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出版聯會成立30週年,回顧香港基督教文字工作發展——陳培德

基督教出版聯會成立30週年,回顧香港基督教文字工作發展——陳培德 1949-1968年期間,香港的教會文字出版機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由出版社自行掌控,以社方為主作人事、經費和行政決策,每年由各宗派中遴選成員邀任為董事為輔的出版機構。這類出版社包括前身是廣學會的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1年在港成立;1965年易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聖經公會(Hong Kong Bible House,後改稱為 Hong Kong Bible Society)等。第二類全由宗派教會或相關差會實際控制,由教會年議會中選出或委任成員組成董事會,全權管理一切。如中國內地會主理的中國主日學合會(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後成立中文出版部取名證道出版社)、浸信會出版部(Baptist Press;1980年改名為浸信會出版社)、宣道書局(Alliance Press)、信義宗聯合出版部(Lutheran Missions Literature Society)等。第三類是由華人教牧或信徒領袖獨力經營的出版社,如桑安柱的甘霖出版社、蘇佐揚的基督教天人出版社、余也魯夫婦的海天書樓(1960年)、王正偉的種籽出版社(1968年)等。 這時期的出版物多為因應教會和信眾的實際屬靈需要,包括出版聖經(和合本);各大宗派教會重編或重印詩歌集(如《普天頌讚》、《頌主詩集》、《頌主聖詩》、《青年聖歌》等);供應教會中、小學校和堂會宗教教育課程課本;重印經典名著和神學著作(如輔僑出版社再版前金陵神學院託事部翻譯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等);以及出版一些廣受信徒喜愛的著名華人牧者作品(如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賈玉銘等)。由於當時社會資源短缺,書籍出版以簡單和價廉為原則,免費贈書尤受歡迎。 教會出版社除了書籍外,也支持期刊出版,使期刊如雨後春筍般在港發行,如《聖經報》、《少年良友》、《青年良友》、《福幼》、《橄欖》、《燈塔》、《基督教週報》、《中國信徒月刊》等先後創刊,使教會出版事業逐漸熱鬧。 繼往開來,自1969-1978年間,西方對香港的援助減少,華人教會自立自養自傳的呼聲高奏,教會出版事業開始陸續由華人接棒主政,逐漸不再在經濟和人事上的倚賴西差會和海外資助。 1969年,台灣信義會殷穎接掌由台港兩地信義會聯合管理的信義宗聯合出版部,成為該社首位華人社長,正式易名為道聲出版社,揭開這時期的序幕。殷氏在十三年任內,分別在兩地推出暢銷的「百合文庫」(殷氏主編)和「人人叢書」(顏路裔主編),把基督教出版物以彩色封面印製及線膠裝訂,成功推向教外市場,拓展新貌。1970年,浸信會出版部推選徐松石擔任總幹事,致力推動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匯通。1971年,海外基督使團之證道出版社改組成福音證主協會,由薛孔奇出任總幹事,成功把純以出版為主的事工變成文字出版、教導和培訓的多元服務機構。 1970年代,香港教會出版界還有幾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其一是1973年9月《突破雜誌》由蘇恩佩、蔡元雲等人成功創刊,成為首份在書報攤公開售賣的暢銷基督徒期刊,改變了教會對福音預工的理念。該雜誌以後催生了突破機構,以及旗下的《突破少年》和出版部門。 其二是容保羅於1976年因《聖經新譯本》和《當代聖經》開展翻譯、出版及銷售所需,創辦天道書樓,以連鎖店和商業手法,經營教會出版和零售事業,對保守和傳統的華人教會來說是翻天覆地的轉變。 其三是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United Christian Publishers Service Ltd.;即基督教出版聯會前身)於1977年成立,在普世基督教傳播協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撥款協助下,為本港八間基督教出版社在荃灣購買聯合倉庫,希望促成教會出版事業在未來有更多、更緊密的合作和成長。 由1979至1997回歸的十八年間,基督教文字工作進入多元創新期。 大陸改革開放,香港面對九七回歸,這個時期教會出版業界加強與國內接觸和連繫,同時也加速在國際的部署和發展。宣道出版社(1980年由宣道書局改名,由許朝英擔任首位華人社長;1984年在加拿大 Edmonton 成立北美分社)、福音證主協會(1990年組成國際福音證主協會,協調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各區會事工)、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1996年改組成立,由港、澳、台、馬、新和美加六個華人浸信會聯合管理)等先後在海外成立分部或書室。 這個時期值得一提的還有:基道書樓於1981年成立,由製作和門市事工發展至成為出版、發行和門市均茁壯成長的出版機構;其中1997年創刊的《基道閱讀》前後達7年40期,以及在2002年遷入旺角現址經營書店,都是業內矚目的事件。1987年是重要的年頭,首先有卓越書樓成立,以門市零售、籌辦講座、出版書籍、製作聲帶等要務,在教會和神學界中掀起一陣風潮,後於1993年改組為基督教卓越使團。《時代論壇》於同年創刊,打破教會週報多年來由《基督教週報》壟斷的局面,讓福音派教會多了一個發表的媒體。還有當代聖經出版社於11月成立,目標是把聖經翻譯成淺白易明的當代文體,使大眾能明白,1992年改組為國際聖經協會,至2003年脫離美國的國際聖經協會獨立,成立漢語聖經協會。 神學書籍出版方面,各大神學院(如中國神學研究院、建道神學院、浸信會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中大崇基神學院〔前稱「崇基學院神學組」〕等)開始定期出版神學期刊,又鼓勵華人學者出版著作,加上各出版社繼續出版和翻譯各類神學著作,甚至敢於回應時局發展和社會議題,亦有個別學者(如唐佑之、楊牧谷等)願意投身寫作,令相關出版尚算熱烈。另外,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和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社多年來的誤會仍未化解,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乘時崛起,由前者在北歐差會直接贊助經費,經過兩年試辦,至1995年正式註冊成立,以推動基督教中國化、與其他中國宗教的對話和出版學術性著作為主要範圍。 此外,海天書樓於1989年11月出版《聖經啟導本》,集聖經、註解、輔讀、串珠、索引、讀音、釋義、插圖和手冊於一爐,成為當時出版界大事,至今仍深受國內外教牧和信徒好評樂用,歷年銷量達數十萬。1990年代初,啟創電腦分析有限公司出版了功能強大的《聖經工具》(Almega Bible Tools Library)光碟,加上成功發展共用平台,利便各大出版社把印刷書籍轉換成電子書籍出版,改寫了教會出版業的歷史。香港基督教零售業協會(Christ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H.K.) Ltd.)在香港成立,改變了過往規模較大的書店自行在美國加入CBA會員的模式,致力成為出版商、供應商和零售書店的溝通橋樑。還有影音產品及音樂產品的製作和銷售漸漸發展為由較專業的機構代理(如 ACM、以琳、影音使團等),相信亦是大勢所趨。 1997回歸十年至今,筆者稱之為整合再發期。香港回歸帶來港人無限的憧憬或恐懼,絕不是瞬間可以平伏的事實。回歸將近十年,教會出版業界的發展其實有限,主因有人才短缺、閱讀風氣低迷、資金不足、出版社對製作投資裹足、台灣的出版業界開始主導市場、青年一代熱衷使用電腦產品等。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雖然在零售和出版事工上歷史悠久,卻一直至回歸前後才在出版、批發和零售作全面發展,1995年更獲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授權擔任港澳地區首個獨家代理機構,2000年10月底又在銅鑼灣鬧市開設「新書館」,成為教會界矚目新聞。香港以琳書房雖在短短十年間在港開設了六間門市,且多設在鬧區或百貨商店內,裝潢美侖美奐,惟銷售的多為影音產品和高檔禮品,與主流教會關係尚待加強。榆林書店於1997年成立,是基督徒經營非宗教書室的範例,近年更經營國內簡體字書籍銷售,惟精神面貌未見明確。影音使團在2000年3月開始進軍有線電視台頻道,至2003年3月成立「創世電視台」啟播,對信徒閱讀風氣滋長卻步似非全是正面的。 展望未來,香港教會出版事業若要在兩岸三地教會和信徒廣大的需要中繼續發揮影響,遠大的眼光和團結、長期的委身和投入、專業管理和分工、人才培訓和儲備、知識內涵的裝備和充實都是不可忽略的要素。平情而論,香港的基督教出版社一直有可取之處,如較具國際視野、對本土處境和神學課題敢於探究、著作原創性遠較其他地區為高(湯清基督教文藝術得獎作品一直鼓勵本地作家的原創性)等。不過,相較於近年佛教著作的普遍和深入民間,就人文關懷和倫理的應用和實踐而言,華人信徒的著作便顯得尤其不足,每多流於信仰與文化脫節、生活圈子狹隘、信仰不能生活化等困局,當走的路尚遠!(本文獲准節錄自第三十三期《基道文字事工通訊》,謹此致謝) (作者為德慧文化有限公司執行長,電郵:ptchan@vwlink.com.hk)

我們的黑暗與光明,台灣出版產業未來十年的課題——郝明義

我們的黑暗與光明,台灣出版產業未來十年的課題——郝明義 前言 2006年11 月一個深夜,我正在趕寫一本書。半途打開email,得知《民生報》停刊。台灣從1987年解嚴,繼之而來的報禁解除、百花齊放,到這一年《民生報》停刊,整整二十年。 就台灣這個沒有出版產業專業報刊的地方來說,《民生報》的文化與出版新聞版面,以及參與這個版面的資深記者,一直為大家所倚望甚重。現在這個報紙和版面消失了,我的感受,一如窗外濃沉的夜色。 2007年2月的台北國際書展,我在路上遇見一家版權代理公司的人,談起市場的情況。以這家公司而言,過去很長時間以來,台灣購買外文版權書,不論是「預付款」還是「年度結算版稅」的指標,兩者都高於大陸。近幾年,大陸的「預付款」指標越來越高,超出台灣,但是「年度結算版稅」則還是台灣領先。但是就在2006年,大陸首度連「年度結算版稅」的支付,都高過了台灣。台灣出版業開始設法與國際出版社會接軌、購買外文版權,大約也始自解嚴的1987年,一路發展到出現這個分水嶺,也是二十年的光景。 除此之外,這兩年,不論出版業上中下游的哪一環,退書率大幅上揚,書籍的銷售日益往暢銷書與滯銷書兩極化分裂,成為話題。到2006年,這個撕裂的現象終於成為出版業界普遍承認的不可承受之重。出版業墜入谷底已是共同的認知,各人不同的揣測,只是這個谷底還要低盪多長時間。如果回顧解嚴之後出版業普遍感受到的那種上升、欣欣向榮的氛圍,這也是一段二十年時間的相對照。 這種種因素讓我相信,台灣的出版業,真正是告別了一個二十年的時代。我們要面臨的,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 接下來,2007年年中,出版業發生一些風波,我執筆寫了一份報告。其後,想到應該就最後的結語部份做更進一步的引伸與說明,所以在八月底決定擴大探討的範圍,另寫一篇文章,把這段時間的思索與體會,與同業,以及社會上其他關心出版與閱讀的人來分享,並討論。 倉促之間寫就,疏漏之處難免,請大家指正。也先對寫作過程中曾經接受訪問,予以指點過的諸位致謝。 一,過去二十年,台灣出版產業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下來時路。回顧,有助於體會今後的路程和過去將有何不同。我認為,要談論出版產業,不能光就出版產業來談,必須把出版產業和社會的其他環節綜合來看。出版產業之發展,涉及五個環節: 第一環,經濟景氣與國民所得 第二環,社會與思想之開放程度 第三環,教育與閱讀環境的氛圍 第四環,相關科技之發展 第五環,才是出版產業本身的發展。(我在這裡談的出版產業,含了上游的出版、中游的經銷,以及下游的零售書店。) 出版產業的這一環,在任何時空都是受前面四個環節所影響的。(出版產業規模大的時候,則可能回頭對前面四個環節產生影響與推動。)所以要談台灣出版產業,不能不先看其他四環對我們的影響。 那麼我們就看看前面這二十年的時代,這些環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二十年,我分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7至2000年;第二個階段,則是2001至2006年。 先看第一個階段。 【熠熠生輝的第一個階段:1987至2000】 1987至2000這第一個階段,是今天大家經常以「美好時光」 稱呼的那段時間。(對某些出版社而言,可能更前面的時間才是「美好時光」,但那不是本文的探討範圍。) 在這一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到,是前面和出版產業相關的其他四個環節都有積極的因素在成長。 第一環,經濟景氣與國民所得 1. 國民所得破一萬美元(1992年)。 2. 股市最高曾站上一萬二千點。 3. 各種金融機構之開放成立。 4. 「台灣錢淹腳目」,大家的口袋麥克麥克。 5. 不但列名「亞洲四小龍」,還是為首。 第二環,社會與思想之開放程度 1. 戒嚴撤除。長期的政治禁忌消失。 2. 社會上其他的種種禁忌也跟著消失。包括同性戀在內的各種禁忌議題,日益被正常看待。 3. 挖掘禁忌的政治人物、還原政治禁忌事件的真相,是大家熱烈的需求與興趣所在。 4. 其他許多領域裡的許多議題,也都有人有興趣討論,以求彌補過去戒嚴時代只能風聞或傳說的不足。 第三環,教育與閱讀環境的氛圍 1. 大家渴望教育體制的改革。教改開始啟動,本意是還給學生在教科書與考試參考書以外的自主閱讀探索。 2. 整體而言,師長均比過去更加重視多元閱讀。過去主要透過直銷人員銷售的套裝童書開始解套,進入書店銷售;父母除了過去偏重對子女各種「知識百科」的閱讀之外,開始重視「繪本」、「故事書」的讀物。 3. 解嚴之後的媒體開放,從報紙而電台而有線電視,提供了比過去更多可以探討閱讀相關課題的版面與節目。這些版面與節目的內容、人物與主持人,往往又回過頭來成為書籍內容被閱讀。 第四環,相關科技之發展 1. 電腦硬、軟體普及。各種電腦排版工具風行,使得圖書的編輯、設計出現種種新的可能。尤其便於圖文整合的書籍發展。 […]

當前台灣圖書零售通路行銷戰之我見——Zen

當前台灣圖書零售通路行銷戰之我見——Zen 熱鬧的圖書行銷戰 這兩年,台灣圖書零售市場上掀起了一波波行銷戰。新書上市前,得贈閱試讀本、在網路上大量轉寄書籍相關文稿、資訊,找名人推薦。出版後,不但要搶攻零售賣場的新書平台,還要能夠大堆落地陳列,店頭更是貼滿促銷海報,設置主題專區,書籍本身則是給折扣、送贈品,搞特別封面,辦新書發表會、簽名會、徵文、抽獎等活動,弄得熱鬧非凡。 台灣的出版業者,之所以會開始搞起行銷戰,和近年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各家新出版品的品質大幅提升(封面設計、字體版型等水準越來越高),想要讓自家商品脫穎而出,非得透過行銷不可。因而,行銷戰變成出版人可接受的一種商業模式,過往「好書我自出之,讀者自會青睞」的銷售模式退位。 然而,光是如此,行銷戰應該不致於演變成如此大規模而全面。我認為,全通路行銷的崛起,應該和《哈利波特》、《魔戒》、《達文西密碼》在台灣鋪天蓋地的行銷戰贏得銷售佳績(國外的全球圖書行銷手法的參考),還有近年來影視與出版複合經營手法日漸純熟有關。舉例來說,演藝人員配合偶像劇、唱片宣傳而出版新書的現象日增,且多能取得不錯佳績。 另外,配合電影上市,推動原著小說銷售的情況也越來越多(舉例來說,《東京鐵塔》的中文版,出版社早就拿下,但卻刻意延到影片代理商也拿到電影版中文版權後,確定上演時間,才設定出書時間。另外,風靡全台的《佐賀超級阿嬤》的電影版權,也是出版方建議電影代理商去向日方拿,且趁著電影上市熱潮,硬是又推了一波銷售)。 上述經驗,讓台灣出版人慢慢從電影、演藝事業等不同方面,練習和通路建立綿密而複雜的大規模圖書行銷手法,逐步演變出當前台灣圖書市場上的新書行銷戰。 圖書行銷的益處 從好的方面來看,至少台灣書市上大搞行銷的重點書,絕大多數都是值得一讀的精采好書,沒什麼禍國殃民或傷天害理的東西。其次,肯砸錢、搞行銷,代表出版人看重其產品,願意花工夫推銷。其三、就目前為止來看,能夠發起全通路行銷活動的重點新書,都能獲得不壞的成績。例如號稱破千頁,內容又是生硬科學報告組織而成的德國小說《群》,行銷策略成功,目前發行量已破十萬。這樣的成績,對於老是抱怨台灣閱讀、買書風氣不盛的說法,是一種有利的反駁。 行銷戰的市場衝擊 然而,通路大打行銷戰,也不全然都是正面效益,也造成了台灣出版市場的一些變化。例如下游通路限於店面坪數、坪效、週轉、庫存值等限制,將最黃金的店位,把大量的庫存值全都撥給了有能力作全通路行銷的少數重點新書,其他沒有能力作大規模行銷的新書,其下量大幅縮水。 結果,圖書市場上竟也出現了M型雙極化化現象,一端是大打行銷戰的重點新書熱賣不輟;一端則是不打行銷戰的普通新書默默上市,再默默下市,常常連基本起印量都賣不掉。 出版人與通路商見行銷戰推動暢銷書卓有成效,便日復一日的追逐能夠大搞活動、大賣其書的重點新書,把一般新書的推荐銷售全都丟到腦後,更嚴重的,甚至危害到書店長備商品結構的組成(因為書店必須撥出越來越多的庫存值,以承擔重點新書的超級大單),逐漸損及過往的「長銷書」週轉率。 讀者們面對書籍市場上琳瑯滿目的優質商品,除了熱情捧場,卻也在不知不覺間,讓自己的閱讀習慣與市場推薦新書結合在一起,失去自主選擇書籍閱讀的能動性。 另外,台灣出版人和通路商為了追求高業績,仰賴翻譯作品的情況也日漸嚴重(因為,自製書拿不出那麼多可供全市場行銷又能保障銷售的產品),代理商獨強,看似百花爭鳴的零售市場上的暢銷書,其實不少全都來自同一代理商手上。拉高一點來看,台灣書市的榮景,竟然受制於極少數的版權代理商,實在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廣大圖書市場閱讀品味的不自覺的逐漸統一在代理商的喜好上,似乎也不是太好的事情。成熟的閱讀市場,理應是大小眾分流,且多元豐富的。 至於追求業績的出版者,一旦建立起只要肯花大錢,買下國際上的暢銷書,再砸錢搞行銷戰,就能取得不錯業績的思維的話,台灣出版人投資本土自製書的意願,恐怕越來越低。而越不願意投資或推廣,則本土自製品越出不了頭。惡性循環下的結果,恐怕台灣的出版量雖然大,銷售成績也亮眼,但所閱讀的內容,卻是和台灣較少直接關係。這樣的情況,有點像台灣的電影業。本土自製品曲高和寡,好萊塢電影則是屢屢熱銷,獨強代理商,而本土文本創作者則苦哈哈,只能仰賴政府補助(對台灣的創作者來說,一年數百個的文學獎嚴然就是變相的政府補助)。 莫淪為行銷軍備競賽——圖書販賣,不該只重行銷 「行銷」能讓重點新書奪得好成績,固然可喜。出版者當然應該賺取合理利潤,善用行銷增加銷售量也沒有錯。然而,如果出版者的經營重心完全往行銷倒,零售通路也為銷售業績是問,不能節制行銷戰層級的升高,不在乎其他小眾讀者的經營(眼下大型連鎖通路只把下量額度留給有行銷宣傳預算的重點書,擠壓其他書的情況就是一例),長此以往,將演發出不可收拾的行銷軍備競賽,台灣出版產業將完全變成一個賺取利潤,毫不在意文化與社會影響的產業,對於台灣的閱讀風氣,甚至圖書銷售,都不是件好事。 台灣掀起大規模的圖書行銷戰不過兩三年的光景,然而,圖書宣傳的規格已經越來越高,贈品越來越豐富,限定版本越來愈多,抽獎獎品越來越好,各種漫天蓋地的行銷花招,將會讓消費者越來越挑剔,要求越來越高。就像才不到一年,試讀本已經失去其吸引力。從好的方面來說,行銷戰的嚴苛化可以督促出版人動腦筋、花工夫思考如何聚集買氣。然而,與其花時間想如何促銷、迎合讀者,為何不把同樣的時間心力放在提出好的出版企劃,做出精采好書? 若加上台灣圖書市場上原本就已經相當嚴重的折扣戰問題(行銷戰的圖書並不能因此避開折扣問題,也就是說,贈品要送,折扣同樣要給),若再加上未來各種原物料(例如紙張)成本不斷上漲,勢必將大幅衝擊出版者的淨利賺取。 就像創作有寫給作家(精英、小眾)看和寫給大眾(普羅、大眾)看的兩種分類一樣,健康的圖書市場,也應該大小眾分流,在大眾閱讀市場努力搶攻銷售業績的同時,應該也要給小眾閱讀市場,留下一條生存活路。畢竟,普羅大眾型的讀者雖然是衣食父母,是出版者獲利來源。然而,菁英小眾型的讀者,更多是內行/重度讀者,甚至同時是生產者、製造者。 若出版不能兼顧培育(下一代)生產者、製造者的任務,只顧賺取業績而出版迎合普羅大眾讀者需求的作品,則長此以往,台灣的圖書出版的自製內容將越來越弱,仰賴代理商提供外國作品的力道將越來越強,台灣出版產業將被全球市場給併吞,淪為出版佃農,上繳權利金,配合出版先進國而推出中文翻譯作品,促銷其創作,則屬於台灣自己的思考形式、文化模塑、文字使用方式等等,全都被外來文化侵入,淪為文化殖民地。 無力提出屬於自己土地的思考與作品的出版產業,太過仰賴他人提供養分,即便擁有再高的銷售數字,賺得再高的業績,都只是夢幻泡影,建基在太多不確定性上,始終不是長久之計。 當前的市場競爭激烈,行銷大眾市場固然繼續要做(賺取利潤),但是,長遠深耕出版產業的基礎建設也不能忽略(例如培養企劃編輯,建立選書、組書的團隊;培養自己的作者群,不過分仰賴外來出版者提供作品),台灣出版產業的發展才能長久,也才有機會走進東亞,邁入世界。 文/Zen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zen/3/1305311162/20080331234053/

如果你想做翻譯——oc

如果你想做翻譯——oc 在「書工社群」站上,有個職業譯者的登錄服務,我在上面註記的附加條件是:「懇辭新手」。這個條件引來幾位想做翻譯的朋友表示質疑。他們認為出版社應該給想做翻譯的新人一個可以入行的機會,不然大家都不接受無經驗的譯者,「不知道有經驗的譯者哪來」? 這當然是個現實的問題,我們確實也應該為想要入行的人提供一點管道,免得阻斷新人入行的興趣。但「懇辭新手」卻又是經過現實慘痛教訓之後終於總結的結論,所以我大概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寫這篇文章,重新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說清楚。最後再給真的想要入行的人,一點具體的建議。希望這樣可以滿足大家。 首先談一下(從一個編輯的角度看)如果你想做翻譯,應該具備的四個條件:語文、勇氣、信仰和紀律。呵呵,這種條件好像是去應徵牧師,不是翻譯啊?且聽我道來。 一、語文:良好的原文理解能力 這句話本來是廢話,但不幸偏偏有很多人就是沒有自知之明,他們對「理解原文」這件事,缺乏足夠的理解。 我總是碰到一心想藉由翻譯,來增進自己語文能力的同學。如果這件事只是個人的自我練習,那就是好事,但如果你想爭取翻譯的,是一本未來將要公開發行的書,這件事就很可能會變成災難。因為:翻譯遠比任何人想像的更困難。 理解原文不是靠認文法和背單字。 通常要理解一篇外語文章,你需要有夠多、夠廣的一般常識,並了解作者的寫作背景,而且還要熟悉主題相關的知識和文化脈絡。可是太多朋友以為只要靠一本英漢字典就可以搞定翻譯工作,現在更糟的是只要有 Google 大家就都以為凡事皆可解了。 大部份字彙問題無法靠 Google 解決,甚至也不應該靠英漢字典解決(應該用英英字典)。因為文字是活的,而英漢字典是死的。 二、勇氣:如何解決專業知識問題 理解原文的第二個麻煩是,每一篇文章都有不同的專業知識或文化脈絡,如果不是該主題的專家,你通常對文中小從人名、地名,大到核心的概念都無法掌握。 當然,這並不是說你必須擁有數學文憑才能譯數學文章,或者擁有餐飲系文憑才能譯食譜,面對專業的特殊主題,雖然你最好要有多於常識的背景知識,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於承認我不知道」的能力。 沒有人能夠對一本書所牽涉的主題百分之百理解,即使是跟作者同行的博士教授也一樣(理由詳見「編譯同盟」一文)。面對浩瀚的知識大海,譯者唯一可以倚仗的武器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譯者必須「勇於承認我不知道」,這樣可以讓想要協助的人快速切入問題所在,而不是在良莠不齊的半成品譯稿中,費盡千辛萬苦,只找到一半問題。所以要理解原文,一是語言能力問題,二是要夠勇敢(願意承認我們的無知)。 (在此特別向編輯同行呼籲一下,我們的工作應該鼓勵譯者「勇於承認我不知道」,承認譯者有權利說我不知道,甚至要求譯者一定要把不理解的地方如實說明,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找適當的專家解決問題。) 三、信仰:「譯文要像中文」 「譯文要像中文」是已故譯者思果先生的翻譯主張。在我的編輯生涯裡遭遇到的新手譯者最常見的問題就是,他們譯出來的中文通常生硬得無法卒讀,而且更奇怪的是,他們通常不知道自己的稿子有這種問題。 從新手譯者到稱職的譯者,最大的難關就是譯文能不能讓人讀起來像中文。大部分無法做好翻譯工作的人不是他的中文表達能力不好,而是他無法跳脫原文的制約。翻譯新手寫正常文章的時候,中文還不錯,可是一譯起文章來,簡直就變成外國人寫中文。 許多人說譯者應該要具備良好的中文表達能力,這一點是天大的誤會,因為能寫中文,和能譯出好中譯,中間是個寬大無比的鴻溝。如果你對「譯文要像中文」的信仰不夠堅定,那麼中文表達能力對譯出好中譯是無能為力的。良好的中文表達能力,根本不是好譯者的重點,好譯者的重點是你要有本事擺脫原文的束縛。 遺憾的是,大部分新手不是不會寫中文,而是不曉得如何擺脫原文。 四、最後是紀律 翻譯一本書是個艱苦的長期抗戰,可惜沒有經驗的人通常不知道。即使你提醒他,因為沒有親身被十萬、二十萬字折磨過,所以他們通常也不重視那個提醒。 隨便一本十萬字的書,即使是抄書,一天抄五千字,你也要持續抄寫二十天完全不間斷,才有可能抄完。而新手譯者面對十萬字的翻譯工作,他們可以密集工作十天,然後開始自己給自己放假,等到編輯開始催稿,各種理由就出現了,等到理由掰完,最後就是搞失蹤。編輯忙了半年最後卻是一場空。 老經驗的譯者則完全不同,他們自律嚴謹,一天應該譯完多少字,自己就會安排,並且自我督促,最後準時完工。翻譯工作也像馬拉松賽跑,沒跑過的人根本不可能想像整個過程有多艱苦,而沒經驗的人也不知道如何配速,避免在一開頭就把力氣放盡。 紀律問題跟前述能力一樣,不只是意志問題,也包括如何讓自己按部就班的方法,一天做完一天該做的分量,不貪功,但也不停頓。紀律是靠意志、經驗和方法而完成的。 ※ ※ ※ 以上就是一個受歡迎的譯者需要具備的條件。你當然可以想像,哪個新手辦得到這些。特別聲明一下,這是一個編輯(或者說業主)的觀點,而不是學術的觀點。 如果這些說明擋不住你從事翻譯工作的熱情,底下是過去我曾經說過的建議,在此重新補列: 翻譯是需要經驗、學養和毅力的行業,不是去麥當勞打工(即使是麥當勞打工,也是需要訓練的),你至少應該先自我訓練。以下是我認為最基本的功課: 一、每天用業餘、課餘時間開始翻譯,每天規定自己譯出一千五百個中文字,連續三個月不間斷,題材不拘。 如果你辦不到,或者辦到了,但是想想這種生活不是人過的,那你正好跟我一樣,屬於不適合當翻譯的人。 二、去買一本思果的《翻譯研究》,熟讀三遍。 此書最近有新版上市(大地出的),不難買到。對此書,我只有一句話可說:什麼!你沒讀過這本書也想做翻譯? 三、把你最後一周的一萬字譯稿,隨便丟給任何一個同學、朋友或家人,看他們能不能讀得下,能不能讀得懂。如果你朋友讀不下去,沒關係,你可以從第一點從頭再來一次,直到你的稿子別人讀得下去為止。 做到這三點,你就「有資格」可以向出版社毛遂自薦了。(請注意,只是有資格而已,我還沒提到翻譯正確性的問題。) 別再抱怨出版社不接受新人譯者了,你要先證明你自己才行。 文:oc http://b-oo-k.net/blog/blog.php/2008/355

比小說更精采的真實故事——應仁祥

比小說更精采的真實故事——應仁祥 前一陣子,有機會捧讀傅士德的《屬靈傳統禮讚》,這本書將基督教的屬靈傳統區分成六個,分別是:靜觀,聖潔,靈恩,社會公義,福音,以及道成肉身傳統。傅士德除簡單介紹每一傳統的內容與特色外,還分別從聖經,歷史,以及當代的教會裡,尋找該傳統具代表性的人物,用故事性的筆法將這些人物生平作了精采的介紹。 過去其實看過不少傅士德的書,但總覺得和他不太來電。可是這一回,或許是因為傅士德展現了他說故事的功力,我竟深深被《屬靈傳統禮讚》吸引。我喜歡傅士德介紹的彼得,也喜歡被分進靈恩傳統裡的使徒保羅;更讓我愛不釋手的,就是講沙漠教父聖安東尼那段,傅士德從亞他那修的傳世經典《聖安東尼傳》擷取精華,將一個滿有睿智,同時也滿有聖靈能力,能醫病趕鬼的聖安東尼,描繪的栩栩如生。 讀著讀著,我不禁把《聖安東尼》和台灣紅過好一陣子的日本奇幻小說《陰陽師》做了對照,有了聯想;日本的《陰陽師》,與聖安東尼一樣能醫病趕鬼,而他們醫病趕鬼的方法背後,也同樣帶著某些宗教思維與人生哲理。假如《聖安東尼傳》要出中譯本,單單把書名取為《聖安東尼傳》,恐怕只有真的熟悉靈修傳統的人才會賞臉,這就非常可惜。可是如果能取個比較輕鬆的書名,好比《沙漠裡的陰陽師》,或《基督教的哈利波特》之類,讓從不認識聖安東尼的人,也有機會因書名緣故對這書產生興趣,或許更能讓聖安東尼的故事流傳出去。 這就讓身在基督教出版社工作的我,想到了自己一直以來的一個夢想:成立一個新書系,將基督教傳統的「傳記」、「見證」書籍,改用精彩的「真實故事」來包裝和推廣。 會有這個想法,最早最早,應該是從大塊出版社那裡得到的啟發。記得自己真真正正看完第一本大塊出的書,是多年來長銷不墜的《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喜歡作者用乾淨筆法處理生死議題的功力,看完之後大受感動。我自己讀書有個習慣,就是喜歡的書,便會去看看這書是在哪個書系,而同書系裡又有哪些書,心想這些書應該也會一樣好看。這樣的習慣驅使下,我便研究起《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是在哪個書系。原來,書系名字叫「mark」,而在書系下面則有一個簡單的標語:「這個系列,標記的是一些特別的人、特別的事件與活動。」 再翻開書的最後,看看有沒有有關「mark」這個書系的其他書目,結果發現幾乎都是紅極一時的佳作:《潛水鐘與蝴蝶》,一個只有眼球能動者寫的書;《風聞有你,親眼見你》,一個記者的癌症手扎;《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一個掀起拉丁美洲革命者的旅行手記;《遲來的拳王》,一個拿下拳擊冠軍的牧師傳記──對了,就是傳記。原來,mark系列其實是「傳記系列」。 然後,我才恍然大悟,並且佩服起大塊的編輯來(是啦是啦,我知道郝明義是我的偶像……)。假如,大塊只是用傳統的「傳記」概念來包裝上述這些書,我很懷疑這些書還有可能這麼受歡迎嗎?人們一聽到傳記,很直覺就想到小時候讀過的愛迪生、愛因斯坦等科學或藝術家傳記── 一方面覺得,那些講的都是「偉人」,可以遠觀,但和自己沒什麼相干;另一方面,又會認為「傳記」應該是屬於小孩的「兒童讀物」,早已出了社會的我們,自然可以免疫。 可是大塊編輯厲害就在這個地方,他們先用「mark」系列來替代「傳記系列」,避開了讀者會有的「傳記偏見」;其次再用「標記」這個語帶雙關的辭彙,來撰寫書系的標語,不但現代感十足,也開啟了讀者的興致;最後,取的書名也刻意避開「某某某傳」的方式,而以溫暖或留有想像空間的名字取而代之。於是乎,一個票房毒藥的「傳記叢書」,脫胎換骨,不但成了過去十多年來台灣書市裡最受矚目的書系(後續還有《乞丐國王的時光指環》、《搖滾記》、《愛像非洲一樣寬》等著名的作品,講到《搖滾記》和《愛像非洲一樣寬》,這書可不可以有基督教出版社版啊),也開始了所謂「比小說更好看的真實故事」這出版浪潮(參2007年六月十七日的中國時報開卷版),幾家重要的台灣出版社,如遠流,便以標榜真實故事絕非小說的「故事館」,來推動類似的出版方向。 從大塊,從遠流,我看到了一群愛讀「傳記」,卻不喜歡「傳記」這個名稱的讀者,正在慢慢成形。反觀乎基督教出版界,包括我自己工作的地方,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讀者存在。我們看到一本書,內容講一個人(或某些人)的生平,或是他生命中發生的事情,很自然地就會用「傳記系列」或「人物見證」等概念來包裝,就是書名也跳脫不出「某某某傳」的框框,殊不知這樣的呈現方式,其實很容易落入既有的「成見」裡,讀者看到「傳記」二字,很快就「轉台」,並不曉得自己原來就是出版社想要接觸的讀者。 這也是為什麼,成立一個新的書系的夢想,逐漸在我心中醞釀。多麼希望可以有一個類似「mark」系列或「故事館」概念的書系,來將傳統被歸類為「傳記」的好書,重新打理推廣出去。我門要告訴讀者,不要再用「傳記」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好書,事實上,這些書裡滿有的是「精采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不要你做偉人,卻希望帶給你感動,讓你更能看見世界的美好,更能體會上帝的慈愛,進而讓生命慢慢地改變。 底下只是初步把基督教出版社過去的傳記和見證,作點這方面的調整與嚐試,書系名稱我想到一個「grace」,標語可能就是「對於恩典,我們需要的不是知識。而是故事。」(呵呵,眼尖的人一定知道這是改寫自大塊的「touch」系列) Grace 對於恩典,我們需要的不是知識。而是故事。 已出書目 (1)《渴求恩典的孩子》(原書名《這是我的立場–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道 聲) (2)《愛上青蛙的生理學博士》(原書名《韓婆婆傳》,校園) (3)《十九歲的天才佈道家》(原書名《司布真傳》,以琳) (4)《牧師的大冒險》(原書名《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雅歌) (5)《劍橋的七個小夥子》(原書名《劍橋七傑》,校園) (6)《與疼痛做朋友》(原書名《神奇的雙手》,校園) 即將出版 (1)《在愛中成長》(在現實世界中,這書將以《她是我的寶貝》為書名出版) (2)《愛在一個充滿恐懼的地方》(Love in a Fearful Land: A Guatemalan Story,盧雲著) (3)《上帝的愛很危險》(The Long Loneliness,Dorothy Day自傳,美國有名的女性社會運動家) (4)《說個恩典的秘密》(Telling Secrets,作家Frederick Buechner的自傳三部曲之一) (5)《愛去賞鳥的領袖》(John Stott: The Making of a Leader ── A Biography of the Early Years,這是斯托得的傳記)

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趙崇明博士

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趙崇明博士 今天在座的都是基督教出版界的前輩和一班資深的同工,坦白說,我是最沒有資格上台分享的一個。不過為何我仍然答應大會在這個場合分享呢?主要的原因是,我認定上帝給我兩個很清晰的召命——就是從事神學教育和文字工作,我若然不在神學院教書就會在出版社事奉。我對文字工作有負擔,非常肯定文字的價值,正是這份信念促使我上台跟大家分享。剛才提過,從出版的專業來說,我是外行人,不過我今天很想從自己的本行,即是從一個神學工作者這個身份來跟大家對文字事工做些少神學反省,我為以下的分享定了一個題目:「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 促使我想起這個題目和分享的內容的就是一位當代著名的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他曾經形容他的神學思想的其中一種特色就是「在邊界上」(On the Boundary)。我想挪用他這個觀點再借題發揮來跟大家討論一下,在現今這個教會和社會文化的氛圍底下基督教出版及文字事工正在處於一種甚麼景況裡面?我會分六點來講: (1)若從一個國家領域的中心點來說,「在邊界上」其實等於身處某一領域的外圍或邊緣,換言之,「在邊界上」實在含有「被邊緣化」的意思。相信大家都承認,自從西方社會進入理性主義及啟蒙運動的年代,基督教神學和信仰在社會上就開始「被邊緣化」,就算直到今日,在香港社會裡面,基督教神學和信仰「被邊緣化」的情況不見得有改善。何況,眾所周知,在一個所謂「後文字」的年代裡,書籍和文字的價值和存在意義同時處於「被邊緣化」的過程當中,而且被「邊緣化」的形勢似乎愈來愈不妙。最不幸的就是基督教出版社無可避免不身陷上述神學及文字這雙重「被邊緣化」的危機當中,更不幸的是今日教會裡面似乎愈來愈多信徒甚至傳道人不重視神學和文字,不喜歡閱讀,於是基督教出版社甚至「被教會和信徒邊緣化」,各位業界的同工,我們真的面對很大的困難。「在邊界上」,「被邊緣化」,究竟基督教文字事工將會成為夕陽工業抑或能夠險中求勝?有沒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如何可能? (2)我相信任何一間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機構都必然意識到自己無時無刻都身處異象與市場、理想與現實、讀者群的小眾與大眾的「邊界」之上,當然我們知道異象與市場兩者不一定對立,理想與現實之間也不一定矛盾,難道我們不可以出版一些又叫好又叫座的書籍嗎?不過在現實的閱讀文化的氛圍底下,實在不容許我們否認身處理想與市場這條「邊界」之上的那種難以駕馭的張力。在上述基督教神學「被邊緣化」的情況底下,理論上我們要出版更多思考性和神學性的書籍(例如關於Karl Barth和Tillich神學的書)去抗衡神學「被邊緣化」的問題,但這類書不會有太多人買,難道我們可以不考慮市場麼?畢竟這亦是一盆生意,在異象和生意的「邊界」之上,如何定位? (3)大會其中一點很想我講的是「基督教出版事工在公共空間的影響力」。我想講基督教神學在公共空間的影響力正正就是田立克這位神學家一生最大的關注,大家都知道「在邊界上」其實就是一種處於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居間(in between)的狀態。田立克作為一位文化神學家意識到自己正是處於神學和文化兩個不同領域的邊界之上,於是他窮一生的努力去思想如何促使這兩個領域可以互相對話,彼此之間可以互相關聯。我從來肯定基督教機構(無論出版社也好、神學院也好)是必須為教會而存在,這定位非常重要。換言之,當我們要去思想和訂定出版社的出版路向時,必須要配合上帝所賦予教會在世上存在的使命,問題是我們如何界定這使命?如果傳福音是教會的大使命,我們怎樣理解福音?教會在世俗文化和公共空間這領域當中爭取發言權和發揮影響力是否教會應有的使命呢?舉例來說,我們知道香港有一些很出色的基督徒文學家,她們的作品在非基督徒、甚至在非基督教的文化圈子裡得到很大的認同,在他們的作品裡,可能只是隱隱約約地看到基督信仰的痕跡,基督教出版社是否願意出版這類的書?出版這類作品是否在實踐福音使命?也許基督教出版機構正正要在這種神學和文化、信仰的私有化空間和社會的公共空間這邊界上去配合教會繼績思考前面當走的路。 (4)如果「在邊界上」就是一種處於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中間(in between)狀態的話,我們就應該要承認及接受我們身處這種狀態中必然有的一些特性,例如模稜兩可(ambiguity) 和猶豫不決(indeterminancy),並由此而導致身份迷失(disorientation)的危機。當我們「在邊界上」繼續經營文字事工的時候,我覺得能夠經常意識和承認自己會迷失方向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我們能經常擁有一份身份迷失的危機感也是相當重要,也許我會稱之為一種「迷失中的清醒」。 (5)田立克在其On the Boundary這本書裡面曾經為他自己「在邊界上」這觀念作了這樣的解釋:「在邊界上」的意思是「站於不同存在的可能性中,既非完全贊同也非完全否定任何一方。」當然我們可以將這句話消極地理解為模稜兩可(ambiguity),但也可積極地理解為由於承認這個世界確實存在不同的可能性,因而在心態上應要有更大的空間容納更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由於「在邊界上」存在不同的可能性,積極地看,這些可能性正為我們提供更大的創作空間。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文化固然不斷在演變當中,就算基督教信仰的內涵和神學也不是鐵板一塊,一成不變。「在邊界上的基督教文字事工」更加不可能獨沽一味,永恆不變,本來文字事工理應就是一門文化創意產業,在現實充滿種種困難甚至惡劣的經營環境底下,我們更加需要祈求我們這位創造萬物的主賜給我們更多具有前瞻性的創意和異象。 (6)「邊界」固然一方面猶如「門檻」,意味著我們可以穿過它不斷地來回於不同的領域之間,這是一種跨界的行動;但「邊界」亦可以被理解為「界限」,因此它亦應該同時扮演一種阻止我們不應該隨便越界的功能,在神學上,「邊界」、「界限」跟「分別為聖」這觀念息息相關。(參出十九章,在二十章頒佈十誡之前,上帝命令摩西要在山的四圍定界限,不準百姓上山,叫山成聖) 因此,「在邊界上的文字事工」最終應該要被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為聖。這是甚麼意思?如何可能?簡而言之,尤其當我們強調基督教文字事工需要在公共空間跟文化對話,以及承認理想與市場現實之間的張力的同時,必須謹記我們事奉的首要對象不是文化、不是市場、不是讀者,惟有上帝的道才是我們事奉的對象。不要忘記永遠都是圓心及由圓心伸展出來的半徑決定圓周,因此甚麼是圓心很重要,文化、市場、讀者的口味、甚至讀者的需要永遠不應該代替上帝的道成為我們事奉的中心點或焦點,惟有如此,上帝的道就成為我們的圓心而可以規限著我們的邊界,提醒我們不要被世俗文化、市場、讀者的口味等事情同化,不要輕易被這些事情牽著鼻子走。誠然,出版是一盆生意,對同工來說也是一份謀生的工作,不過,它同時是上帝交託給我們一份尊貴的事奉和使命。

第十屆文研會心得──李鴻志牧師

第十屆文研會心得──李鴻志牧師 第十屆文研會於10月25-27日在台灣信基大樓會議廳舉行。這是我參加過內容最豐富、討論最具體的文字事工研討會,我把自己所看、所學的心得跟您分享。 首先要感恩的是,藉召會長老的邀請,讓這次文研會能在信基大樓舉行(原本要在萬里太平洋度假村)。長老說:「跟基督教書展同地舉行,更有意義。」果真如此,同地舉行的同時,讓我們看到召會弟兄姐妹的接待,顯出國際級的水準來,讓與會的每個同工都甚感欽佩。召會弟兄們的盡心竭力,是非常成熟的主內肢體,值得我們一起來效法。 為何我會說這是內容豐富的研討會呢?因為我們有一群從美國、新馬、香港、中國、台灣的基督徒出版業者,一起相聚來探討「蛻變中出版事業的使命與策略」。大會所請的講員都是一時之選、所探討的也都是出版界最切身的問題。因為文字工作是為主得人的工作,所以不可 能空口白話、或不去面對真實問題。此次由於主題切身,所以少有人離席,絕大部分的同工都是有始有終地參加,最後也是依依不捨地離開。 這次講員所講的太多了,我不能全分享到,所以只把我所見、最激動我心的部分提出來,跟大家分享;若有人另有感動,可再補充上去。 第一天下午,是由張淑瓊姐妹以誠品書房兒童書店為例,談「書店經營的專業與遮蓋」。她讓我們思想了「活動需要辦那麼多嗎?商品需要存那麼多嗎?書櫃需要塞那麼爆嗎?報表需要那麼多嗎?為甚麼還在加班?」原則是,很累又沒有益的事需要減少。同時她也讓我們思想 ──走櫃的邏輯思考、調櫃的次數、平台更動的次數;原則是調動賣場,思考客人的需要是甚麼。 晚上,則是張文亮老師從作家身份談「華人創作的出版與發展」。他謙卑地論到自己是怪里怪氣的人,才會去作一些怪里怪氣的事。他挑戰我們有否可能從啟示錄去寫愛情小說?從約伯記去寫武俠小說?從但以理書去寫科幻小說?他在職場上盡忠、在工作之餘寫作,還能得 到各式各樣的獎項,讓大家都為之佩服。但他也說:「獎項是最攔阻作家繼續前進的。」所以他把所有的獎項都丟到垃圾桶了。他也說,身為一個作家,要去體察時代的需要、嗅出周遭的味道、聽聞身旁的歎息;所以文學創作力,乃來自那些緊緊跟隨上帝腳蹤的人。若作家不知道需要、不嗅 味道、不聽歎息,才會寫出那些屬靈八股的文章出來。 施以諾老師則談到「如何培訓基督徒作家」。他表示:「一個作家怎麼活比怎麼寫更重要」、「基督教文學的深度是以深入人心的程度來衡量。」 蘇文安老師提到「一車水的故事」。這是我第二次聽到的,但這一次才更掌握了他所說的重點;亦 即在最緊急時,消防隊員的水不是為眼前的需要而救災,而是聽從更高指揮官的指示,因為他比我們都更清楚整個需要的優先順序。要知道自己的呼召為何,才不會被身旁的需要搞得疲於奔命,卻不知意義為何。 隔天,是中國地區的報告,其實對北美、台灣、香港、馬來西亞而言,大陸的文字工作如何進展,大家都非常關心。我個人很佩服大陸書房、出版者的謙卑,他們看到自己的渺小及經驗粗淺,但外人也看到他們的熱情與信心。他們渴慕學習,並熱情邀約我們組團去栽培他們寫 作、出版的訓練。 接著,是北美蘇文哲弟兄(使者書房)談北美的書房經營工作,蘇弟兄問:「為何遊子吟如此暢銷?」有個弟兄回應:「大陸問:『有沒有神?』台灣問:『哪一個是神?』」只要破除他們無神論的觀念,他們回轉歸向真神的機會就非常大。《遊子吟》就是這類的書,大約五 分之一的人讀完都會相信主。接著蘇敬活牧師談(書花書室)報告馬來西亞的情形,讓不熟悉該地的同工都更深認識了當地的書房工作。馬來西亞,西馬有35家書室、東馬有15家;新加坡有50家,但大部份都是以英文書籍為主。 下午則是探討「傳統出版與數位出版的整合與因應策略」,邀請到遠流「智慧藏學習科技」的主編杜麗琴女士、香港天智出版的孫遜樂弟兄、台灣福音書房的呂伍峰弟兄,及世新大學劉耀仁教授來分享。四位都有相當傑出的專業分享,其中福音書房所推出的數位產品,算是台 灣基督教界的最先端;他們以讀者所需為導向來開發產品,並把《生命讀經》原版放到網路上去供讀者免費下載,反而使實體書賣得更好。劉耀仁教授談「面向數位媒體匯流趨勢,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策略思考」,他說:「數位時代,免費產品在某種程度上是必須的。」他舉一個美國重金屬音 樂作例子,他們的創作CD放到網路上供人免費下載,然後有相同的CD,依不同客戶的需要有價格美金5元、20元、300元的內容,結果賣得最好的是300元(裡面不但有CD,還有歌手簽名照等附件)。這就是分版行銷中的 「價格差異化行銷」。要創造讀者與出版機構成為伙伴關係,才能有創意行銷。科技發展並不改變需求本質,科技可讓需求本質更有效率、更有趣味、更虛榮地表達。 晚上則是港台兩地的「華文市場分區研究報告」。這是對書房、出版、行銷大調查的報告。這樣的調查報告坊間的書房是沒人會作的,因為有自己的商業祕密在其中。基督教出版社也是如此,但無論如何,這次總是跨出了彼此信任的第一步。我覺得我們應該為每一家出版社賣 得最好、賣得最多的書而感恩,因為他們都是我們的弟兄,我們是一起把最好的書賣出去的,這是整體出版社的光榮。其實從別人的成功處,我們可以學到許多功課,所以不要藏私,大方地告訴大家,讓同業看到自己以後可發揮的潛力,那才是較佳的行銷意義!所以兩年後作大調查時,希望 所有基督教出版社、書房都能大力配合。 最後一天上午,請吳獻章老師、楊寧亞牧師、朱摩西弟兄談「教會牧養對屬靈書籍的需要與配搭」。由於召會的朱弟兄談得太好了,他從聖經的真理出發──神的道興旺,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徒6:7)。召會的每個行動都有很強的聖經根基,讓楊寧亞牧師都想推薦以這次主題再辦一次牧者研習會,他建議請召會的弟兄來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這是非常具體可行的建議,因為召會的弟兄姐妹都會彼此鼓勵閱讀,反觀一般基督徒則較少閱讀,所以讓成功閱讀者的見證來鼓勵 我們,會是極好的建議。主若許可,下次「文研會」舉辦時,希望每個牧者都能排除萬難前來參加。 最後一堂,彭懷冰牧師談「出版傳承」。彭牧師把當初第二屆文研會的心得跟我們分享。他說,埃提阿伯太監的那本羊皮卷,聖經沒記是誰抄、誰送到他手中的,但神必記念這位文字工作者的辛勞。因為這位太監不但自己得救了,還有一大片人也因他而得救。彭牧師回顧這幾 屆的文研會促成幾方面的進步──產生海內外業界對話的平台、業界合作、堂會與業界連結、海內外教會和好。在文字出版領域上,不論是天主 教、基督教,不論是教會、召會,我們相同的地方超過不同的地方,這是合作(和好)的重要基礎。他說,尼希米的修造城牆時,一個都不能少,他要每個人都從自己的房屋修造開始。 最後沈金標弟兄以Power Point秀出第一屆到第十屆的文研會歷史,與歷屆所探討的主題,讓每個與會者都重新再溫習一下,倍感這份工作對自己的價值與意義!下次,兩年後將由香港主辦第十一屆,香港主席池麗華姐妹正式從台灣文協理事長陳敬智手中得到授旗。池姐妹表示,這次台灣以國際級標準來主辦,下次承辦時讓她倍感壓力,所以她請所有同工都能為此代禱。 這次愛筵有四餐,分別由華宣、以琳、救傳、召會奉獻;最後一餐在國際會議廳由召會宴請,我們都同心感謝他們主內的接待。 p.s. 1.  我有幸能參加這次文研會,是我的恩師王偉強牧師兩年前的推薦,謹以此文記念他在澳洲墨爾本的服事。 2.  召會弟兄姐妹學習的讀書精神,乃以倪柝聲收入1/3作為購書之用為學習目標,希望這種讀書風氣也能成為我們的榜樣。 3.  香港啟創公司只派一人來台灣參加文研會,總監官玉華回港後也要向其他九位同事報告這次的心得。希望每位學員都學習這樣的精神,回去後也讓沒機會來參加的人都可以聽到重點與各位的心得分享。