山劉的寓所協助貼製五線譜原稿，以便製版印刷。[126]1949年，劉福群從梧州抵港，籌備建道在港復校。1950年，《宣道詩》也在香港的宣道書局出版。
1950年秋，劉福群萌生為心靈創傷的青年人編一本中英對照詩集的念頭。於是他找來從梧州來港的何統雄協助翻譯。據何憶述，當時他在劉的住所上班，第一首譯的聖詩就是 Cleanse Me （潔淨我）。 此後，他們便繼續翻譯，每譯畢五十首時，便由何發稿、植字校對、編輯剪貼及設計封面，定名《青年聖歌》，由宣道書局出版。[127]1951年出版第一集以來，至劉福群在1972年病逝，共出版了九集（1954、1956、1959、1964、1967、1968、1969、1971），劉離世前參與的第十集也在1973年出版。後來何氏仍繼續有關工作，於1981年出版第十一及十二集。1960年，宣道書局又出版了《青聖綜合本（一）》，《青聖綜合本（二）》及《青聖綜合本（三）》分別在1970及1981年出版。據統計，《青聖》單行本的印行量多年來共達353,905冊，而《青聖》之三本綜合本，其印行量約為四十萬本。[128]
《青年聖詩》第一集於1951年面世以來，一直深受各地華人教會及信徒的歡迎。劉福群指，他選擇的詩歌「着重傳福音及主再來的信息」，因此能夠受到跨宗派的擁戴，不同宗派的青年團契，均採用這本詩集。在1971年，單是第一集就售出了45,000本。[129]《青年聖歌》受歡迎的原因，除了所選的詩歌多是眾人所喜愛，以及譯詞簡明流暢外，採用中英對照編排的方式，也是受歡迎原因之一，在供人歌唱同時，又是一部英文課本。此外，亦切合了北美華人教會的需要。從中的盈利，悉數用作書局推進福音文字工作之用。[130]
《頌主聖詩》（1954）
《頌主聖詩》自1915年起即在美國的戴懷仁（I. Daehlin）領導下開始編修，終於在1920年中華信義會成立時出版了《暫用文字本》。1924年，信義書報部出版了《頌主聖詩修正本》，除文字本外，也印行了曲譜本。負責修訂的謝受靈及唐務道（Olav Dalland）將詩歌總數減至450首，其中百分之六為中文創作。1946年，中華信義會第七屆大會再次通過重修，並於1948年成立編修委會，由馬天生任主席。但因政局急變，這一重修計劃延遲到1955年才在香港完成。
1951年9月，出版部通過授權馬天生及汪爕堯二教授物色適當人員進行修訂。馬牧師在顏路裔、王翰章、朱學賢等協助下完成是項重要工作。1954年，新的《頌主聖詩簡譜本》問世，翌年，線譜本亦告出版。該詩本共有詩歌六百首，其中二百四十六首選自1920年和1924年的詩本。[131]
《頌主聖歌》（1953）
內地會沿用的《頌主聖歌》，早於十九世紀已問世使用，並於1900年作修正。1917年，成立詩歌委員會再修修訂，其於1921年出版新版，後又於1941年重訂。1950年，內地會又出版修正版，但不以內地會名義，而改由廣協書局出版，並獲楊紹唐撰寫序言。[132]內地會出版部遷港，並改組為證道出版社後，於1953年再版《頌主聖歌》，到1965年已出至十二版。
《普天頌讚》（1955）
1920年代，中國基督教六大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中華聖公會、美以美會、華北公理會、華東浸禮會及監理會），決定組成「六公會聯合聖歌委員會」，編修聯合詩歌集。1936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頌天頌讚》。1955年，輔僑在港再版《普天頌讚》。
《頌主新歌》（1971）
1940年，中華浸會書局（即原來的美華浸會印書局）深覺聖詩必須普及，為使全國浸信會之聖詩統一，乃據華北浸信議會刊行的《浸會頌主詩歌》（1932年出版）略加修正並增友短歌、新歌六十餘首合編，編輯成《新頌主詩集》，，1941年初版，計有聖詩三百首，短歌六十餘首，歌詞以國語為標準。主持編者是萬應遠夫人（Mrs. Robert Thomas Bryan）。
1957年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亞洲浸信會傳道大會中，出版組提議由浸信會出版部編纂及出版一本聖詩選集。1961年，浸會出版部正式組織一由台灣、香港及馬來西亞代表聯合組成的聖詩委員會，由威宣恩博士領導，在台北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該聖詩集的性質和進行方法，但後來又因人事變動致工作停頓。
1966年，浸信會出版部董事會決定重新整頓計劃，遂由台灣代表韓慕蘭教士、張真光教授；馬來西亞代表麥希真牧師（1969年遷港）、羅偉奇牧師（繼任），以及香港代表麥堅理教士，和張有光牧師等，組成新聖詩委員會，進行各項工作，由麥堅理教士擔任主席兼執行編輯專職。
在紀哲生於1969年加入出版社後，他擔任所有的新聖詩翻譯工作，進行修訂及重譯。1970年，聖詩集委員會公開徵求新詩集名稱，並列出詩集的五大特點：（1）在每首聖詩上，都加上一段配合著該首聖詩內容的經文章節，以便查對，使經文與詩歌互相印證；（2）包括有啟應經文分類目錄，俾便查用；（3）包括有中文歌名及首句索引、曲名索引、音調索引、首句樂句索引、樂韻索引等目錄；（4）編譯聖詩的原則，力求譯詞的自然，美麗而中國化；詞義接近原文或吻合原文的精意及風味；用字淺顯、簡易、實字、虛字，務求符合音樂的強弱；同時亦注意發揮浸信會頌主詩歌的特色。重視韻律，盡量將各首詩配上韻律，但卻不受拘束。新的翻譯，更是運用適合各種中國方言的韻律，使中國各地區或分散世界各處的中國信徒們均可分享詩韻的美麗和特色；（5）注意選用中國聖詩調及詞，集中西聖詩的大成。
1971年，紀哲生繼任執行編輯職，卒於1973年年底完成新聖詩集，定名為《頌主新歌》，共六百三十九首。
以上均屬宗派或出版機構為主的詩集。至於個人獨力編纂者，則有蘇佐揚的《天人聖歌》（1950）。
主日學教材
鑑於華人文化與北美文化的差異，福光出版社特別允許中國主日學協會按需要增刪課程內容。1960年，西教士又與華人合著「道光教材」出版，成為第一套本色化主日學教材。[133]薛孔奇接任後檢討香港分會事工，認為單單出版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較為狹隘，認為應強化對基督教教育的關注。於是，他聘任黃繼榮專責推動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發展，並於1968年開設「基督教教育中心」。[134]
美南浸信會差會的歐慕靈（Miss Mary C. Alexander）指出，當時，從中國內地返國的教士們，分別到了東南亞各地區展開傳教事工，都感到主日學材料的必要。因此，差會遠東區總幹事高賜恩博士（Dr. Baker J. Cauthen）與在港負責出版工作的杜信明（Miss Flora E. Dodson）教士商量，編印主日學材料，以應急需。[135]浸會出版部成立後，逐漸恢復出版各級主日學課本及各級助道會季本，但此等教會教材，除《信徒之聲》及成年級主日學課程之外，其餘差不多全是翻譯美南浸信會主日學部所供給的材料。[136]
主日學課程也是播道會文字部的出版重點，該課程主要據美國聖經出版社（Scripture Press）編譯，最早於1962年以油印方式出版。1965年起，正式出版初中的主日學課程。[137]
六、結語：開創基督教文字出版新局面
香港基督教的文字出版工作，相對於全國三大出版中心（上海、漢口、廣州），一直較為遜色。但中共建國後，多所主要出版機構因對前景憂慮關係，或將總部南遷香港，或在港開設分支機構，祈能保存基督教文宣的優良傳統及實力。與此同時，部分原先並無在港工作的歐美差會及個別宗派的華人領袖，也在1949年前後南下，在港重覓新機，成立文字部門；加上若干新成立的出版社，五十年代以降，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可說揭開了全新的一頁，蔚為盛觀。
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的「躍進」，可從以下數方面觀之：
其一、是出版機構的數量。有統計指香港在1960年已有教會出版機構及書店共23間，出版了超過30種的教會刊物。[138]從《香港教會名錄》可見，1956年香港的基督教出版社：宣道書局、浸信會出版部、播道書局、信義會出版社、靈光書室、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聖經會、基督教輔僑出版社、證道出版社、香港救世軍等；而書店則有：香港福音閱覽室、荃灣福音閱覽室、靈泉書室。到1969年，書局則有：宣道書局、神召會、浸信會出版部、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區會、晨光報社、聖道出版社、播道會文字部、信義宗聯合文字部（道聲出版社）、靈修日程、復興月刊、證道出版社、救世軍香港軍總部、聖經公會、中華神學院出版部、中國基督徒送書會、東南亞主日學課程編委會、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協基出版社、福音團契文字部等；書店：（美北）浸信會門市部、晨光書局、靈光書室、播道書室。
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香港新成立的出版機構，不論是出版社或是宗派出版，大部分均是從上海遷移來港的。如宣道書局、內地會出版部（證道出版社）、聖經會（香港聖經公會）、中國主日學合會（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分會）、廣學會（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宗派背景的有中華浸會書局（浸信會出版部）、福音書房（香港教會書室）、中華傳道會、中國佈道會、靈糧堂、衛理公會等。中國基督教文字出版重鎮，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呈現出上海南移至香港的局面。而上海南移的出版機構，絕大部分均為屬靈派背景的，只有基督教輔僑繼承了廣學會的傳統。這對香港教會的屬靈傳統的溯造，構成了深遠的影響。
順帶一提，上海屬靈派對香港出版事工的影響，也體現在兩所神學院上──伯特利神學院及中華神學院。伯特利神學院易於1947年遷港，當時任教的曾琳芳，便曾協助內地會出版部（證道），後來又成立嘉種出版社。而中華神學院在1964年復校前，便由一群旅港校友，以校友會名義出版。
其二、因政局關係，原先不少國內資深文字工作者，或隨差會組織撤至香港，或隨大量難民遷徒南下。這批資深的中西文字工作者，部分曾任內地出版機構的主持者或編輯，也有長期參與創作的文人。如包忠傑、曾霖芳、周志禹、薄玉珍、徐松石、桑安柱、吳恩溥、曹新銘、劉翼凌、李啟榮等，大大促進了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的發展，開創了劃時代的局面。
由於五十年代的香港聚集了不少基督教文人，在吳恩溥推動下，聯同桑安柱、周志禹等，於1955年5月假晨光報社舉行文人座談會。出席者包括：周、桑、滕近輝、林證耶、彭子材、楊濬哲、吳恩溥、林治生、鄭果、古樂人、劉翼凌、何統雄、師道弘、曾霖芳等。各人一致同意，成立「香港基督教文社」（Hong Kong Christian Writers’ Fellowship），並推選桑、周、吳三人統籌。6月11日，文社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社章，並推選周為主席、劉翼凌為副主席兼司庫、吳恩溥為書記兼幹事。文社的宗旨是：「以聯絡基督教文字工作人員之感情，交換寫作經驗，溝通出版消息，提高工作效能，促進神國事工」。
吳恩溥指出，從立會至1958年4月三年間，共舉行例會十七次。演講主題包括「重譯聖經的必要」（呂振中）、「基督徒作家的資格」（白光照）、「一個外人如何看文字工作」（余也魯）等。文社也曾組織參觀星島日報社及英文虎報社。[139]在六十年代，文社仍有舉行定期的例會。[140]據了解，文社至2011年始停止每月的聚餐交流。[141]
其三、香港取代上海成為基督教出版事工的中心。
得指出，部分刊物在初期仍有強烈的中國取向，大量佈導國內教會的消息及動態，反映其關懷中國教會的特色。不過，到1952年後，這些內容亦趨減少。[142]
不過，由於國內政局關係，香港出版的書籍刊物，在五十年代後已難以運回內地，故其主要的銷售市場及服務對象，已不是中國大陸。當然，仍有一些在港出版的書籍以不同方式傳到內地，但其數量畢竟有限。與此同時，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服務的對象，亦不局限在香港，而是進一步拓展至台灣、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教會。
例如，證道出版的《燈塔》「特別歡迎華僑居留地的特寫」，反映出當時在港基督教文字工作的重要關懷。該刊也在台灣、星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日本、美國、英國、澳洲、新西蘭、瑞士、南菲設通信處。
從1949至1952年8月間，香港聖經會合共印了廿八版聖經，十二版新約全書及九版的單行本（主要是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總數達2485975冊，除了國語本外，尚有廈門語、華黎族語、東黎族語、Bunman族語、越南語等。聖經供給的地區，除香港及台灣外，更達東南亞各國（如緬甸、暹羅、越南、馬來亞、印尼、菲律賓、日本、南洋群島），甚至新西蘭、南美洲、墨西哥、美國、印度及歐洲及南菲等處。[143] 香港成為全球中文聖經供應中心，除中文聖經外，又印製其他中國方言及不同國家語文聖經。[144]
可見，五十年代以後，隨着出版重心南移，香港基督教出版事業的格局起了根本變化。上述南遷或新成立的出版機構，不論是否具有宗派背景，均不以香港本土為唯一的服務對象，而是定位於面向東南亞以至全球各地的華人教會。當然，具宗派背景的出版機構仍會回應本地宗派信徒的需要，但其市場定位，也呈現了若干「跨宗派」及「跨地域」的取向，建立了全球性的市場網。如浸信會出部版，在1968年為例，在香港印行的書籍達五百種，而各項刊物的銷流額，以香港為最大，台灣次之，星馬又次之，再次則為泰國。此外並且遠達菲律賓、日本、韓國、印尼、越南、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非洲等地。[145]
相對而言，在港歷史較長的宗派，其出版特色，反而是以服事本地教會及信徒為主。例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在1957年改組後，即出版《會訊》月刊。聖公會港澳教區在1953年3月起出版《港澳教聲》，每月出版一期，主要報導教區及牧區消息及動態。香港浸信會聯會亦維持出版其《月刊》。
總的而言，香港成為華人教會文字事工的重鎮，其影響面已超越香港地區，遍及東南亞，以至全球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
[1] 邢福增：〈消毒改造——建國初期的基督教出版事業（1949 -1957），氏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2增訂版），第四章。
[2] 在上海的六家基督教出版機構：廣學會書局、中國主日學合會、福音書房、青年協會書局、中華浸會書局、中華聖經會，獲出版總署出版管理局核准，以私營出版社名義登記。參出版總署出版管理局編：〈全國私營出版社、雜誌社、報社名單（截至1953年12月31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頁686。
[3] 參《聖經報》復刊第二卷第四冊，1948年。
[4] 包忠傑（Paul H. Bartel）著，何頌賢譯：《包忠傑自傳》（香港：宣道出版社，2006），頁159。
[5] 〈緊要啟事〉，《聖經報》復刊第三卷第二冊，1949年。
[6] 〈緊要啟事〉，《聖經報》復刊第三卷第五、六期，1949年。
[7]〈宣道出版社的異象和使命〉，《宣道出版社通訊》，第二十一期，1996年8月，頁1；〈宣道出版社百年大事回顧〉，《百週年閱讀嘉年華》（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頁7。
[8] 〈包忠傑牧師生平年表〉，《一代基督忠僕：包忠傑牧師紀念文集》（香港：聖經報復刊委員會，2002），頁6。
[9] 袁瑒：〈「中國之後何處去？」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國際傳教運動之全球地域化進程〉，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頁95。
[10] 賴恩融（Leslie T. Lyall）著，唐華等譯：《萬有賴主》（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1988），頁97。
[11] Mrs. K. A. Price, “Literacy on the Increase,” China’s Millions, 57:1 (January 1949): 7.
[12] “Late News from Shanghai,” China’s Millions, 57:2 (February 1949): 20.
[13] 〈內地會在香港編印福音單張〉，《道路》，第1卷2期（1949年12月），頁19。
[14] 〈內地會出版部大量印發書刊〉，《道路》，第2卷5期（1950年9月），頁19。
[15] 有關內地會撤離中國的決定，參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共產運動與中國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頁225至228；236至237。
[16] Phyllis Thompson, China: The Reluctant Exodus: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from China (Littleton, CO: OMF International, 2000), Ch.5. 另董艷雲（Phyllis Thompson）：《耶和華以勒：內地會百週年見證》（香港：證道出版社，1965），頁第10章。
[17] Fred Mitchell, “Let Us Go On: 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Mission Leaders Held at Bournemouth, England, Nov. 17 to Dec. 1, 1951,” China’s Millions 60:1 (Jan. 1952): 1-2.
[18] “Literature,” China’s Millions 59:11 (Nov. 1951): 179.
[19] 不過，香港前景是否安全，也使其考慮是否要另作部署。 “Literature,” China’s Millions 59:12 (Dec. 1951): 185.
[20] Marvin Dunn, “Providing Spiritual Weapons,” China’s Millions 60:7 (July 1952): 108.
[21] “Literature,” China’s Millions 69:1 (Jan. 1952): 15.
[22] Marvin Dunn, “Providing Spiritual Weapons,” 108.
[23] Marvin Dunn, “Providing Spiritual Weapons,” 108.
[24] 袁瑒：〈「中國之後何處去？」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國際傳教運動之全球地域化進程〉，頁97。
[25] 海氏原為內地會芝罘學校教員，後任證道出版社駐香港同工，1956年任英國本部同工。郭氏原於西康省康定傳教，來港後任證道出版社幹事及代理監督，服務至六十年代初。參袁瑒：〈「中國之後何處去？」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國際傳教運動之全球地域化進程〉，附錄六「CIM-OMF老中國通出中國後的履歷」，頁304、310。
[26] Kenneth H. Price, “Christian Witness Press,” Millions 60:6 (June. 1952): 95. 自1952年4月起China’s Millions 易名為Millions。
[27] 麥興仁：〈香港聖經會工作報告〉，Report and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1949-50-1951,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Hong Kong Auxiliary, 2-5.
[28] 〈港主日學事工動態〉，《道路》，第1卷7期（1951年3月），頁29。
[29] 1933年，美國加洲「好萊塢第一長老會」基督教教育主任米雅博士（Dr. Henrietta Mears）創辦「福光出版社」，負責編寫及出版主日學課程。
[30] 一九七一年，香港中國主日協會與證道出版社合併為福音證主協會。《齊上路，興神家──福音證主協會二十五週年特刊》，頁8。
[31] 何世明：〈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繼承廣學會工作〉，《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慶祝廣學會創立一百週年特刊》（香港：該會，1987），頁25。
[32] 彭紹賢：〈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工作之回憶〉，《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慶祝廣學會創立一百週年特刊》，頁31。另何世明：〈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繼承廣學會工作〉，頁26。
[33] 蘇成溢：〈歷史的轉捩點——從一九五一到二○○一〉，《文藝通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四十五周年特輯》，第十七卷第6期，1996年11月，頁8。
[34] 陳淑芬：〈歷來出版刊物〉，http://www.cclc.org.hk/bookp_share_details.php?id=42。
[35] 戰前，杜明信在中國接掌培賢女子神學院（1936-1941被囚於赤柱俘虜集中營），1949年因時局離院來港，即從事文字傳道工作，一面在顯理中學授聖經課，一面編寫福音單張，成為浸會出版部的先驅，著有《真光之道》及《約翰福音的研究》等書，1958年退休，參歐陽佐翔：〈杜明信——一位可敬的女教士〉，《天糧月刊》第三十三期，1965年9月，頁12，15。
[36] 張豪安：〈杜明信教士追思會後〉，《天糧月刊》第三十二期，1965年8月，封面裏。
[37] 希佐治（美南浸信會東亞區幹事）：〈祝賀浸信會出版事業我十週年〉，張之信編《中華浸信會出版事工捌拾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9），頁26。參〈中華浸信會文字事工八十五週年大事記〉，歐陽佐翔主編《浸信會文字事工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頁47。
[38] 參〈中國浸會出版事工紀畧〉，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第一輯：大陸地區）》（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1），頁180。
[39] 徐松石：〈我與浸會文字事工〉，歐陽佐翔主編《浸信會文字事工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頁9。
[40] 參〈中國浸會出版事工紀畧〉，頁182。
[41]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台北：台灣福音書房，1991），頁367。
[42]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台北：台灣福音書房，2001），上冊，頁340至341。
[43]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道聲75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道聲出版社，1988），頁11。
[44]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頁12。
[45]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頁13。
[46]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頁13。
[47] 高潔：〈道聲出版社〉，《基督教週報》，期419（1972年9月3日）。
[48] 吳東初：〈靈修日程中文版之報告〉，《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香港台灣臨時年議會第一屆（成立）會議錄及年鑑》（1956），頁75至76。
[49]吳東初：〈靈修日程〉，《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台灣香港臨時年議會第二屆會議錄及年鑑》（1957），頁60。
[50]周振勇：〈靈修日程雙月刊〉，《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台灣香港臨時年議會第五屆會議錄及年鑑》（1960），頁49。
[51] 溫饒：〈本堂的文字事工〉，《港九靈糧堂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堂，1959），頁16。
[52] 周志禹：〈復刊辭〉，《真道雜誌》，第13期（1949年9月），頁1。
[53] 周志禹：〈晨光報發刊公啟〉，《晨光報》，創刊號（1951年5月），頁1。
[54] http://www.lws.edu.hk/intro/history/cnec2.html。
[55] 〈湖南聖經院舉辦函授部〉，《真理》，第1卷1期（1949年10月），頁22。
[56] 〈湘聖經院函授部繼續招收新生〉，《道路》，第2卷5期（1950年9月），頁19。
[57] 楊偉民：〈深井靈光堂的歷史〉，單張。惟單張指祈氏於1948年離世，有誤。祁氏葬於香港墳場，從碑文可見，逝世日期為1949年5月26日，終年73歲。祈夫人（Winifred A. Clift）後於1966年9月離世，終年89歲，與祈醫生合葬。
[58] 〈靈光書室〉（廣告），《燈塔》，第16期（1957年10月），頁33。
[59]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90。
[60] 〈港安慰季刊聖誕前問世〉，《道路》，第1卷6期（1950年12月），頁28。〈嘉種出版社發行培靈福音叢書〉，《道路》，第1卷7期（1951年3月），頁29。
[61]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f Management for the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held on Jan. 17th 1958 at European YMCA, Kowloon. CSCCRC Archives.
[62] 賈保羅：〈發刊詞〉，頁1至2。
[63] 余也魯：〈他傳──記膝牧二三事〉，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出版社，2009），頁29。
[64] 高潔：〈聖公會出版社〉，《基督教週報》，期652（1977年2月20日）。
[65] 高潔：〈香港逐家文字佈道會．環球華僑文字佈道會〉，《基督教週報》，期630（1976年9月19日）。
[66] 劉翼凌：《枯杖花》，卷一，見證篇。
[67]〈燈塔信箱〉，《燈塔》，第四期（1956年10月），頁30。
[68] 蔡蘇娟：〈此病綿綿廿九年〉，《燈塔》，第四十五期（1960年3月），頁15。
[69] 〈燈塔信箱〉，《燈塔》，第八期（1957年2月），頁30。
[70] 〈編後話〉，《燈塔》，第二期（1956年8月），頁32。
[71] 〈贈閱《燈塔小說集》〉，《燈塔》，第十六期（1957年10月），頁29。
[72] 周天和：〈我怎樣為燈塔文章〉，《燈塔》，第一百期（1964年10月），頁34至35。
[73] 劉翼凌：〈編後話〉，《燈塔》，第十二期（1957年6月），頁31。
[74] 編者：〈「燈塔」在全世界〉，《燈塔》，第十三期（1957年7月），頁1。
[75] 編者：〈甘苦四年〉，《燈塔》，第四十九期（1960年7月），頁1。
[76] 「薜孔奇覆邢福增函」，2013年1月2日。
[77] 吳恩溥：《筆兵七十年》，頁204。
[78] 「薜孔奇覆邢福增函」，2013年1月2日。
[79] 編者：〈甘苦四年〉，《燈塔》，第四十九期（1960年7月），頁1。
[80] 〈七十五年來大事記〉，《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頁91。
[81] 黃作：〈創刊詞〉，《基督教週報》，期1（1964年8月30日）。
[82] 謝扶雅：〈略談香港教會一般教會的使命──賀聯會基督教周報出世〉，《基督教週報》，期1（1964年8月30日）。
[83] 譚希天：〈賭外圍馬狗與馬經狗經：立法局議員應採行動訂例制裁〉，《基督教週報》，期1（1964年8月30日）。
[84] 李志剛：〈懷念余也魯教授：傳理系之父利用恩賜揚教理〉，《基督教週報》，期2509（2012年9月23日）。
[85] 〈新的需要〉，《建道通訊》，第3期（1963年6月），頁2；轉引自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207。
[86]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207至208。
[87] 陳舉：〈文字主日〉，《展望》，期30（1959年6月），頁1。
[88] 〈基督教協進會文字事工主日〉，《基督教週報》，期4（1964年9月20日）。
[89] 〈文字事工禱文〉，《基督教週報》，期4（1964年9月20日）。
[90] 高潔：〈基督教文字工作促進會〉，《基督教週報》，期654（1977年3月6日）。
[91] 薜孔奇：《同顯主榮：一位機構事奉者的歷程》（香港：作者自印，2010），頁4至5。
| 1950 | 1951 | 1952 | 1953 | 1954 | 1955 | 1956 |
| 3 | 35 | 59 | 24 | 2 | 1 |
[93] 張之信：〈浸會文字事工的回顧與展望〉，歐陽佐翔主編《浸信會文字事工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頁11。
[94] 劉翼凌：〈編後話〉，《燈塔》，第一期（1956年7月），頁32。
[95] 馮壽松：〈本社金禧紀念回顧與前瞻〉，《文藝通訊》，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01年1月，頁1。
[96] 張之信：〈浸會文字事工的回顧與展望〉，頁11。
[97] 周天和：〈我怎樣為燈塔文章〉，《燈塔》，第一百期（1964年10月），頁34至35。
[98] 陳舉：〈二十年來基督教出版界──講於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聯誼會大會〉，《基督教週報》，期325（1970年11月15日）。
[99] 師道弘：《教會事工平議》（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4），頁18。
[100] 高潔：〈道聲出版社〉，《基督教週報》，期419（1972年9月3日）。
[101] 高潔：〈宣道書局〉，《基督教週報》，期420（1972年9月10日）。
[102] Helmut Bintz, “Devo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Vol. 1 eds. by Erwin Fahlbusch et al. (Grand Rapids: Eerdmans & Brill, 1999), 830.
[103] 任鍾祥：〈我所知道的《荒漠甘泉》〉，《金陵神學誌》，期19（1993年12月），頁105。
[104] 吳東初：〈靈修日程中文版之報告〉，《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香港台灣臨時年議會第一屆（成立）會議錄及年鑑》（1956），頁75至76。
[105] 〈介紹兩種靈修讀物〉，《基督教週報》，期74（1966年1月23日）。
[106] 曾霖芳：〈序〉，劉翼凌編譯：《福杯》（香港：播道會文字部，1960新訂本），頁1至2；又〈再版附記〉。
[107] 劉翼凌：《枯杖花》（香港：宣道書局，1970），頁34。
[108] 現時可見，《靈修日新》在港重印最早的版本是1966年，但據1982年袁楊月良的〈再版序〉：「一九五八年九月晨星開辦，先夫出版這書，幾經艱困才得以出版」。估計早於1966年晨星書屋已重印此書。得注意，《靈修日新》一書在港重印時，作者是「陳馬可」，「馬可」（Marcus）是陳崇桂的英文名字，為何晨星捨陳崇桂而用陳馬可，筆者估計，是因為陳崇桂在五十年代參加三自有關。
[109]〈宣道出版社百年大事回顧〉，《百週年閱讀嘉年華》（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頁6；陳終道：〈思念包忠傑牧師〉，《一代基督忠僕：包忠傑牧師紀念文集》（香港：聖經報復刊委員會，2002），頁14。
[110] 金新宇：〈燈塔〉，《燈塔》，第1期（1956年7月），頁1至2，18。
[111] 〈投稿簡則〉，《燈塔》，第1期（1956年7月），頁32。
[112] 桑：〈發刊的話〉，《道路》，第1卷1期（1949年9月）。
[113] 〈編者言：機會與誤會〉，《真理》，第1卷2期（1950年1月），頁3。
[114] 吳恩溥：《筆兵七十年：一位筆兵事奉主七十年的回憶錄》（台北：校園，2008），頁50。
[115] 計志文：《五十年來事奉主》，頁61。
[116] 計志文：〈復刊獻辭〉，《青年歸主》，第2卷1期（1949年11月），頁1。
[117] 詳參徐松石：〈天糧月刊的啟步〉，《天糧月刊》第一期，1963年1月，頁1。
[118] 桑安柱：〈教會刊物的路線〉，《生命》，第1卷2期（1950年2月），頁3。
[119] 陳舉：〈二十年來基督教出版界〉，《基督教週報》，期325（1970年11月15日）。
[120] 桑安柱：〈本刊一週年〉，《生命》，1卷4期（1950年8月），頁3。
[121] 何華：《浸信會出版部》，《基督教週報》，第423期（1972年10月1日），版3。
[122] 〈燈塔信箱〉，《燈塔》，第廿三期（1958年5月），頁31。
[123] 周郁晞：〈卷首語〉，《展望》，期119（1967年4月），頁1。
[124] 金陵神學院託事部：〈編譯基督教歷代名著弁言〉，《衛斯理約翰日記》（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1），頁3至4。另本社資料室：〈三十六年大事記〉，《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慶祝廣學會創立一百週年特刊》，頁43。
[125]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3），頁150。
[126] 何統雄：〈從《青年聖歌》到《生平聖詩》〉，《文宣》，2010年7至8月，網上版，http://www.evangellite.org/2010/07/01/從《青年聖歌》到《生命聖詩》-何統雄/。
[127] 何統雄：〈從《青年聖歌》到《生平聖詩》〉，《文宣》，2010年7至8月，網上版，http://www.evangellite.org/2010/07/01/從《青年聖歌》到《生命聖詩》-何統雄/。
[128] 浩然：〈伴我們成長的《青年聖歌》〉，《基督教週報》，期2466（2011年11月27日）。
[129]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頁151，153至154。
[130]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頁153。何氏憶述，有一年《青年聖歌》銷售的收入，竟夠支付宣道書局全部員工該年的薪金。參何統雄：〈從《青年聖歌》到《生平聖詩》〉，《文宣》，2010年7至8月，網上版，http://www.evangellite.org/2010/07/01/從《青年聖歌》到《生命聖詩》-何統雄/。
[131] 蕭克諧：〈七十五年來的道聲出版社〉，頁12。
[132] 〈楊序〉及〈頌主聖歌序〉，中西同工合編：《頌主聖歌》（香港：證道出版社，1965年十二版）。
[133] http://chinesechristianeducation.blogspot.hk/2010/09/blog-post.html。
[134] http://chinesechristianeducation.blogspot.hk/2010/09/blog-post.html。
[135] 歐慕靈：〈浸信會出版事業的沿革〉，《香港浸信會聯會月刊》，1954年11月，頁1。
[136] 張之信：〈浸會文字事工的回顧與展望〉，歐陽佐翔主編《浸信會文字事工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頁11。
[137] 高潔：〈播道會文字部〉，《基督教週報》，期670（1977年6月26日）。
[138] 有統計指，一九五九年香港印行了七十萬冊聖經，本地只銷了十分之一，其餘都是供應了東南亞以至全球各地的華人教會。師道弘：《教會事工平議》，頁15至16。
[139] 吳恩溥：《筆兵七十年：一位筆兵事奉主七十年的回憶錄》，頁
[140] 〈香港基督教文社，舉行冬季例會〉，《基督教週報》，期23（1965年1月31日）。
[141] 「薜孔奇覆邢福增函」，2013年1月2日。
[142] 例如，《道路》、《真理》《生命》及《青年歸主》等刊物，於一九四九至五一年底設有教會動態的版面，除香港本地情況外，更大量報導國內教會的動向。
[143] 麥興仁：〈香港聖經會工作報告〉，Report and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1949-50-1951,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Hong Kong Auxiliary, 2-5.
[144] 〈聖經工作在香港〉，《香港聖經公會四十週年紀念特刊暨一九八九年年報》（香港：該會，1989），頁5至6。
[145] 參〈中國浸會出版事工紀畧〉，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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